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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子·杨朱》：杨朱曰：“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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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氏春秋·恃君》：“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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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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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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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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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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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29。参见洛克的观点：“自由并非像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那种自由。’（《亚里士多德〈政治论〉述评》，第55页。）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他约束那样。”[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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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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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诗经·大雅·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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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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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儒陈确辨析《大学》之伪，在义理一途上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认为《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充满功利色彩，是为了平天下而治国，为了治国而齐家，为了齐家而修身，完全不似《孟子》以修身自然而然过渡到平天下。以《大学》对照《孟子》，境界之高下立现。[清]陈确《大学辨》，《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p.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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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德]黑格尔《中国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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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清]陈确《葬书》，《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p.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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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正如针对现代社会里宗教信仰普遍缺失的状况，雅斯贝尔斯提出哲学是人的唯一的避难所，人们可以在此寻找非宗教的信仰。假如雅斯贝尔斯的这个意见当真成立的话，那么人们所依赖的哲学也必然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打着“人生哲学”旗号的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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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说法与涂尔干宗教研究的著名结论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构成冲突。涂尔干提出：“人们往往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最初的宗教概念，是因为人们在与世界发生接触时，被虚弱、无助的感觉和恐惧、苦难的感觉牢牢地攫住了。作为他们自己制造的梦魇的牺牲品，人们相信自己被怀有敌意、令人敬畏的力量包围着，他们的仪式就是要努力安抚这些力量。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宗教的最初起源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世界上的神最初源于恐惧’这个著名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原始人并没有把他的神视为陌生人、敌人或者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让它满意的名副其实的恶毒的东西。恰恰相反，诸神是朋友，是亲戚，是他天然的保护者……可怕而褊狭的神是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出现的。”[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pp.294-295。在我看来，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并不等同于“相信自己被怀有敌意、令人敬畏的力量包围着”，而另一方面，原始人在为事物寻找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各式各样的迷信——对此，斯金纳所做的动物实验可以作为佐证（Skinner，BF.，1948），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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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弗洛姆《自为的人》，万俊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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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商务印书馆，1989，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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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84。[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pp.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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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部戏剧表面上写的是希腊联军对特洛伊的战争，实际影射的是本书第九章所提及的雅典对弥罗斯的侵略，欧里庇得斯似乎试图以此剧引起希腊人对侵略战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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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中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p.37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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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约瑟夫·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程立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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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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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徐晓雯译，译林出版社，2003，pp.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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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美国社会学家霍弗对群众运动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伊芙琳的心态：“不是所有穷人都是失意者。有些身陷城市贫民窟的穷人会对自身的处境安之若素。劝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泥淖，他们会怕得发抖。哪怕是有骨气的穷人，要是他们陷入贫困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一样会不思改变。他们相信事物的秩序是永远不变的，对现状又敬又畏。除非来了一场灾难——战火、瘟疫或集体的危机——他们才会明白所谓‘永恒秩序’的易逝不居。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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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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