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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首见于法国与美国，不但成为这两国的特色，也为一般西方世界的特色。在欧陆，各地中产阶级都希望建立宪政制度（而且通常是法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经过多次挫败，这希望已大抵实现。在英国，君主权力已被削减几至于零，因此问题便是如何控制长期为大地主主宰（由于狭隘的投票权限制及衰废市镇所致）的国会。1832年，由于受到革命威胁，为贵族控制的国会通过一项激烈的改革法案，废除衰废市镇选举制（the rotten-borough system），并且允许有中产阶级财产水准的人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使上述目标得以达成。每当贵族的抗阻因为某种缘故而无法克服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就仿照法国以及美国革命的办法，诉诸群众。迅速成长的民主运动受到功利主义领袖人物的支持，上层阶级对此运动的恐惧与英国通过改革法案有很大的关联。然而，中产阶级真正想要的却不是多数统治的胜利，而是要制定一种有所限制的宪法，使他们即使不做主宰者，至少也拥有权力否决他们不想要的法案。他们愿意为宪政政府的原则奉献精力，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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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运动的立场来看，这些安排可以说是适当的，但是他们对近代政治问题却不曾提出终极的解答。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的终极目标和中古时代教士的目标一样，要在国家权力的运用上加上制度性的约束。中古时代的解决方法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当时教会是囊括一切的组织，有能力将整个基督教社群的力量动员起来对抗王权的弊端。假如国会要和教会一样有效地控制近代官僚体系的活动，就必须具备和教会类似的地位而成为整个世俗社群的代言人。但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即使是后期的宪政主义，也不曾为这个目的的实现奠定足够的基础。中产阶级或许能满足于建立有限政府，以保障自由市场，但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消极的概念对具有强大潜力的其他重要群体并没有强烈的吸引力。条件较差，在个人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无法飞黄腾达的人，几乎不可能牺牲自己来护卫这类制度。法国的中产阶级王室很快地在1848年就被推翻，拿破仑三世也轻易得到群众支持建立第二帝国——这些事实显示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整个架构是建立在危险而狭隘的基础上的，启蒙运动的理念虽然宣称是为了全人类，但基本上所表达的却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而非公意。宪政政府的运作只要还受这些理念的束缚，我们便永远没有机会使国会变成制衡官僚权力的有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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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经验虽然都有其限制，却仍有价值，因为它们为近代民主政治的演化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卢梭虽然比当代大多数人更早看出有必要寻求一个包罗广泛的公意，但却想不出实际的办法来实现。继承他的宪政理论家或许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无意识中却已经指出一个解决之道。卢梭曾经指出，假如少数人（如雅典的奴隶）受到多数人的强制压制，公意便无法运作。在君主复辟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有可能大权在握的贵族势力威胁，因此他们必须领头为政府的行为划定界限——例如中产阶级与贵族都认可的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禁止政府从事众人不同意的活动。卢梭意识到公意必须与整个社群的共同利益相符合，因此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等量的角色。中产阶级必须与土地贵族合作的事实，迫使他们鼓励两院制国会的建立，双方都在国会中取得代表权，凡事也都必须通过令双方满意的协商才能进行。通过政党的领导、国会中的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由经验中发现的方法，人们渐渐学会把不同利益汇合为有效的国会多数，并（通过预算以及其他程序）加以运用的艺术，而形成对官僚权力的有效制衡。由于政党领袖在国会中的地位取决于选区中的胜利，因此他们必须巧妙地协调选民，把不同的群体组织起来，支持彼此皆可接受的人选或方案。社群中的贵族与中产阶级群体必须找到一个使双方满意的基础，最初的目的虽不是为了创造囊括整个社会的公意，却提供了一个机会，发展出一些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利用的理念与制度。日后，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次第觉醒，迫使政府把参政权扩张开来，这时人们就可以应用先前累积起来的协商与妥协艺术，顺利地将这些群体纳入议会制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的架构之内。如是，早期设置宪制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创造广泛公意的基础。导致这个结果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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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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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便是农民阶级的觉醒。我们已经讨论过，贵族对中产阶级要求的巨大抗阻力量与自由宪政主义的兴趣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个抗阻力量便是所谓的“保守主义之反动”的政治运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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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最初也无意建立宪政政府。他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中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以保卫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他们深信，农村社会的需要与利益即人类的福利，因此，和开明专制论的倡导者一样，想要通过专制权力的运用把他们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他们最后之所以接受议会制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宪政主义，而是因为无法达成最初的要求。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贡献固然非出自己愿，却一样具体有力。他们启导农民阶级去抗拒启蒙运动，唤醒了社会中一群重要民众的政治意识。随着中产阶级的觉醒，保守主义的反动也迫使人们面对下列问题：如何创造基于复杂社会公意而非单独社群意志的世俗社会。这就是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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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保守主义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那几年。截至当时为止，土地贵族仍然只注意世袭统治阶级的特权与义务，他们觉得地位还很安稳，所以纵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以玩忽的方式控制文学世界。他们多半都过于忙碌或过于自信，只要不干涉到惯有的生活方式，根本不会想到介入政治纷争。但革命一旦发生，这些贵族中的才干之士便开始发挥各人才华，处理理论性的问题。早期法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位倡导者迈斯特以及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都是四十出头的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直到革命发生之后，才突然被人从原来的职位（世袭的小公务员）拉出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共同特色。同样的，原为英国议会寡头执政成员之一的柏克（Edmund Burke）也要等到革命危机发生时，才以61岁的高龄抽空致力写他的第一部广泛的政治哲学。一旦他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便能轻而易举地对启蒙运动哲学提出挑战。他们的努力立刻奠定了基础，使保守主义者能够重申其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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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领导人物虽然都出身贵族，但是他们却能替一群比世袭统治阶级为数更多、更为重要的社会群体说话。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是都市环境下的产物，从未曾真正体会到农民的需求与抱负。另一方面，大部分贵族却都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和农业社群中的其他成员享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与经验。的确有些贵族由于“遥领制度”（absentee ownership）的习俗，已经和农民失去接触。在遥领制度的弊端充斥之地，对贵族地主特权的敌视为农民与革命的中产阶级的结合提供基础。但大多数贵族仍然是活跃的农场拥有者，在地方社群中拥有良好的领导传统。在法国，王室的政策强迫重要贵族远离其庄园，但即使如此，在旺代（Vendée）等地，士绅仍然有办法领导农民对革命群众做顽强的抵抗。在别的国家，有比率更多的贵族能对地方发挥影响。由于此时农民在欧洲人口中占大多数，任何人只要能把他们组成活跃的政治力量，便能拥有厚实的力量。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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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群中其他成员的立场来看，中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缺点是它有破坏社会生活惯性基础的倾向。通常人类行动的基础是习惯而非选择。学习以新方法做新事情是一桩困难的事，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太多此类工作。革新必须抛弃既有的习惯，因此是痛苦的。在启蒙运动享乐主义的盘算中，这个特殊的成本因素被忽略了。举个例子来说，革命的立法者笃信十进位制的合理性及单纯性，所以敢强迫民众采用新的公制度量衡、十进位的货币制度以及人民不熟悉的共和国日历，而不会感到任何不安。开明的经济学家只关心技术进步的利益，所以也愿意让新生产方法的发现者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立即剥除较缺乏效率的生产者的生计，而不给予任何补偿。对中产阶级中较聪颖、较具适应能力的人来说，变革的成本和利润相较之下并不显得过多。对于那些必须承担变革冲击的人而言，情况却极为凄惨。一般人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不可能完全适应。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弱点便是没有察觉到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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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是当时社会所有成员里，受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中无情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毒害最深的人。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计算与社会的流动性，这是都市经验而非农村经验的反映。人们在国际交流与时尚变迁的环境中，学会针对新思潮做自我调适，并且设法使自己的劳力适应浮动市场的需要。在一个人际关系疏远、漠然的世界里，人比较能自由地遵循个人自利的指示，决定自己的行动。对都市人来说，建立在斤斤计较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理念并非全属虚假。但应用到农村社会时，早期自由主义的“预设”（presupposition）就极不切实际。十八世纪的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宁静的乡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了解应付不熟悉的问题。他们一心一意，用传统方法培育传统的作物，无法针对浮动的经济调整劳力。他们直接醉心于某种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生活，以耕耘特定的土地来维持生计，因此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移动，寻求有利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他们无法从机会中获利，反而蒙受动态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利。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制造方法，从而摧毁乡村的手工艺产品。同时，外地的输入品也可能突然流入，以低价夺取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架构内，不可能对这些损失做任何补偿。因此，启蒙运动的哲学在表达都市利益上，虽有其价值，却绝对与农民的需求、经验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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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任务便是要抗拒都市进步主义的力量，维护农村生活的传统价值。保守主义者唯有否定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概念，主张“社会稳定是人类福利的要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在这方面做得最深入的是博纳尔德，他的《权力理论》（Theory of Power ）一书以较激烈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宣言而享有盛名。这本奇特的著作采用抽象与“伪数理的”（pseudomathematical）论辩方法，和当时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历史经验主义”（historical empiricism）不同，而比较接近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这个方法的前提却与十八世纪哲学家所采用的不相同，因此也导致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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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尔德接受享乐主义“幸福乃世俗生活之目标”的观念，企图阐明幸福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反映。接着，他就像牛顿式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以理性、自信的态度描述缔造静态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个图像虽然很像法国旧王朝（ancien régime）的翻版，却已经完全没有法国旧王朝那种动态的特色。他认为，所有的社会与政治关系都必须以严格、广泛的社会阶级制度做基础，以便所有的功能都能世代相传地延续下去。商业与工业因为内在的动态性质所以要加以贬抑，而鼓励农业。社会政策应经过精确估量，使人口数停留在一个最适当的不变水准。“权力均衡”的原则必须维持，使静态的社会永远不受国际情势变迁的影响。博纳尔德相信：只要把完全理性化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应用，我们就可能永远把社会维持在一个绝对静态的情况下。这就是他对“如何使人类幸福臻于极致”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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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强调“稳定”（stability）的重要——作为这一点的指标，博纳尔德的作品饶富兴味，但却太过极端，无法产生影响。一般民众即使是面临迅速变迁的情势，也往往会执着于他们生长的时代观念及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为了使群众愿意聆听新理念，我们必须以一种对既有的思想模式破坏最少的方式来介绍这些理念。启蒙运动的成功是因为大多数理论都是对熟悉的基督教学说的再诠释——启蒙运动之后的理论若不能以类似的方式对启蒙运动的学说重新诠释，就绝对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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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发生时，“进步”理念已主宰人心数个世代之久；受过教育的人绝少不受其影响。此外，由于科学以及一般学术的持续发展，在未来许多世代，“进步”理念似乎也不太可能丧失其影响力。有些人或许会拒斥启蒙运动极端革命性的乐观主义，或是慨叹过度变迁引起的骚动，但是启蒙运动却给人一种战胜自然环境的希望，这希望引人入胜而难以轻易抛弃。在这些情况下，保守主义者的唯一希望便是把“进步”理念化为己有，然后再从保守的方向为它做重新的诠释。博纳尔德并未做到这一点，因此无法建立具有影响力的近代保守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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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熟悉乡村生活的人来说，了解“进步”的最简单方法便是拿有机生命的成长做比对。在大城市的人为环境中，杂货摊上便卖有苹果，大多数的东西也都可以买到或按照人们的特殊要求制造出来，人们自然会相信没有任何事物是超乎技艺高超、具发明天才的人力之外的。最原始的“进步”理念便是这种都市观点的表达。然而，在乡下自然环境当中，人类行动的潜力却较受限制。鞋匠一定要在找到顾客后才开始做鞋子，而假如这位顾客急于取货，我们也无法教这位鞋匠不要工作过度。农人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耕耘，而一旦播种，他便找不到任何方法使作物在其固定季节前先行成熟。发明家在完成机器的设计后，可以教人立刻把它做出来；家畜蓄养者却必须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才能想出改良某一特殊牛种血统的方法。农夫更无法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环境——他们只能配合物种内在的发展法则协助它们成长。农夫从先人种植的葡萄园或果园中摘取果实，并且种下新树苗，但却可能一生中都等不到收获的季节，因此农夫仍学会从世代生生不息的合作之角度去看人类福利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进步不是突然的变革，而是逐渐的累积。因此，农村的经验遂导致一种有机生命成长的概念，此概念与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机械化的理性主义”（mechanistic rationalism）不啻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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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理论的功能便是以有机生命观为基础，重新诠释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念。最能洞察这个事实的理论家是迈斯特与柏克。他们两人对身处的时代的进步精神都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这是和博纳尔德不一样的地方。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柏克任立法之职，表现出谨慎、有毅力的改革者姿态。他在演说中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和解，被看作美国革命的支持者。同时，他在有关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审判中（这次审判是一系列试图纠正英国在印度行政措施的第一遭）也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迈斯特先前的事业虽然不如柏克辉煌，但是他的著作也同样具有一种温和改革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震怖于启蒙运动之革命的极端主义，两人都成为早期活跃的反法国革命者。他们两人在同一年以完全相同的标题各出版了一部书，表达对当前法国情势的关切。两本书的观点并不尽同。迈斯特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思想家，持有正统天主教的自然观与人类命运观，而柏克虽然也受到一些宗教影响，却站在纯粹世俗化的基础来阐述他的思想。但在批判启蒙运动的精神时，两人都以极流畅、动人的语调引述了有机生命的进步观。因此，他们乃成为早期保守主义反动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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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论辩以对抽象、“伪数理”理性的全然拒斥为出发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依牛顿物理学之例而认为：我们只要应用少数几个由理性直觉体察出来的法则就足以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农人受无法预测的风雨、洪水变化的左右，被迫去面对个别生命机体的特性，因此比一般都市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观点中隐含的“过度简化”的问题。所以，当迈斯特与柏克向十八世纪思想的理性化假定提出挑战时，他们是在向一个重要的人类经验的领域提出诉求。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与自然都极其复杂，没有任何人的心灵能够了解某一特定行为的全盘后果。基督教神学一向教导人说，人是脆弱、不完美的生灵，仅凭一己之力绝无法了解上帝安排的宇宙秩序。不论是明示（如迈斯特所论者）或暗示（如柏克所论者），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都是对基督教人性观的回归。但是，两个人都认为较明智的方式是把理论建立在经验而非教条的基础上；实际上，人类绝对无法把改革行动建立在抽象的一般性原则上。他们更进而预测，革命运动一定会产生一些连自信的革命者都无法逆料的后果。这些预测当然不全是幸运的。迈斯特曾经以“太多考虑、太多人为因素”为由，否认一国首都的建立可预先筹划，而以一千对一之比邀人打赌，认为当时正在筹划的华盛顿市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所在地。然而，如果说保守主义者在否定理性计划的可能性时，观点过于极端，他们的立场至少还能用来纠正过于夸张的革命乐观主义。启蒙运动的哲学高估了抽象理性的能力，近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挫抑这种自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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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这种攻击，却不曾否认进步性成就的可能或重要。柏克与迈斯特虽然都确信人类的心灵永远无法把宇宙化成一个可以了解的体系，但却坚信经验性的行动绝对有其价值。他们和一般开明的哲学家不同，有丰富、直接的政治经验，这一点可能和他们所持的经验的、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观点有某种关联。根据他们对人性的分析，人类成就的基础是“对实际问题所做的实际反应”。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许多特殊的难题。通过对本身直接环境的密切了解，经过“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而求取答案。如果这个解答禁得起时间考验，就被当作行为的一般准则。这准则经过邻人的模仿，再传给后代，就结晶成为传统。传统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解决问题之道，人类才能集中精力解决新的困难。既然人是脆弱、不完美的理性动物，无从明了任何行动的真正因果关系，因此每一个个别的步骤便都是缓慢的、试探性的。如是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渺小的发现累积成可观的整体。由于体会到未受节制的情绪造成的不便，人类渐渐发展出礼仪及道德习惯。不断的发明使人发展出文明的各种艺术。迈斯特与柏克大体上同意十八世纪时认为“进步是历史的正常趋势”这一主张。他们和启蒙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坚持达成进步之成就的工作是“实际的体验”，而不是“抽象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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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的重要，因此能以“进步”理念做基础来攻击启蒙运动的精神。只要人们继续从机械主义的角度看社会，革命的极端行为在逻辑上就不会有任何的界线。如果表匠有更好的技术和设计能力，就没有理由不立刻把旧模子撤掉。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对改革持乐观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就像手表一样，是静态的机械性组合，随时可以按照人的理性意志修正。然而，假如文明是传统渐进的累积的结果，我们应当立刻明白：了解历史的正确线索是与有机生命之间的比照，而不是机械主义的类比。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历经几个世代的过程，正如动植物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协助其成长，但却不能强迫它超越本性的范围。既然这个时代的技术与智慧无法取代过去的成就，“进步”便有赖传统的延续。社会改革者也和有良知的农夫一样，永远都将设法改良在他呵护下的有机生命体。迈斯特和柏克都承认现存社会状态有不完美之处，但消除弊端则有赖耐心地努力。根据他们的看法，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脱离正轨，是因为革命者想要把社会变迁的步调加快，而无法与传统的持续性相容。有经验的牛群饲养者都明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牲畜，将会为整个牛群的生命带来灾害。同样的，急躁不耐地干涉社会的传统结构也会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的生命体充其量也只拥有一种不安定的存在，几分钟的时间便足以砍掉一棵百年老树。由于误信不切实际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革命的哲学家正想砍断文明的传统根基。革命者对过去的成就只加以破坏而未协助其发展，不仅威胁到人类进步的速度，而且会造成退化，使文明唯有再历经几个世纪才能复原。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革命乐观主义给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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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长的概念（the concept of organic growth）也和稍早的机械化的理性主义一样，植根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但是它的吸引力却超出了该阶级的界限。法国革命走极端的现象不仅使农民怀疑、嫌恶，社群中其他大多数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群众丑陋的暴力恐怖行为使每个地方智虑深远的人都开始害怕放松传统道德束缚的结果。拿破仑战争的残酷事实代替了在人世建立天堂的梦想，理性评估力量有限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人类的知识、道德能力产生新的怀疑，而必须对人性阐释。保守主义者的“进步”学说正是针对这种需要而发，对西方思想的“前提”造成了迅速而且恒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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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左右文艺界；撇开这个运动的其他意义不谈，它本身就是保守主义革命的典型反映。古典文学的基础建立在牛顿主义的原则上，认为艺术是“普遍性法则”（universal laws）存在的例证。根据古典批评家的说法，艺术家的任务是选取经验的素材，加以阐述、表达，创造出合乎艺术完美规则（抽象而且可以由理性加以验证的）的典范作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坚持认为每个生命都有权依循本身的特殊法则来表达自己。他们的先驱者想要发现普遍的真理，分析典型的行为形式，但是他们却强调性格的独特性及个人性。古典的悲剧作家把历史当作表达爱与责任的冲突等恒久问题的方便工具，浪漫主义者则不同，他们为“过去”而珍视“过去”，试图重新捕捉另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民族的独特风味。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小说以温馨的笔调重创骑士风尚盛行的时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产品。浪漫主义者抗拒古典世界中理性、一致的表象，渴望一个缤纷繁复、充满无尽生命的宇宙。有时这种态度会直接导致保守主义的结论。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便以王室与法国历史光荣间的浪漫联系为由，支持波旁王朝的复辟。浪漫主义者即使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强调个人及历史的独特性也助长了保守主义者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攻击。因此，浪漫主义的胜利间接但却有力地巩固了保守主义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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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兴起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也有几乎相同的效果。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对历史采取的态度和古典的悲剧作者十分相近，他们深信自己已拥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因此不认为历史能被了解或值得珍视。他们认为历史是一个方便的仓库，其中堆满样品与警戒人心之物，可供偏离理性正轨的人参考。他们漠视或谴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如充满宗教偏执和其他不开明行为的欧洲中古时代。然而，就在十九世纪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一种对历史（尤其是中古时代）的不同态度开始出现。由于受“传统的持续性无比重要”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发现：对历史渊源做同情的研究可以增进对许多问题的了解。德国法学家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者之一 ）对拿破仑法典中的革命理性主义深感失望，乃以毕生之力研究近代民法的发展史。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学者为了说明某些特殊制度的必要性与特性，开始寻找不同国家、阶级、思想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历史先例，而为近代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借着比较历史法，学者们成功地把语言学与地质学提高到精确科学的地位。这个运动在1859年达到巅峰，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说明各种曾经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固定生命形式，其实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到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经验主义”已经很肯定地取代了“机械化的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盛行的思想模式。从此以后，进化式“进步”观便一直在西方的知识生活中扮演主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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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进步”论基本上并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它的目的和启蒙运动哲学一样，是要以某种形式界定社会不可让渡的权利（inalienabe rights），以抗拒任何形式的政府对权利的侵犯。保守主义者由于有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的社会观，对政府行为适当范围的看法和早期自由主义者是不同的。启蒙时代的人认为个人是进步的真正泉源，为了组织社会，人类唯一需要的是容许个人随意施展才能的自由市场制，政府的活动应局限于对这个制度的护卫上。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则相信“进步”的主要媒介是背负传统色彩的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在他们看来，要组织真正进步的社会，人类需要的并不只是单一的自由市场制，还必须维持各种传统组织（associations）的存在。保守主义政府的真正功能是维护并促进这些结社组织的成长。这虽然可能会牵涉到范围比较大的（相对而言）“积极的政府行动”（positive state action），但传统主义却同意启蒙运动哲学的看法，认为人类福利的主要来源是“社会”而非“国家”。保守主义者也和中古二元主义的阐述者一样，支持一个其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权威之利益的自主性社会阶层（an autonomous social order）。如果这个阶层的利益能够受到适当的考虑，则从逻辑上来讲，政治组织的特殊问题便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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