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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人的同情心颇有一些奇怪的表现，这是孟子不曾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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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8月10日，法国废除了君主立宪政体，德国上流社会对此愤愤不平，汉诺威枢密院秘书雷贝格站在这个立场了发表了一部《法国革命研究》，书中的论调大大激怒了半生都在与卑微、贫寒艰苦作战的德国思想家费希特，促使后者发表了《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对雷贝格反唇相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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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的书里特别讨论到同情心的问题，他说：“我们思维方式中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无逻辑性在于，我们对于一位偶尔没有新亚麻布的王后的困苦总是那么敏感，而对于另一位为祖国也生了许多健康孩子的母亲的贫困，对于她自己衣衫褴褛，看着孩子们在自己眼前赤身露体地走动，同时由于缺乏生活费用，体内的营养正在枯竭，这使新生婴儿无力地嘤泣——对于这种贫困，我们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已习惯于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东西’，那酒足饭饱的纵情享乐者，一边咂着美味好酒，一边用臭嘴这么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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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很好地为我们揭示了同情心的作用范围，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看上去明明更值得同情的人，远远更值得同情的人，反而得不到同情，这是怎样的心理机制使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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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费希特本人同情那些贫困的母亲，不同情那位偶尔没有新亚麻布的王后，其实也部分地出于和他所反对的上流社会“无逻辑性”的家伙们同样的心理机制：他熟悉那些贫困的母亲们，他和她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至于王后，那就太悬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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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这里所谓的“王后”并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而是实有所指的，她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正是玛丽王后的穷奢极欲使法国王室背负了巨额赤字，以至于当时人们很容易做出一种相当合理的推测：如果不是玛丽王后的话，温和节俭的路易十六是不可能把国家财政搞坏的，因而也就不会被革命群众推上断头台了，国王最大的错误就是约束不住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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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对玛丽王后语多讥讽：“那位王后还只缺少一个昂贵的项链；但请你相信，她的苦楚并不亚于你那位还缺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的时髦夫人的苦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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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链”在这里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比喻，而是实有其物。玛丽王后的这一串“昂贵的项链”简直可以说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一束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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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串项链确实价值连城，但事实上，玛丽王后并没有得到它，也不曾想要得到过它，整个事件都是拉穆特夫人精心设计的一桩骗局，是她设计骗走项链以便打发自己的债主。这件事情后来对簿公堂，成了举国关注的第一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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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王后确实是冤枉的，但贪婪、挥霍确实就是她的个性，以至于很少有人相信她的冤枉，更有甚者，人们对王室的积怨被这件事刺激到了临界点上。拉穆特夫人后来逃到英国，靠出版回忆录大发其财，字里行间当然不会对玛丽王后有多少正面的描写，而费希特正是从这些回忆录里了解到“项链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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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拉穆特夫人，在项链事件当中她表现出了惊人的诈骗天赋，所以她的身世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当然，我们这里关注的仅仅是“同情心”这个主题，拉穆特夫人恰恰是因为别人的同情心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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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对于这段颇有心灵鸡汤味道的情节，我们只好仰仗于文学作品。是的，“项链事件”的戏剧性自然会引起文学家的兴趣。茨威格以玛丽王后的生平写过一部传记作品《一个平凡女人的肖像》（中译名叫做《断头王后》），“项链事件”是其中的重头戏；大仲马则专门写过一部《王后的项链》，其中并不令人意外地虚构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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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茨威格的笔下，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曾经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行乞的女孩子，她只有六七岁大，正在用催人泪下的声音喊道：“请可怜可怜一个瓦卢瓦后代的孤儿吧！”小女孩的话很难让人信以为真，因为瓦卢瓦是一个地位崇高、历史悠久的贵族家系，但是，在侯爵夫人的详细探问之下，竟然发现小女孩说的全是真话，她的确出身于这个显赫家族，只不过酗酒父亲败了家业，母亲则是个放荡的女仆，这就致使她从小便无人管教，只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于是，侯爵夫人动了恻隐之心，带走了她，供她读书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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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夫人的这种恻隐之心正是为孟子和费希特所忽略的——她为什么偏偏带走了“一个瓦卢瓦后代的孤儿”呢？街上有那么多行乞的孩子，她也许冷冷地走过，也许给上几个铜板，但只有拉穆特和她自己一样有着贵族血统，她们本该是同一个群体的人，所以她见不得她的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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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锁麟囊》为同情心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明：一位富家小姐风光无限地坐上花轿，不期遇到一名在同一天出嫁的贫家女子，于是同情顿生，赠之以不菲的财物。我们看到，这两名女子的社会阶层本应该泾渭分明，但是，“出嫁”这个共同点拉近了她们的距离，使富家小姐可以设身处地感受到贫家新娘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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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情心是如此不同：雷贝格同情玛丽王后，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同情童年的拉穆特夫人，费希特同情贫苦的母亲们，以及《锁麟囊》里一种偶然的共同境遇造就的同情。当然，他们的同情心也有可能会扩展到所有的人，但肯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是对本群体的人给予的同情最多，对那些最远离本群体的人给予的同情最少，这也正是中国儒家的仁学所讲的“爱有等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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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张对本群体的爱应当不断向群体之外扩展开去，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扩而充之”。虽然我们很少看到正统儒家在实际行为上会对夷狄如此这般地“扩而充之”，但至少在理论上，这不但可以扩充到“对所有人”，甚至可以扩充到“对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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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便如此发挥过这一理论，其论证分析是从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发端的。何谓“大学”，王阳明认为“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何谓“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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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如同一家，视所有的中国人皆如一人。如果分出你我他来，那就是小人之心了。其实大人之心和小人之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两者很自然地都会生出这种整体性的眼光。就算是小人，看到陌生的小孩子掉进井里，也一定会生出同情心来，可见其心中之仁和这个小孩子是一体的。小孩子毕竟是人，但小人看见小鸟、小动物哀鸣颤抖，也会生出不忍之心，可见其心中之仁与鸟兽也是一体的。鸟兽毕竟是有知觉的，但小人看见草木摧折也会生出怜悯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草木也是一体的。草木毕竟有生命，但小人看见瓦石损毁也难免生出顾惜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瓦石也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一体之仁”。“一体之仁”即便在小人的心里也一定存在着，它根植于“天命之性”，自然明白，不使泯灭，这就是所谓“明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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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只是神秘主义的典型见解，虽然我们早已从庄子乃至于约翰·多恩那里熟稔了相似的语言，但难得的是，王阳明是有一套至少看上去颇为缜密的论证过程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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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番论证是否足够严密呢？老百姓诉诸常识，恐怕难以接受，但一些古代学者确实有过“万物一体”的神秘体验，越过王阳明的推理步骤而直接到达结论了。不过也有学生本着常识来请教王阳明，说既然您爱讲“万物一体”，那么杀猪孝敬父母应不应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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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回答是：好比有人打我的头，我下意识地就会抬手去挡，头和手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这不就是重头而轻手了吗？重父母而轻猪羊，这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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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王阳明的博爱仍在儒家一贯的“等差之爱”的理论体系之内，不曾偏入墨家的“兼爱”中去。这倒是合乎人性的，同情心的基础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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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的心理基础，我以为主要在于相似度与熟悉度，最轻微的相似感或熟悉感就可以产生最低限度的同情——阿尔贝·加缪有一部描写俄国革命者的戏剧，叫做《正义者》，在第一幕里，两个革命者正在商议着刺杀某位反动大公的事情，卡利亚耶夫将在大公出行的途中冲上去投掷炸弹，在这一刻他会“亲眼看到”那位大公，虽然“不过一秒种的工夫”。接下来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发生在负责制造炸弹的多拉和负责投掷炸弹的卡利亚耶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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