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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08 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名被俘的士兵即将接受讯问,要他供出同伴的藏身之所,而他知道敌军掌握了一种人脑读取技术,可以获知任何人的秘密,所以,即便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御一切严刑拷打,但在这项高科技面前,再强大的意志力也无济于事。这时候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自杀的机会,那么,他该不该就此自我了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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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10 这是1955年一份基督教学刊提出的问题,“人脑读取技术”则是我的加工,为的是把问题简化,免得有人坚持说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原文作者怀有唯实论的态度,认为价值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问题里,“自杀”这件事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内在的恶”——无论任何人、任何情境,只要自杀,就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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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12 同样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伦理学家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的发明人,则站在唯名论的一边指斥上述见解之僵化与荒谬。(11)而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来解决这个问题:不错,自杀是恶,出卖同伴也是恶,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在这两件恶事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若他选择了罪恶程度较低的那个,这个行为应该算善吧?——但是,如果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那么,即便在康德那里,道德上对“自杀”的禁令也就不再是不可动摇的了,而任何原本在定言令式的准绳之下被孤立权衡的事情如今都可以在“关系”当中被如此这般地重新考虑了。康德也许不会喜欢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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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14 我们继续看那个被俘士兵的例子,假设他深知敌军的人脑读取技术的厉害,于是为了不泄露军事机密,为使祖国免受致命的核打击,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之后,他灵魂遇到了一位天使,天使赞叹说:“你真是太伟大了!”他淡然地说:“这不算什么,换作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恰恰是一个应用定言令式决定自杀的例子,看来定言令式不仅与“人是目的”这两条原则终于会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其本身也是很难自洽的。譬如,若墨子和杨朱分别学习了康德哲学,一起面对“要不要拔一毛以利天下”的道德抉择,墨子当然愿意“拔一毛以利天下”成为普遍原则,杨朱也当然愿意“不拔一毛以利天下”成为普遍原则,并各自坚信在自己的主张成为普遍原则之后并不会导致自我毁灭。或以罗素的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一个患忧郁病的人完全可能想要人人都自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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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18 接下来,在试图了断生命的人与说谎者之后,康德为我们列举的第三个人是一个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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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20 第三个人,有才能,在受到文化培养之后会在多方面成为有用之人。他也有充分的机会,但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下工夫去发挥和增长自己的才干。他就可以问一问自己,他这种忽视自己天赋的行为,除了和他享乐的准则相一致之外,能和人们称之为责任的东西相一致吗?他怎能认为自然能按照这样一条普遍规律维持下去呢?人们可以像南海上的居民那样,只是去过闲暇、享乐、繁殖的生活,一句话,去过安逸的生活,而让他自己的才能白白地在那里生锈。不过他们总不会“愿意”让它变成一条普遍的自然规律,因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东西,他必然愿意把自己的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发挥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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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22 康德认为这个懒汉应当施展出自己的才能,但不曾说清这到底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式的),还是出于服务社会的需要(蜘蛛侠式的),也许这两者都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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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24 曾有朋友因为儿子整天只看漫画、不念功课而大感烦恼,说是用尽了所有办法都无济于事,所以很为他的将来发愁。我的建议是,如果对孩子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只能在自己身上下工夫了?——家长只好辛苦一些,赚够孩子一辈子的生活费,让孩子高高兴兴地看一辈子漫画。朋友对我的建议感到匪夷所思,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废物。那么,现在我们假定这位朋友有能力让小孩子过上这样的生活,即依靠家长留下的遗产,在数不尽的漫画书中度过快乐的一生。但问题是,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小孩将来必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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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26 尽管概率不高,但他的想法显然有可能扼杀一个伟大灵魂的成长。譬如古希腊的戏剧家欧里庇得斯事实上就过着类似于整天看漫画的日子:他继承了大笔的遗产,用这些钱为自己购置了大量的抄本书籍,成为雅典第一个拥有大藏书室的人,于是他整天在自家埋头看书,很少参加公共事务。他虽然因为戏剧成就被我们铭记至今,但这对他自己的生活而言,只是一个美丽的副产品罢了。再如名气更大的欧几里得,据罗素讲,“据说有一个学生听了一段证明之后便问,学几何学能够有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得就叫进来一个奴隶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个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然而鄙视实用却实用主义地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腊时代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圆锥曲线是有任何用处的;最后到了17世纪,伽利略才发现抛物体是沿着抛物线而运动的,而开普勒则发现行星是以椭圆而运动的。于是,希腊人由于纯粹爱好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变成了解决战术学与天文学的一把钥匙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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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28 哈耶克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极力推崇遗产制度,但我们暂且抛开功利主义的考虑,只就当事人的生活本身来说,如果欧里庇得斯不曾创作过任何一部戏剧,难道就有什么应该被人指责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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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30 那个爱看漫画的孩子岂非一样,所以,自由主义者一般不会认为我的建议有什么不妥——让我们套用米塞斯的行为通则,看一辈子漫画难道会侵害到什么人吗?显然不会,只需要父母多付出一些辛苦,但只要父母出于爱心甘愿付出更多的辛苦,这也就没有什么再可挑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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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32 那么,我们再假定这个孩子具有超常的音乐天赋,即便不加以任何培养,也会成为一个比古往今来的所有音乐家更加耀眼的人物,但是,在看漫画书和展示音乐才华之间,他选择了前者,这可会伤害到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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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34 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着眼,一个有闲阶层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可谓意义重大,即便其中一些人或无所事事,或穷奢极欲,但是?——譬如在哈耶克看来?——这是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将有闲者当中的最有闲者的消费判定为挥霍并令人讨厌,很难说这个判定所持的标准,同一个埃及农夫或一个中国苦力将美国大众的消费判定为挥霍时所持的标准,有多大的不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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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36 再者,其实严格来说,看漫画同样为社会做了贡献,因为这会为漫画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是以消费刺激生产。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对一些特定的漫画书的钟爱还会在为这些漫画书的作者提供经济福利之外,让他们体会到被人认同的快感。由此我们不妨参照一下哈耶克提出的几个问题:“职业网球选手或高尔夫球选手,同那些将时间用于改进这些运动的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相比,难道就真的那么显然是社会的更为有用的成员吗?领薪受聘的博物馆馆长就一定比私人收藏家更为有用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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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38 然而吊诡的是,假若这个孩子突然变得勤奋上进,反而会伤害别人。高校的录取名额是有限的,当你赢得了一个名额,也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因为你而失去了一个名额。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那么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勤勉地谋得了一份差事,这也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因此而丢掉了这份差事。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成功者的喜悦背后,永远是失败者的沮丧、泪水,以及白白浪费掉的努力。失败者所受到的伤害,甚至会比遭受赤裸裸的暴力侵犯更加难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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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4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在150年前就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对自由主义原则作了颇多的限制。穆勒的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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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42 首先我们不能认为仅仅因为这一点,即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显或隐的损害,就足以成为社会干涉的正当理由,更不能认为这样的干涉永远都是正当的。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以合法手段追求某个合法目标的时候,难免会造成其他人的痛苦或损失,也难免会截夺了其他人应当享有的好处。这种发生在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通常是由糟糕的社会制度引起的,只要制度不变,冲突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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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44 但也有一些利益冲突是在任何体制下都会发生的:一个人无论是谋得了一份热门职业,还是通过了一场严苛的考试,只要他是在竞争性的资源中超过了别人,他就是从别人的损失、失望以及白白浪费掉的汗水当中收获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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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46 但是,人们普遍都会承认,为了促进人类的普遍利益,这种事情不该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换句话说,社会并不认为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落败的人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有任何免于痛苦的权利,而只有当人们用上了一些不被普遍利益所允许的手段——譬如欺诈、背信弃义或强迫——来获取成功的时候,社会这才应该出面干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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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48 在穆勒的观念里,自由原则一方面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又承认了基于这一准则的行为难免会损害他人利益,尽管这种损害是“正当”的。这的确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眼中的自由原则,后者意义上的损害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为了促进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如果我们追问下去,什么是“人类的普遍利益”呢,这只会得出见仁见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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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50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原则应当纯粹得多,不必考虑什么“人类的普遍利益”,但也不得不承认穆勒所面对的那个难题:损害他人利益实在是个难免的事情。然而自由主义可以有着完全不同于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只要竞争是公平的,竞争可能造成的收益与损失都是事先被清晰获知的,参与者自愿进入了这个博弈的竞技场,这就足够了,就可以使自由原则不必附加上功利主义那些模棱两可的补充与限定而一以贯之地被奉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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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52 那么,那个酷爱漫画的孩子,倘使终其一生都自愿退出竞技场,过着与世无争的散淡生活,即便以穆勒的标准也极少(谁都不可能完全没有)伤害其他人的利益,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除非他是一名真诚的基督徒,并且以《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教诲严格自律:“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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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54 确实有一种源远流长的价值观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劳而获,但如果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不劳而获呢??——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尼·维拉斯在乌托邦小说《塞瓦兰人的世界》里很精辟地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借乌托邦的立法者之口,认为适度的劳动有益于身心健康,所以塞瓦兰人“不大会陷于那种由于游手好闲而导致的恶习。如果他们不以正当的事务来驱除游手好闲,那是会造成恶习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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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3256 如果把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分子来看待的话,维拉斯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康德显然不会站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立场,那个爱看漫画的孩子也幸好没有生在塞瓦兰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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