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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拉穆特夫人，在项链事件当中她表现出了惊人的诈骗天赋，所以她的身世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当然，我们这里关注的仅仅是“同情心”这个主题，拉穆特夫人恰恰是因为别人的同情心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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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对于这段颇有心灵鸡汤味道的情节，我们只好仰仗于文学作品。是的，“项链事件”的戏剧性自然会引起文学家的兴趣。茨威格以玛丽王后的生平写过一部传记作品《一个平凡女人的肖像》（中译名叫做《断头王后》），“项链事件”是其中的重头戏；大仲马则专门写过一部《王后的项链》，其中并不令人意外地虚构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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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茨威格的笔下，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曾经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行乞的女孩子，她只有六七岁大，正在用催人泪下的声音喊道：“请可怜可怜一个瓦卢瓦后代的孤儿吧！”小女孩的话很难让人信以为真，因为瓦卢瓦是一个地位崇高、历史悠久的贵族家系，但是，在侯爵夫人的详细探问之下，竟然发现小女孩说的全是真话，她的确出身于这个显赫家族，只不过酗酒父亲败了家业，母亲则是个放荡的女仆，这就致使她从小便无人管教，只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于是，侯爵夫人动了恻隐之心，带走了她，供她读书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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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夫人的这种恻隐之心正是为孟子和费希特所忽略的——她为什么偏偏带走了“一个瓦卢瓦后代的孤儿”呢？街上有那么多行乞的孩子，她也许冷冷地走过，也许给上几个铜板，但只有拉穆特和她自己一样有着贵族血统，她们本该是同一个群体的人，所以她见不得她的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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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锁麟囊》为同情心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明：一位富家小姐风光无限地坐上花轿，不期遇到一名在同一天出嫁的贫家女子，于是同情顿生，赠之以不菲的财物。我们看到，这两名女子的社会阶层本应该泾渭分明，但是，“出嫁”这个共同点拉近了她们的距离，使富家小姐可以设身处地感受到贫家新娘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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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情心是如此不同：雷贝格同情玛丽王后，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同情童年的拉穆特夫人，费希特同情贫苦的母亲们，以及《锁麟囊》里一种偶然的共同境遇造就的同情。当然，他们的同情心也有可能会扩展到所有的人，但肯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是对本群体的人给予的同情最多，对那些最远离本群体的人给予的同情最少，这也正是中国儒家的仁学所讲的“爱有等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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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张对本群体的爱应当不断向群体之外扩展开去，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扩而充之”。虽然我们很少看到正统儒家在实际行为上会对夷狄如此这般地“扩而充之”，但至少在理论上，这不但可以扩充到“对所有人”，甚至可以扩充到“对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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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便如此发挥过这一理论，其论证分析是从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发端的。何谓“大学”，王阳明认为“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何谓“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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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如同一家，视所有的中国人皆如一人。如果分出你我他来，那就是小人之心了。其实大人之心和小人之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两者很自然地都会生出这种整体性的眼光。就算是小人，看到陌生的小孩子掉进井里，也一定会生出同情心来，可见其心中之仁和这个小孩子是一体的。小孩子毕竟是人，但小人看见小鸟、小动物哀鸣颤抖，也会生出不忍之心，可见其心中之仁与鸟兽也是一体的。鸟兽毕竟是有知觉的，但小人看见草木摧折也会生出怜悯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草木也是一体的。草木毕竟有生命，但小人看见瓦石损毁也难免生出顾惜之情，可见其心中之仁与瓦石也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一体之仁”。“一体之仁”即便在小人的心里也一定存在着，它根植于“天命之性”，自然明白，不使泯灭，这就是所谓“明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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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只是神秘主义的典型见解，虽然我们早已从庄子乃至于约翰·多恩那里熟稔了相似的语言，但难得的是，王阳明是有一套至少看上去颇为缜密的论证过程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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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番论证是否足够严密呢？老百姓诉诸常识，恐怕难以接受，但一些古代学者确实有过“万物一体”的神秘体验，越过王阳明的推理步骤而直接到达结论了。不过也有学生本着常识来请教王阳明，说既然您爱讲“万物一体”，那么杀猪孝敬父母应不应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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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回答是：好比有人打我的头，我下意识地就会抬手去挡，头和手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这不就是重头而轻手了吗？重父母而轻猪羊，这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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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王阳明的博爱仍在儒家一贯的“等差之爱”的理论体系之内，不曾偏入墨家的“兼爱”中去。这倒是合乎人性的，同情心的基础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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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的心理基础，我以为主要在于相似度与熟悉度，最轻微的相似感或熟悉感就可以产生最低限度的同情——阿尔贝·加缪有一部描写俄国革命者的戏剧，叫做《正义者》，在第一幕里，两个革命者正在商议着刺杀某位反动大公的事情，卡利亚耶夫将在大公出行的途中冲上去投掷炸弹，在这一刻他会“亲眼看到”那位大公，虽然“不过一秒种的工夫”。接下来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发生在负责制造炸弹的多拉和负责投掷炸弹的卡利亚耶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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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在一秒种里，你要看他！喂！雅奈克，应当让你知道，应当事先告诫你！毕竟都是人。大公也许有一对和善的眼睛。你会看见他搔耳朵，或者开心地微笑。天晓得，他脸上也许被刮胡刀割了一个小口子。恰巧在那时，他要是看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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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耶夫：“我杀的不是他，而是专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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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当然了，当然了，专制政权该杀。我制造炸弹，在上雷管的时候，要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刻，神经高度紧张，然而，我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是的，我不认识大公，如果在制造过程中，他坐在我的对面，那事情就不容易了。你呢，你要在近处看见他。靠得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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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耶夫（激烈地）：“我不会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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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为什么？你要闭上眼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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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耶夫：“不是。然而，上帝保佑，在节骨眼上，仇恨一定会来遮住我的眼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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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功地完成刺杀任务，就有必要把刺杀对象陌生化——他将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哪怕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专制政权的化身，是一个非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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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与熟悉度会产生心理学所谓的圈内人偏袒效应（ingroup favoritism effect）（Taifel，Billig，Bundy，＆ Flament，1971）。以前述例证来看，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会对童年的拉穆特的遭遇感同身受，对别的乞丐则淡然处之；雷贝格会对玛丽王后的遭遇感同身受，对贫苦的母亲们则不以为然。彼此越是相似，越是熟悉，同情度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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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与熟悉度都与人生经验有关。我们会发现，小孩子普遍缺乏同情心，甚至充满暴力倾向，喜欢虐待昆虫和小动物，这尤其表现在男孩子身上，更尤其是那些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孩子。这是天性使然，只有当他们渐渐长大，接触了、经历了越来越多的苦难，同情心才开始萌芽、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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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经典论文，研究道德准则的生成过程，提出了道德标准的形成要经历六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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