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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作为文明社会的精英人物，在吃人问题上和这几名密西西比的野蛮人看法一致。他在后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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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伦威尔时代，有一个都柏林的女蜡烛商出售用英吉利人脂肪做的上品蜡烛。过了些日子，他的一位主顾抱怨她的蜡烛不如以前那样好了，她就对他说：“先生，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英吉利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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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问到底谁的罪过最大呢，是谋害英吉利人的那些人呢，还是这个用英吉利人身上的脂肪做蜡烛的贫妇呢？我还要问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是烹调一个英吉利人做晚餐吃呢，还是用英吉利人做蜡烛在用晚餐时照明呢？我以为罪大恶极的是人们杀害我们。至于在我们死后用我们做烤肉或做蜡烛倒无关紧要；一个正人君子对于死后还有用途并不觉得可恼。(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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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伏尔泰应该能和墨子说到一起，而会被孔孟当做大敌。在推进理性以揭开启蒙时代的时候，理性已经走得过于极端，以致于不近人情了。任何一种思想主张如果想要深入人心，理性上是否圆融无碍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合乎人之常情。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吃人，乃至用人的脂肪做蜡烛什么的，比杀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在这个问题上，甚或在一切相关问题上，是情绪上的厌恶程度决定了道德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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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吃人逐渐被列为禁忌，人们对杀人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宽容。那么，吃人和杀人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呢？试想在一场反侵略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在绝粮的困境下面临两种选择：（1）饿死，随之而来的是亡国灭种；（2）吃掉俘虏来的侵略者，保存生命，继续与敌人作战。如果为了正义的目的可以杀掉敌人，或者摧残敌人的尸体以达到泄愤或威吓的作用，为什么就不可以吃掉敌人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一联脍炙人口的词句难道仅仅具有修辞上的感染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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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设计得更极端一些，把上述第二种选择中的“俘虏”换作“同伴”。那么，为了正义而吃人，无论吃掉的是敌人还是同伴，这有什么不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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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会有人质疑：一旦吃了人，原本正义的目标也就受到了玷污，甚至不再值得维护了。但这样的质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我们正在为“人吃人是错的”寻找理由，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又把“人吃人是错的”预设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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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例子可供辨析和思考。凯撒在围攻阿来西亚的战争中，被困的高卢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于是开会商量办法。据凯撒的记载，这些高卢人既有主张投降的，也有建议突围的，“但最最残忍得出奇、伤天害理到极点的，莫过于克里多耶得斯的一番话，颇值得一述”。这位克里多耶得斯先是以慷慨激昂的言辞唤起了大家的荣誉感，然后建议道：“我要求照我们的祖先跟钦布里人和条顿人战争时的样子做，虽然那次战争绝不足以和这次相比，但当时，他们在同等的饥饿压力之下，闭守在市镇里，就以那些年龄不适于作战的人的尸体维持生命，绝不向敌人投降。即使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先例，为了争取自由，给后世树立这样一个先例，我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件极端光荣的事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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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宁死，也毋宁吃掉自己的未成年的同胞。这无论是在今天看来，还是在当时来自“文明世界”的凯撒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些野蛮而富于荣誉感的高卢战士，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到了万不得已的关头，也就只有采纳克里多耶得斯的这个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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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则吃人案例看上去要文明一些：在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张超固守的雍丘在曹操的围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了。张超对部下说：“臧洪会来救援我们的。”部下不解：“臧洪正在袁绍手下做事，袁绍和曹操却是盟友，臧洪怎么可能做出破坏袁曹联盟给自己惹祸的事呢？”张超答道：“臧洪是天下义士，不会背弃旧恩。我只担心他受到强大势力的控制而不能及时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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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所谓的旧恩，是指自己当初对臧洪有过知遇之恩，是臧洪的旧主。张超所料不差，臧洪得知旧主被困，即刻向袁绍请兵，在被袁绍拒绝之后，臧洪又请求仅带自己所部兵马救援张超，但袁绍依旧不允。结果雍丘陷落，张超自杀，全族被灭。臧洪由此而痛恨袁绍，与之断绝往来，因此而招致袁绍大军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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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洪守城守了一年有余，粮食已经吃尽，他便杀了爱妾给众将士吃。在无法抵抗的饥饿之下，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城池也终告失陷，臧洪被袁绍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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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臧洪到底是天下义士还是吃人狂魔呢？不少人是把他当做义士的，袁绍在擒获臧洪之后，决意杀他，臧洪的同乡陈容自幼便敬仰臧洪，其时恰恰在场，便向袁绍提出抗议，最后慷慨激昂地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袁绍连同陈容一并杀了，致使在座诸君无不叹息，私下议论道：“怎能在一天之内杀了两位烈士！”(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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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年间，刘裕讨伐司马休之，写密信给司马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要韩延之弃暗投明。韩延之在回信里痛斥刘裕对司马休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就算上天注定了灾祸不绝，自己也甘愿追随臧洪于九泉之下。刘裕收到回信之后，为之叹息，遍示将佐说：“做人家部属的就应该像韩延之这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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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宣帝继位之后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带着棺材上朝谒见，面陈皇帝的八项过失。周宣帝大怒，要杀乐运，群臣无一人相救，只有元岩对人说：“连臧洪都有人甘愿陪他同日赴死，何况比干呢（元岩以比干喻乐运）。如果乐运被杀，我愿意陪他同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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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王夫之就认为张超不过是像曹操、袁绍一样的人，臧洪之义不过是为了私恩。臧洪自己纵然可以为报私恩而奋不顾身，却奈何使全城的将士、百姓都为此而死。这只是任侠，称不上义举，吃人之罪更加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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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把臧洪与张巡、朱粲相提并论，认为天下最不仁的事情未必不是始于道义的口实，在道义的大旗之下，人们便不再觉得残忍的行为有多么难以接受了。臧洪是出于任侠这么做的，张巡起而效法，出于尽忠也做了同样的事，后来又有朱粲这类人效法他们。每到末世凶年，在愚顽的百姓之中，人吃人的事情不断发生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吃人者连难过之情都没有了，把人看得和蛇、蛙无异，哪还有君臣道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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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免会问：设若把王夫之换到臧洪、张巡的处境上，他会怎么做呢？想来他可能投降，至多会自杀，因为他这样说过：像张巡这样的情形，明明知道城守不住，自刎以殉城也就是了；而像臧洪这样的，就算暂时降了袁绍也不算是有辱名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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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议论又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1）如果整个社会风尚都赞同甚至崇尚某种吃人行为，那么吃人可不可以算作道德的？（2）在凶年末世，人类社会退化到自然状态，道德和法律是不是就不再、也不应该再具有约束力了？（3）如果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的、自愿的，吃人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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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是一个针对社群主义的诘难，我将留待下文由沃尔泽提出的“弱的普遍原则”来做回答。至于问题（2），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譬如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在国际事务这种“自然状态”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弱国无外交”，道德或正义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诚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陈述的著名的国家理论，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第333节），所以国际纠纷只能、并且应当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黑格尔甚至认为战争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目的”，即促进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第324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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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论述是如此的义正词严，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感情上接受他的结论，当然有许多人在理性上也是这样相信的。那么我们以同样的逻辑试想一下，不是在国与国的“自然状态”下，而是在人与人的“自然状态”下，道理是否同样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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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朝初年曾经陷入一种“准自然状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时接秦之敝，诸侯并起，人民失去产业生计，饥荒流行，“人相食，死者过半”。于是刘邦下令，准许人民群众卖掉孩子，准许到蜀汉地区逃荒。可见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下，就连政府法令也对传统道德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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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直到现代仍然是正义问题上的一个思考难点。1954年，英国作家戈尔丁出版了一篇寓言体小说《蝇王》，其情境设定是：一群男孩因为飞机失事深陷于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与获救。这样的设定似乎有意展开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但情节完全走向了相反的二面。最初，这群孩子推举了正派的拉尔夫作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理性的生活秩序，然而性格强悍的杰克以暴力和蒙昧拉拢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还发明了宗教仪式——他把飞行员的尸体误认为幽灵，便以猎杀来的野猪的头颅向这个“超自然力量”献祭。杰克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日益变得可怖起来，终于发展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杀人。他们发动叛乱，杀死了拉尔夫的助手，拉尔夫也在自卫当中杀死了杰克的人。人与人的厮杀就这样开始了，直到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发现了他们，把他们重新载回了“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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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丁的寓言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也许是的，但他至少在故事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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