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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欧美作品反而不会把法律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有时候出于“人情味儿”的考虑简直到了无视法律的地步，若以今天中国读者的主流价值观加以衡量，同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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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再如约翰·狄克森·卡尔的《女郎她死了》（She Dead a Lady），这也是一部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品，故事中的凶手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但无疑应该接受法律制裁，然而那位聪明的侦探，虽然破解了谜局，锁定了凶手，也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但也许仅仅是不忍伤害一位可敬之人的心（小说并未明确交代，但给出了足够的暗示），不仅没有检举凶手，反而协助凶手销毁证据。最后，除了死者冤沉大海之外，读者等来了一个简直称得上皆大欢喜的结局。当然，从道德上看，死者也不是全然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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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作家约翰·莱斯科瓦的《枕边嫌疑人》（The Suspect）出版，这部“法庭推理”作品雄踞《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排行榜榜首长达25周之久，书中再三强调了一个或许会令周桂笙等人陷入困惑的主题，即“法律的基本功能不是伸张正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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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桂笙活到今天，或许还会对美国影视作品中屡屡出现的私人执法的主题感到费解。在美剧《数字追凶》（Numbers）里，警察在破案之际终于放过了“侠盗”，不惜存下一桩悬案；《都市侠盗》（Leverage）每一集的片头，男主角都会如梁山好汉一般地交代该剧的主题：“富人和权贵为所欲为，我们帮你讨还公道。”更有代表性的是《嗜血法医》（Dexter）系列，主人公白天是一名爽朗干练的法医，夜晚便在那些逍遥法外的恶人们身上释放自己的杀戮欲望。以上作品，都是在当代美国相当受欢迎的剧集，显然并不受到主流价值观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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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安东尼·福奎阿执导的电影《狙击手》（Shooter）在全球公映，男主角在亲眼目睹了法律对穷凶极恶的权力者无能为力之后，终于用自己的狙击步枪伸张了正义。美国观众喜欢这样的主题，因为正义在法律不及的地方得到了伸张；中国观众似乎也喜欢这样的主题，因为：（1）正义在法律不及的地方得到了伸张，（2）这是发生在外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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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以上这三个例子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19)亚洲国家的通俗文艺虽然也会表现同样的主题，但总会将其设定为“历史题材”。对私人执法（无论是复仇还是行侠）的认同和赞许，在亚洲国家一般被表现为过去时，在欧美则往往被表现为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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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艺是风俗习惯最好的传声筒。在美国的通俗文艺作品里，如此触目惊心地宣扬着对现行法律秩序的大无畏的破坏精神，为读者和观众们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制社会”。似乎遵纪守法的精神不仅不是公民社会里一种必要的美德，反而会成为法制的阻滞力量。而任侠精神，不仅不意味着法制意识的淡漠，反而是死叮在法制背上的一只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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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个人良知究竟应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呢？——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良知可以无视法律，而仅仅意味着：在人们寻求正义的时候，法律手段理所当然地具有优先权，但它既不是唯一的手段，也不是最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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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日本的通俗文艺作品给出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这两种价值观哪一种才是更可欲的，才是更加逼近正义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究竟是可以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呢，还是只能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对两种文化传统报以同等程度的尊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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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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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轻法制而重人情的国家。2009年，德·蒙特出版了《中国心灵：理解中国的传统信仰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意在给学生、游客和生意人提供一个完善的中国文化概览。书中谈到，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往往会令外国人感到困惑，因为直到现代，中国依然没有一部详细的成文法典；虽然若干世纪以来，帝王诰令之类的东西变得制度化了，但是，从不曾有过像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有的那种法典或司法体系。于是，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官员在判案的时候所依据的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习俗与诰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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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当然不合实情，但它之所以尚有市场，是因为它颇合于人们对中国“轻法制而重人情”的经典认识。德·蒙特甚至这样归纳道：“直到近时，中国人的行为主要不是被法律，而是被风俗习惯和哲学信仰所控制的，这与西方的法制传统是如此地不同。”(21)——只有身在中国的人，才会感到德·蒙特关于中国观念里的人情与法制的关系的看法是何等的落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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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2010年发生在一座中国小镇上的一起凶杀案为例。这个案件是在电视节目上被公开报道过的，其主要情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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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名在押犯人给公安机关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了发生在8年前的一起谋杀：一名当时被认为死于疾病的男人很可能是被妻子下毒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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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侦破工作证实了这封检举信的内容，谋杀案的前因后果渐渐浮出水面。案件里的丈夫和妻子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冤家，丈夫对妻子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所以我在这里宁愿略而不谈，以免善良的读者们会因此产生终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妻子离婚而离不得，逃跑而逃不得，只得以非凡的忍耐力挨过逆来顺受的漫长的每一天，直到她终于亲手结果了丈夫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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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俗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8年之后终于真相大白，杀人凶手认罪伏法，此情此景足以警醒世人。但是，当我对照这一案件相关的原始材料，发现电视节目在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或许是出于疏忽，漏掉了一个似乎并非可有可无的情节：妻子虽然只是一名既无文化、亦乏阅历的普通村妇，在实施谋杀之前却也知道向“当地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只是后者似乎颇得宪政精神之神髓，始终拒绝插手“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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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一名农妇来说，这就等于关闭了合法解决问题的所有渠道，那么，除了忍受和自杀之外，其余的选择也就只剩下谋杀亲夫这唯一的一条路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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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名农妇如果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见多识广，应当还能找到其他的不那么极端的解决方案。这当然可以说明教育对人是何等地重要，然而我们当下的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她应该怎么做，她还能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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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更难回答的问题是：该怎么对她定罪并判刑呢？——如果按照德·蒙特对中国法制观念的理解，当所有的同情心都集中在这名农妇身上的时候，“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当真是一种公正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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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一则古代的国际事务作为参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伐陈之后向盟主晋国献俘，晋国对郑国未得盟主号令而擅自用兵的行为颇为不满，但郑国的回答振振有词：陈国之前背信弃义，依仗楚国的帮助攻打我国，所过之处填平水井、伐尽林木；我们曾经请求贵国出面干涉，但贵国不予准许，弊国不敢使祖先蒙羞，只有对陈国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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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国际关系，国际纠纷理应由盟主出面处理，所以郑国在受到陈国的侵凌之后才会率先向晋国申诉，晋国也理应为郑国讨还公道。那么，在晋国置之不理的前提下，郑国应不应该“私自”对陈国用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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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的下文里，晋国负责处理此事的士庄伯无法反驳郑国的申辩，只好向上汇报，请赵文子定夺。赵文子接受了郑国的理由，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郑国对陈国的私自用兵的确是合情合理的，而对有理之人加以刁难是很不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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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在这件事上展现出了如此杰出的外交辞令，以至于连《文心雕龙》都举这个例子作为文辞在实际功用上的一个典范。(24)重要的是，郑国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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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将会面临的问题是：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彼此之间可以构成适当的类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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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p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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