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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一点上，功利主义没有错，错的是诺齐克。那么，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的哈姆莱特，只要能够调查清楚死后世界的真实信息，就完全可以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纠结中轻松地做出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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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过“人可不可以杀人，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杀人”之后，我们该着手于第二个问题了，即“谁有权利为奥米拉斯的那个无辜的孩子讨还公道”。这问题并不比第一个问题更简单些，它首先关乎“同意”原则。我们先假定那孩子已经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智力健全的成年人，那么，他本人的同意就是我们救他出火坑的必要条件。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我们该不该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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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通过暴力方式的话，我们将无法得知他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他被那些留恋奥米拉斯生活的人们牢牢地看守着，不许我们接近半步。现在，给定的条件是：（1）我们完全知晓他的处境与苦难；（2）只有杀掉30名守卫，我们才能见到他，而只有见到他，我们才能获得他的授权或遭到他的拒绝；（3）在这30名守卫当中，有一半的人是被胁迫着执行守卫任务的；（4）我们是奥米拉斯之外的人，当地的福祉与苦难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我们之所以想救他出来，只是出于纯粹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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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加入另一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可选条件：（5）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奥米拉斯类似的城市，城里也有一个无辜者为了我们的福祉而独自承受着暗无天日的、漫长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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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只有两个：去，还是不去。如果选择前者，则还会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可怜孩子面对着我们这群外人对奥米拉斯的入侵，亲眼看到了作为他的看守者的同胞的死，该不该为大义而忍私怨，毅然加入看守者的阵营对抗我们？一旦得知他这么做了，我们是否就应该罢手了呢，因为这是一个拒绝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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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并不全然是虚拟出来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不时出现。《宋史·南汉世家》记载南汉末年，皇帝刘鋹性格昏懦，政治全凭宦官和女子操纵，结果搞得酷刑流行，甚至触犯刑律的人会被投入像古罗马斗兽场一类的地方，与老虎和大象厮杀。苛捐杂税更不待言，刘鋹还在海南岛一带设置媚川都，强迫那里的百姓潜水到500尺以下采集珍珠。如果这些记载基本属实而不含偏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南汉人民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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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宋与南汉并峙的时候，赵匡胤俘虏了一名南汉的扈驾弓箭手官。或许是出于好奇，赵匡胤命人给了他一副弓箭，要试试他的身手。身为皇帝扈从，本当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可这位武官却连弓都拉不开。赵匡胤哑然失笑，便不再为难这位武官，转而问起他刘鋹的治国之道。武官便把南汉的奢靡与残暴一一道来，其内容是如此地震撼，以至于赵匡胤“惊骇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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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南汉是一片太平盛世，赵匡胤会不会放弃用兵之念，这是第九章将要讨论的问题，让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赵匡胤或许会援引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即是每一处正义的威胁。”不过，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库已经足以支持“吊民伐罪”的正义性了。赵匡胤后来确实灭掉了南汉，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假定《宋史·南汉世家》这段记载是准确无误的，假定赵匡胤当时“惊骇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是发自内心的，假定赵匡胤的灭南汉之举确实拯救了那一方之民，那么，赵匡胤的这番作为究竟有着怎样的道德权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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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至少最后一个假定是有些证据的：南汉媚川都采珠而死的人一直很多，后来是赵匡胤废除了这项苛政。还有一个需要确认的前提是：赵宋和南汉在当时是并列的独立政权，即便从古人的“正统”来说，赵匡胤代周立宋不但是叛国篡位，更是欺侮了旧主的孤儿寡母，其道德色彩至少不比南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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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一下：面对赵宋南下的军队，南汉该不该抵抗？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分开来问：南汉的皇室该不该抵抗；南汉的百姓该不该抵抗？——南汉百姓或许不愿为了增加生活福祉而甘当亡国奴，又或许渴望着改朝换代而摆脱暴政的压迫，南汉皇室则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捍卫私人产业，如果子民确实可以被看作私产的话。而事实上，关于后者的争议并不像直观上的那样比前者更小，譬如白寿彝版《中国通史》第七卷“灭南汉”一节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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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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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有着十分鲜明的价值取向，显然认为宋朝一经建立，南汉应该马上称臣归附才是，但缘由何在，书中却不曾提到，或许是将之视为某种不言而喻的真理吧。而这一则“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暗示出来的正义原则会让人们想起威廉·詹姆士的话来：直到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做出论断之前，伦理学是不会有什么终极真理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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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把赵宋和南汉当做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反对侵略战争的话，南汉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或许一直在盼望着能有哪一支正义之师吞并自己的祖国，儒家学者在这个时候是不会反对军事入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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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二战中的日军对中国百姓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感到相当的遗憾。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至少看上去是符合儒家的正义理念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讲道：“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了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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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会抵抗，在这种思路下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统治阶层不肯放弃权力和地位，饱受奴役的平民百姓因为智力、见识，以及受官方宣传伎俩的蛊惑，不晓得日军此来的目的是要“解民于倒悬”——暂且假定这是真的，或者我们把具体的国名替换成不同的编号，那么问题是：自命正义的一方有没有未经当事人许可就以武力相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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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一般并不反对“入侵”，而仅仅反对“占领”。(42)但是，倘若除“占领”之外再没有有效的手段以“解民于倒悬”，这又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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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当代世界主要有两种方案，一是托管（trusteeship），即武装干涉者真正统治了它所“解救”的国家，表现得就像被该国居民所委托的那样，并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或多或少被一致承认的政权；二是摄政（protectorate），即干涉者扶植一些当地的政治团体或若干团体的联合，然后使自己仅保持一种防御的姿态，以确保刚刚被推翻的政权不会卷土重来，以及法律和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如此一来，干涉者虽然有长期占领之实，但毕竟有一天会功遂身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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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赵匡胤深入学习了当代政治哲学，他或许会被沃尔泽的意见所困扰：即便对南汉采取了上述两种方案之一，但其正义性的基础依然毫不牢靠。以武力推翻南汉政权的残暴统治，这或许还算得上是一种人道主义干涉，但是，若持续地干涉下去，以图“预防”南汉反动势力残余的反攻倒算，避免可能发生（当然也可能不发生）的流血事件，这究竟有几分道理呢——正如我们如何为了防止一个人将来“可能”犯下的罪行而预先对他进行法律制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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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南汉当地的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希望赵匡胤的王者之师越早离开越好，他们有自信（尽管赵匡胤并不相信）自己在掌握政权之后，完全能够立竿见影地把局面控制下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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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到了这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似乎已经走得太远了，因为不要说托管或摄政的合理性，就连“入侵”也不是一个看上去多么站得住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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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易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方式是：先以和平手段打破信息封锁，让对方国家的人民获得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让他们知道或许还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44)，让他们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抉择。但是，对方国家针对这一“信息侵略”而采取的“信息防御”是不是一种正当防卫？也就是说，这是不是合乎正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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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争论这个论断的是非对错，无论如何，从中引出的一个疑难问题是：如果对独立主权给予充分尊重的话，那么，打破对方国家的信息封锁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就已经构成了对对方主权的侵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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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主权的侵犯一定就与正义性水火不容吗？或者说，主权问题到底是不是原则问题呢？设想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然村落，你和邻居的关系就相当于两个独立主权国的关系，邻家男人唯一的工作和唯一的娱乐就是虐待妻儿，而且他的控制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致于使妻儿从来都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遭受虐待更好的生活。假定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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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门前雪一般不被看做美德，“主权不容侵犯”的想法在一些时候不仅是道德上可鄙的，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有一则出家人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清心寡欲的世界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势不两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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