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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60 然而，这种方法最后却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政治经验中造成危险的裂缝。对西方世界来说，十九世纪末期是一个向宪政民主制度快速进化的时间。根据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所有殖民地的子民应该同时接受议会制政府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有人做过一些尝试，有的比较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不幸的是，教育性的监护要求落后地区的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与将权威完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做法不能相容，因为这些政府若完全反映地方的意见，势必会采取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所不能接受的政策。当时，许多欧洲人所持有的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观也加强了自由主义的迟疑，而不愿意让殖民官受法律或民主原则的约束。因此，殖民主义尽管在散播科学的健康观念、工业效能和其他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等事项上有许多价值，但在训练臣属人民，使人们熟习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却乏善可陈。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以议会制政府的形式传授某些经验给殖民地人民时，往往会造就一批当地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对欧洲的导师亦步亦趋，自觉比不识字的同胞更为优越，因此也有权漠视那些在当时恰好比他们更落后的人的意愿。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在受迫害的土著心中引起一种报复性的种族敌对感，更和民主原则的教诲不能相容。因此，当日渐加强的政治成熟度导致殖民地民族的解放时，这些民族的政治发展却很少依循自由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即使是通过最有自由心态的殖民官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已被说服，相信少数开明之士暂时或永久的领导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是将近代工业技术资源，交由一些政治思想、制度与近代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人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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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62 如果圣战传统的影响只限于殖民范围以内，那么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终究是有害的，却不会这么快就被人觉察到。殖民世界虽然涵盖全球实际人口与潜在资源的大半，但工业技术的优势仍然使西方大权在握。可是，最早表现在殖民帝国形成上的态度同样也能影响西方世界自身的行为。在中古时代，基督教世界圣战动力不仅用在对付外族的异教徒，同时也被用来对付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s，十二至十三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阿尔比地方的教派，其说含摩尼教二元世界观，并主张禁欲 ）和其他内部的宗教敌人。中古时代的基督教虽然在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工具是说服而非强制力，但是，天启信仰却使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地方的人所犯的错误。在近代，基督教说服与强制传统间的冲突，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世俗领域。近代自由主义强调“同意之治”（government by consent），这一点虽然与基督教在布道方面的传统一致，却也无法完全克服圣战传统的影响。西方人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正确性（rightness）有绝对的信仰，因此在海角天涯建立殖民帝国。同样的圣战精神用到西方世界自身，就造成了极权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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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64 十九世纪末，宪政民主制虽然从外表上看来极具生机与活力，却仍然是西方历史中一项比较晚近的不安定的发展。作为基督教传统的世俗支流，启蒙运动的哲学、保守主义的反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天启信仰的姿态出现。这三种学说的最早支持者都认为，只有他们才了解通往世俗天国的道路，因此都不愿意对对立的观点做任何妥协。议会式协商的必要性与实际的好处，虽然逐渐使多数人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地接受宪政民主制，但是在每一个阵营当中，都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少数人认为这种投降的行为是叛逆。在议会协商的状况下，比较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人特别容易维持未受污染的天启信仰，并且设法将这套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对愚昧的同胞所持的态度和殖民官对愚昧的非欧民族所持的态度类似，而二者意识形态的发源也相同。这就是独裁政治对宪政政府的挑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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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66 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也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一样，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暂时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殖民是教育的权宜之计，最后是为了解放落后民族的看法，大抵相同。相信种族或文化精英的永久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则与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类似。这种雷同的现象到底有多少是殖民理想对极权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有多少是共同根源独立衍生的结果，实在难以论断。在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法西斯主义者刻意仿效殖民主义的模式。但就共产主义而言，此种关系似乎就没有那么直接。虽然如此，极权主义运动却直接、间接地在西方世界四处传布近代自由主义倡导者特地保留给非西方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殖民责任的竞争，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形式出现，将双方的角力延伸到西方文明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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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68 永久的种族独裁论（theory of permanent race dictatorship），最后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反动中无足轻重的阶段。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足以防止欧洲出现“阶级制度”，但是，血统的观念仍然在较古老的统治阶级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与家族谱系的关系（更不用谈他们对养狗、育马的兴趣），王室与贵族都熟知血统可以证明一切的观念。长久以来，优越的血统就是他们的统治被民众接受的一个基础。当法国大革命向这种权利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天生自然的秩序遭人任意破坏了。保守的政治家即使迫于实际需要而进入民主政治的竞技场，他们也绝少对新的政治体系产生真正的热忱，因为在这个体系下，豪门世家的子弟获取天生卑微者效忠的办法是殷勤取悦而非命令。许多贵族因为不愿让步而置身事外，对宪政民主关心的问题毫不过问。于是，血统的观念使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近代自由主义更加疏离，反而易于接受建立在种族优越观上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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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70 比较早期的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理论家，仍然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强烈影响，因此比较少用种族主义的理论护卫自己的立场。一般而言，他们对自己主张的辩白，主要是基于“上天选派”（divine election）与“传统惯例”（prescriptive traditionalism）。但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守主义已在戈比诺伯爵（Count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东方学专家、作家 ）的手中发展成羽翼丰足的种族主义理论。殖民扩张行为造成的一个科学性副产品，是对语言科学有了严肃的兴趣。对近东与中东民族愈发了解的结果，使西方人发现，这个地区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和欧洲的主要语言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广布各处的现象暗示出，所有这些语言都可能是由一群北方蛮族原先使用的语言衍生出来的；这个假设的蛮族被称为“雅利安人”（the Aryan race），由于东征西讨的结果，他们早在史前时代就成功地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依据“印欧语区的各种文明都受雅利安人影响”的假设，人们自然会推得这样的结论：雅利安人必定是一个特具天赋的民族，远比受到他们开明统治的南方民族更优越。十九世纪，北方民族优越说（Nordic superiority）的最大影响是使西方——因此也是北方民族——的种族主义殖民论如虎添翼，并消除殖民者的不适应。但到戈比诺手里，它却变成欧洲本身保守反动的辩解。西方大多数的王室与贵族家庭都是（或号称是）在黑暗时代从北方南下，瓜分罗马帝国天下的蛮族后裔，通过不断地通婚，他们保持了纯正的北方血统。由于北方血统天生要优于南方，而且只有北方血统才能造就天赋奇才与推动文明，所以传统统治阶级的解体，就是世界文化的最终毁灭。为了人类本身的利益，贵族就应该维持种族的纯正，并且对任何使他们屈服在卑微民族膝下的政治制度采取强硬的态度。戈比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却已经显示出人们将如何利用保守的种族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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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72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上阶层也有些人渐渐倾向种族主义的强硬立场。这一群人在开始攻击“旧制”的各种束缚时，他们的政治哲学还有强烈的平等意味。但是，经济放任主义的胜利却造就了工商业的贵族阶级，这群财富贵族在实际上往往成为世袭权贵，许多人又通过通婚或其他方式被旧日的血统贵族同化。后来，当社会民主主义起而向上层中产阶级的地位提出挑战时，他们的反应大抵也和早先的统治阶级对中产阶级革命所做的反应一样。启蒙运动的哲学虽然坚持所有的人都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又教导人，在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体制下，竞争所获的最大报酬应该属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经过两三个世代的连续成功后，较发达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很容易相信，他们特有的才能就像诺曼人的血统（Norman blood）一样，世代相传，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纵圣明，应该领袖群伦。他们认为，社会性立法损害到他们的地位，使失意者受惠，是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应当竭尽可能地抗拒。由于宪政民主制意味着社会性立法，因此越来越难被态度较强硬的中上阶层接受。这种情况使他们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另眼相看，因为种族主义证实他们比一般人优越，使他们有理由反对议会制政府中的民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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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74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最成功地迎合了对这种学说的需求。由于找到历史传统去证明“商人比他的同胞有更多北欧人血统”的假设，所以斯宾塞如果也和戈比诺一样，赞扬雅利安人的美德，将是徒劳无益。但是，达尔文式的天演论却使他获得另一个支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假说主张：从低层到高层的动物生命形式的进化，是普遍的生存战争所造成。在竞争的压力下，低劣的个体与种族消失，成功的敌对者则继续生存、繁衍下去。基于“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有系统地铲除谋杀、窃盗和其他的竞争行为，却和大自然一样，有能力选择良种，淘汰劣种”这样的假设，斯宾塞能充分说明，成功的商人和较不成功的同胞比起来，不仅富有，遗传因子也比较优秀。有的人以较高的才能获致赀财，又能因此生育后代，承继父母的优秀特征；能力较低的人则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并使子女病死或饿死的机会大增。即使是借私人的慈善行为去干预这个天择的过程也是危险的，用社会性立法去干扰，更会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造成灾害，因此，绝对而毫不妥协地拒斥社会民主制度的主张，不仅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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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76 类似戈比诺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虽然使上层阶级加强了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抗拒，但却没有立即形成有力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近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造成的。我们在前文中已大略述及，十九世纪的许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拒斥当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与前提，只要他们甘心退隐到自己选择的波西米亚式环境中，他们的不满就不会对政治的路线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就像卢梭一样，被既存社会秩序拒斥的感觉，不仅使他们萌生退隐之念，也不断激起他们对革命行动的渴望。系出名门的感觉曾对上层阶级产生莫大的鼓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类似的感觉，却自觉优于常人。对天才的浪漫崇拜使人们认为，有优越艺术与文学天赋的人，可以完全漠视一般的标准与习俗，这一点使他们深信，世界的其他部分只不过是让他们满足本身创造潜力的素材而已。宪政民主制度的平等思想太浓厚，和这样的看法不合，所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最乐于参与反民主的运动。他们企望通过不受约束的政治领导权来表达自我，这使他们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最有影响的前驱。他们的影响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主力，而列宁（Lenin）、墨索里尼（Mussolini）、希特勒（Hitler）等人，也为极权主义运动提供了相当大的领导力量。由于迫使没有教养的低劣人等屈从在极权主义之下，这些波西米亚世界的人借此满足了久为人忽视的社会优越感，他们的作为有效地破坏了近代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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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78 从一开始，波西米亚世界里的人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卡里斯玛式领导权”（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观念（“卡里斯玛”为Charisma之音译，指特具神赐天赋，而能引起大众狂热崇拜与拥护的领袖人物 ）。这是他们的理论和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最不同之处。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优越，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因此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另一方面，浪漫的天才崇拜多半都非常不平等。作为一个阶级，有才华的波西米亚式人物虽然可能比一般没有教养的平庸之辈更优秀，但是他们却愿意承认自己比禀赋特异的人物低下。有影响力的文学或艺术界人物往往需要一群仰慕他们的党羽围绕在身旁，而这些党羽则狂热地对心爱的主人歌功颂德。在竞争极为强烈的波西米亚世界中，人的声望大起大落，因此攀附一个有声望的领导人的骥尾是生存的条件。对立的天才人物身边各有党羽，彼此攻伐不断，这是波西米亚式人物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兴趣，他们的政治观也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去发掘真正伟大的人并对其效死命，同时也要迫使敌对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和漠然的平庸之辈承认这种人的天才。因此，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愿意接受“卡里斯玛式领导”的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成政治的正常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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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80 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著作对浪漫的天才崇拜的政治含意，有最典型的表达。在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人比他对西方文明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怀有更不妥协的敌意。根据卡莱尔的理论，所有历史上的成就都是某些个人的活动造成的。这些人伟大不凡，能够看穿过时的法律惯例的空洞虚矫，同时又活力十足，能够迫使漠然、卑微的群众接受他们具有创意的远见。资质较差的人只有接受英雄的指导，并且尽力参与历史性的创造工作，才能分享他们的伟大。卡莱尔是苏格兰人，祖先有强烈的加尔文信仰，对他来说，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安逸，而是要从事严酷、不间歇的工作。由于只有伟人才有知识与道德活力，去迫使人跳出日常的慵懒情境，过一种奋发向上的生活，所以也只有伟人有权统帅群众。宪政民主制度鼓励卑贱的多数人屈从自己好逸恶劳的本性，而不鼓励他们接受高贵严厉的领导，是腐败、无可救药的。所以对卡莱尔来说，十九世纪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摧毁民主邪说的虚伪与诡诈之言，从而使大众恢复对英雄应有的敬爱，因为这些人将不断地决定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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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82 但是，仅靠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卡里斯玛式领导”之美的钦仰，并不能使这种领导成为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人们逐渐习惯于民主正当性原则的世界中，这么一点点人的思想，如果没有相当多数的群众的支持，势必无法获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势中，我们不能立刻找到这种支持。大多数人在参与议会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个差强人意的范围内，他们可以渐渐达成政治目的，这使他们迟迟不愿意放弃近代自由主义的做法，而将自己置于绝对、无法控制的政治领导形式下，任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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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84 然而，由于议会制政府的性质使然，往往会将利益做不平等的分配；依协商原则行事的政府，对那些刚好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的人比较有好处。在一个由互相竞争的压力集团形成的世界中，得势的是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组织的社群，吃亏的则是组织能力较差的社群。制造商协会和工会通常都能引起民主的政治家的注意，无组织的劳工和中、下阶级（特别是后者）则比较会被人忽视。每当这种忽视造成特殊困难时（例如在经济艰难的时期），组织较差的群体自然会对议会制政府产生幻灭感，从而去寻求别的伸张权利的方法。对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有效利用议会协商机会的人来说，追随一个无法控制但却可能充满善意的领导人的命令，并且分享其胜利的想法可以变得十分诱人。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在试图赢取群众支持他们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时，针对的就是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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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86 朝这个方向的努力，首先在劳动阶级中有所斩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运动的大部分理论与实际领导行动便从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许多助力。只要工人的组织还不完善，而本身又缺乏可接受的领导人，他们就乐于接受这种免费的帮助。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会制度的成长就会创造一个直接从无产阶级中选拔出来，可以信赖的工会领导阶级。由于集体讨价和议会协商是满足劳动阶级需求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工会领袖逐渐趋保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倾向进化的社会主义观。许多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转变，而且像伯恩斯坦、费边主义者等都在社会民主思想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大体而言，知识分子的态度仍然比工会主义者更激进。由于不愿意和保守的无产阶级共奉一个领导者，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劳动阶级运动上。他们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尽可能使越多的人归到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上。在和工会领袖互相抗衡的情况下，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成为劳动阶级中抗拒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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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88 知识分子与工会领袖间的裂痕，使理论家不得不去发展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只要他们的领导方式能为参与劳工运动的一般人接受，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同时相信革命行动与绝对多数的统治。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就假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在所有比较工业化的国家造成多数的革命无产阶级。然而，经验却显出，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团体宁可选择进化，而非革命的手段，这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就不得不在民主与革命间做一选择了。主张进化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接受多数人的裁决，并且要通过民主的手段达成激进的改革希望。另一方面，激进派则认为革命极其重要，为了达成革命，即使违犯众意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领导的功能并不在动员并激起无产阶级本身的欲望，而是要强迫他们接受革命的行动。像卡莱尔一样，他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驱动力是来自“意志”，而非“必然性”（necessity）。革命的领导一度是帮助颇大的“助产士”，现在则变成积极的历史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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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90 这个“领袖的创造性角色”（creative role of leadership）的观念，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著作中反映得最清楚。索雷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信心，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他轻蔑的看法中，资本家都非常懦弱，宁可让步安抚，而不愿冒暴力尝试的危险。如果让工人自己选择，他们也一样愿意让步，以此来取代革命的胜利。唯一能使革命达到高潮的方法，是设法在“工人——雇主”的协商过程中安排各种人为的障碍。革命的领导应当尝试利用巧妙设计过的宣传伎俩，去鼓舞软化的劳动阶级团体，使其转趋强硬。全面罢工的神话便是索雷尔对这个宣传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他认为，革命领袖固然明白，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罢工的方法推翻，但他们却应当诱使劳动阶级去相信这种可能性。尝试性的全面罢工能够迫使平日胆小、妥协的资产阶级采取压制手段，幸运的话，这种行动能造成不小的流血事件。即使双方的友人与支持者只有少数人死掉，雇主与工人都会被激怒，而不可能再提出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所以，革命暴力本身虽属枉然，却能渐渐腐蚀议会协商的基础，结果会使无产阶级群集在不妥协的领导者麾下，而这些领导者则有足够的冲劲与决心去摧毁自由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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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9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比较少。当然，在工会运动力量特别微弱的地方，像索雷尔这种人的想法确实也能够发挥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在低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西班牙与意大利），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法在议会制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工团主义（syndicalism）便对劳动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由于工会制度成长缓慢，一度，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曾经吸引了很多信徒，特别是毫无组织的移民劳工。但是，一般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相当明显，能够赢得劳工组织的效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但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力量的工会却欣欣向荣，而不愿意纵容自己从事革命行动，以免失去既得利益。对那些梦想要把自己的革命意志强加在群众身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前途似乎并不特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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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94 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行动却比较有机会产生作用。俄国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的国家一样，虽然没有被任何殖民大国同化，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准殖民性的”（quasi-colonial）。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后，俄国政府便为一群贵族精英分子所掌握；这些精英分子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西方人后裔，他们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们的努力使局势切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近代工业的引进造成了工厂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在西化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为数甚少，而俄国政府拖了很久，才对议会制度略为表态，基本上仍然极为专制，所以，在俄国，用民主方法来达成无产阶级目标的机会，也比西欧高度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来得少，这就为革命的领导制造了绝佳的机会。俄国的知识分子固然有支持进化性社会主义的，也有支持革命性社会主义的，但比较而言，不激进的团体的力量却比较薄弱。无能的沙皇专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者曾试图以西方模式的宪政政府来取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却认为，俄国人尚未能接受民主政治，因此，唯一能促成进步行动的方法，便是将绝对的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这一派在当时虽然只占全人口中的极少数，但在列宁有技巧的领导下，却成为密集的战斗力量。几经波折以后，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民主共和国，毫无挑战地成为沙皇政府的继承者。由于长久受到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俄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允诺的自由权利漠不关心，在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下，接受了新政权。就这样，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政府的第一个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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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96 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社会主义理论家乃有必要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大幅度的修正。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索雷尔不一样，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做行动的借口。为配合所处的环境，他们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强调“创造性领导”的重要。马克思虽然承认在阶级冲突的危机中必须要有革命领袖出面领导，但是他的历史辩证观却暗示，只有当多数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使国家消失，这种危机才会发生。这种非政治的立场显然和俄国革命的需求不符。布尔什维克党是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前锋，主要的任务在驱使落后的俄国人去利用甚至创造近代工业经济组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未来许多年内，政权必须由开明的领导者绝对控制，他们将运用纯粹的意志力去弥补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缺憾。这就是说，要将多数的非无产阶级置于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同时要把从历史观点而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内部，承认列宁、斯大林之类的个人领袖的绝对重要性也适合俄国的国情，因为俄国人早就习惯了沙皇的个人统治，却不太适合抽象、非个人的政党要求。如何在不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主义教条的情况下，为这些专制作风找寻借口，是布尔什维克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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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898 “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便是这个问题的解答。“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本身即出自古罗马历史。独裁者原是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共和国利益而设的特别执政官，这个制度非常清楚地指出，暂时的专制统治，对宪政政府的长远目标有所助益。在俄国革命之前，政治理论家很少试图从这个经验中导衍出一般性的理论。为了使殖民地最后采行民主宪政制度，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也暂行专制统治，这虽然也是一种专制，却绝少被人称为专政独裁。在描述“革命后”的劳动阶级统治时，马克思和恩格尔斯偶尔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特别强调。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没有这句话。但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专政的观念却极为有用。它有毫无限制的权力的含义，布尔什维克可以用这个观念为一切压迫手段辩白——为了确定、维持党对俄国人民的统治并维持共产党阵营内的威权纪律，这些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暂时性的专制统治形式，它也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以多数民主为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信仰互相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阶级意识的少数人建立的政权，目的在使懵懂未开的多数人有所准备，能在未来无阶级的社会生活中负起责任。通过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宣扬，“专政”的观念蔚为风尚，成为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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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900 共产主义的专政概念虽然用了新的术语，其实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重申。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认为，非欧民族比欧洲民族落后，因此必须经过一段暂时的督导期（a period of temporary tutelage），以便他日采行自由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它就在“有能力自治”和“无能力自治”的人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这条界线，将全世界开放，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从事“准殖民”事业的活动领域。根据共产主义者的说法，政治、社会的落后不仅是俄国特有的状况，所有的资本主义宰制的国家都是如此，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的工人同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为了铲除这种制度的影响，并且为最终的无产阶级社会铺路，长短不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俄国有必要，在其他各地也一样需要。只有有科学知识、有纪律组织的共产党才能提供成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传播西方文明的成就，并使这种成就更趋完美的工作，一度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现在却成为各个种族内开明代表组成的政党的特权；它不仅向西方民族，也向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暂时性专制统治的好处。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学说中，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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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902 独裁专政的观念一旦经过阐扬修饰，就立刻使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共产主义本身也曾遭遇严重的抗拒。对没有民主政治经验的俄国群众来说，臣服于一个自我指定的党的精英分子的领导或许可以忍受，而且对许多西方帝国主义的非欧民族的牺牲者来说，也可能是对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改善，但这对惯于民主宪政方式的工会主义者（trade unionists）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俄国革命的成功虽然使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更加强化，却没有说服西方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放弃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效忠。不过，在西方却有其他的团体更易于接受独裁的观念。一般而言，中下阶层由于没有能力从事经济、政治组织，一直都是宪政政治中“被遗忘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与工业不景气，使这些人受到与其他组织的人完全不成比例的苦痛。工资与利润虽然多少随着生活水准而上升，但是储蓄和其他中下阶级的财产形式却完全失去价值，或者贬值。这个经验证明了中下阶层的地位并不安全，也使这个阶层中许多人对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恶感。由于对成功的议会行动感到失望，他们开始梦想以独裁政治为脱困之道。他们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但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这些情结大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愿意追随任何一个能以独裁手段保障他们地位的非共领导者。心存不满以及具有野心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经济上和中下阶级同病相怜，所以愿意率先调整共产主义的思想，使能为中下阶级所用。许多理论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最为著名，都是由这些企图造成的。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在散布独裁观念于西方世界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确实比共产主义更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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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904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理论却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和共产主义的原型不同。俄国的革命领袖因为继续对马克思主义效忠，所以一直在宣扬平等是终极性的社会理念，并且把独裁政治看成达到这个目的的暂时性手段。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者则接受稍早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不承认平等是终极的理想。白领工作者长久以来就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劳力者优越，对沦落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极端厌憎。上层阶级的地位虽然比较稳固，但也害怕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那是对他们特权地位的挑战。对这种人来说，维持既存的社会阶层体系是极端重要的事。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独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对抗现代生活的平等化趋势。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不平等的状态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理想。为永久的独裁政治找寻借口，是法西斯主义政治思想中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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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906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把种族优越论接到民族主义的思想上。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多半认为自己的民族有天赋异禀，但是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自由主义信念的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则公然反对此一理论。根据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古罗马与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证明，意大利和西班牙民族比其他的民族优秀，较卑微的民族注定要受他们的统治。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更明目张胆地表达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具优秀北欧血统的人种，有权利、也有义务让所有的国家（包括欧洲以及非欧国家）臣服在一个“主宰种族”（master race）的需求下。血统比较卑劣的种族，像犹太人，就必须被绝对地排除在帝国的顺民社群（folk-community）之外。宪政民主制度承认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参政权，并且允许共产主义和其他的国际主义学说在劳动阶级间传播，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摧毁民主政治，将权力置于血统及意识形态都未受污染的精英分子手中。只有臣服于法西斯党的独裁统治，接受卡里斯玛式领袖的领导，“天选的民族”才能得到力量、纪律，以完成其历史使命。种族优越论本来只用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关系上，现在则被心安理得地用来让欧洲的劣等民族永远受一个“主宰种族”的统治，并且使该种族内较卑劣的人永久臣服于优秀成员的脚下。如此一来，近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终于把种族殖民的学说带到一个合乎其逻辑的结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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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908 和共产主义一样，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也未获得世人的普遍接纳，但是它的吸引力却远比极权的马克思主义来得大。对那些几近绝望的中下阶层来说，身属“主宰种族”以及加入一个永久政治精英集团的想法，都十分令人安慰。小店员、职业人和其他中产阶级的成员对犹太人的竞争有切肤的感受，法西斯运动主张毁灭犹太人，并且使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解体，而使中产阶级觉得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会立刻改善。此外，帝国扩张的远景，再加上扩张能为主宰种族的成员带来无数的行政管理与其他白领工作，更使人对未来充满了野心憧憬。上层阶级虽然对这些运动中所具有的中下阶层性略感不安，却仍然认为这比共产主义以及较具平等精神的宪政民主制度都更可取。在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政治、经济压力的国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则宁可试一试自由宪政主义的功能，而不愿意去冒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未知之险。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几十年中，西方世界许多地方的情况却变得十分恶劣，因此许多人都想尝试激烈的试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确实比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法西斯政权因此确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政权实际上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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