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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上一节最后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放任自由主义在提倡自由的同时，应该如何避免效益主义的困难。最直接的做法，是放弃“极大化”这个目标，并加设某些限制，从而确保个体在追求自由的时候，不会损害他人的自由，又或侵犯他人的权益。因此，放任自由主义不应视所有自由为同质的东西，并将其简单加总，并以此作为判断社会制度的标准。它最合理的立场，理应是坚持每个人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必须受到政府同等的关注和尊重，并在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益的前提下，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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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讨论放任自由主义时，往往只看到自由而忽略了平等，以为后者不占任何位置，甚至认为两者必然冲突。这种看法并不合理。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只是一面倒地保障社会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其他人的自由要么被忽略要么被限制，那么作为一套道德理论，它没有任何吸引力。事实上，从洛克、卢梭、康德以降，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均对“人人平等”有基本的道德承担。如果说自由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的精神，那么对平等的追求则是这种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放任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重要，那它所追求的，理应是平等的公民均能够平等地享有这些自由，而非整体自由总量的增加，又或公民之间不平等的自由分配。[25]自由和平等，并非截然对立的一组概念。自由，界定了人的根本利益；平等，则告诉我们这种利益该以何种方式分配，两者处于不同层次。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表示自由不再是最根本的价值？这并不见得。基本自由是否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自由应该如何分配，是两个不同问题，并牵涉不同的道德考虑。接下来的问题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平等的自由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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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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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上一节的讨论，归纳整理为以下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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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一个正义社会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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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2）：诸种自由当中，最根本的是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私有财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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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3）：任何社会财富再分配，必然侵犯人们的私有财产，因而削减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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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只有一个不受政府干预、不作任何财富再分配的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有效保障和促进平等的经济自由，因此最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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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称此为“论证B”。对很多人来说，论证B如果成立，将为放任自由主义提供极强的理论支持。我们或许可以用其他理由（例如剥削、社会不平等）来批评资本主义，但从保障公民平等的财产自由的角度来看，它是最合理的制度。既然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资本主义遂有道德上的最高正当性。我以下将指出，这个论证并不成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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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讨论前提（3）。按照前提（3）的说法，任何对私人财产的干涉，均必然会导致自由的减少。这似乎简单易明。如果我有一万元收入，而入息税的税率是30%，则交税后我所能支配财产的自由度，自然跟着减少。但前提（3）中所称的财产再分配“会侵犯和削减人们的自由”的“人们”，到底指谁？那自然是指拥有财产的人。可是前提（3）却忽略了一项事实：私有财产制一方面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同时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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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城中某公园本来属于公众地方，不设门票，而且二十四小时开放，很多市民平时喜欢在里面散步玩乐，享受这难得的公共休憩空间。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所有市民均享有相同的使用该公园的自由。设想现在有位大资本家看中这块地，并和政府达成协议，高价将公园买下来，变成他的私人高尔夫球场。这位资本家的自由于是大大增加，因为他从此垄断了使用该公园的权利，可以在里面进行任何活动。在未得到他的同意下，如果有人希望好像以前那样进入公园散步，他大可以叫警察将擅闯者赶走。就此而言，其他人失去了使用公园的自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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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私有产权的概念同时涵蕴自由和不自由，而这和权利的概念有关。在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当我们说P（某人）享有某种权利去做X（某事）时，即表示P有自由去做X，以及Q（其他人）有义务不得干涉P的行动。如果Q强行干涉P的行动，法律会做出制裁。依此定义，“P拥有X的产权”涵蕴“Q没有使用或做X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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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前提（3）的说法是误导的。既然任何产权制度均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那么私有财产制固然保障了有产者占有、使用及转让财产的自由，却也同时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同样道理，由政府推行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政策，通过累进税及各种社会福利，将部分财富由高收入人士手中转移到低下阶层，虽然限制了前者的自由，但也增加了后者的自由。财产的转换，其实也是自由的转换。将财产再分配简单地视为对自由的侵犯，概念上一开始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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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则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保障人们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由于人的先天能力、家庭出身和个人际遇不同，竞争必然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并使得大部分的生产工具、土地和财富逐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其他人则只能靠出卖劳力维生。那些老弱残障之辈，由于欠缺竞争力，更只能活在社会最底层。而在这样一个产权界定清晰、大部分财产集中在小部分人的经济体系中，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享有的经济自由其实极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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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其他条件相同，政府将有产者的部分资产，透过征税或其他方式转移到无产者或低下阶层手上，那么这不仅是在重新分配财富，也是在重新分配自由。在一个经济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人们也较为平等地享有同样的经济自由。如果放任自由主义真的重视前提（1），它应该反对由市场竞争决定一切，并赞成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缓和贫富悬殊，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从而接近平等自由的理想。论证B因此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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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角度出发，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争论的焦点，并非前者要自由、后者要平等，而是争论哪一种财产分配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保障民主社会中公民享有的经济自由。以下，让我们看看放任自由主义如何反驳我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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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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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一：这个回应声称，在一个私有财产受到保障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不会以个人的性别、肤色、种族、信仰或阶级等理由，干涉公民拥有、使用及转让财产的自由。就此而言，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乞丐其实享有相同的自由。穷人欠缺的，只是实践这些自由的能力或条件，却不是自由本身。有了这个区分，一个人的财产多寡和他享有的自由，便再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同样自由去买公园，虽然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样的条件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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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区分并不合理。先重温一下自由的概念：当X（行动者）能够免于Y（某些人为的限制、干涉或障碍）而去做或不做Z（某些事或行动）时，X是自由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公园的例子中，到底在何种意义上，那位将公园买下变成高尔夫球场的资本家和一般的老百姓，享有同样的自由？首先，他们肯定不是同样地享有使用球场的自由。没有资本家的允许，别人根本不能进去。但我们又可否说，由于所有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肤色、种族等差别而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大家享有平等的购买公园的自由？不可以。因为除了这些因素，还要多加一个条件：必须要有足够的金钱。一个人如果没有钱而又想拥有一件属于他人的物品，他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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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例子。在寒冬，一个分文俱无的老妇经过一间百货公司，见到橱窗上挂着一件御寒大衣，她十分希望穿上它离开。不用多说，公司保安会立刻上前阻止，甚至将她交给警察。在这种情况下，老妇的自由显然受到限制，而唯一能够使她拥有大衣而又不受限制的，是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只是保障一个人有钱才有占有大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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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并不是说老妇应该这样做，更不是说她的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合理的，而只是指出，在一个财产权清楚界定的制度中，当所有财产都已名下有主并受到法律保障时，在大部分情况下，金钱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上得到物业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没有钱，而又想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物品时，国家会出来干预。因此，自由与自由的条件的区分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贫穷确实使人少了自由，而不只是欠缺自由的条件而已。[28]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表示若要实践真正的平等的自由，每个人的财富应该大致一样？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单就每个人可支配的资源的自由而言，平等的自由的确要求相当大程度的平等的财富分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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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二：这个回应尝试对自由做出一种新的定义，从而为平等的自由辩护。它认为，人为干涉本身（interference per se）并非构成不自由的充分条件，而必须考虑该干涉是否违反了一个人的道德权利。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权利去做某个行动，那么别人对他的干涉，并不算限制他的自由。相反，只有当他被阻止去做他本来有权利做的事时，他才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以“权利为参照的对自由的定义”（rights definition of freedom）。[30]依此定义，如果拥有私有财产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当个人财产被侵犯时，政府自然有理由干涉，而这种干涉并没有限制当事人的自由，因为当事人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此，那些擅闯高尔夫球场而遭拘留的人，又或擅取大衣而被阻止的老妇，他们的自由丝毫没有减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无论造成多大的贫富悬殊，也不会限制人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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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应看似巧妙，其实并不成立。首先，正如柯亨指出，这种对自由的定义会出现以下不合理的后果：一个因杀人而被判在铁窗中度过余生的人，仍然被视为自由的，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生命权。[31]这是不必要地将“自由”一词的用途，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使得许多法律上对人的限制，均变得和自由无关。在日常用法中，自由虽然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的重要性，但我们很少会采取这种道德化的自由观（moralized conception）。相反，我们会用一种中立化的自由观（neutralized conception），即当一个人受到外在的人为限制而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时，该人是不自由的——无论他所做的事，是否违反了他人的权利。一个人自由与否，与他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概念上应该分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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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放任自由主义接受这个道德化的定义，便等于是说放任自由主义的终极价值是权利，而非自由。我们必须先确定个体是否有绝对的拥有私产的权利，然后才能知道，到底哪种限制应被视为侵犯了个人自由。既然如此，我们再不能说，我们之所以接受私人产权，乃因为它是最有效保障及促进自由的手段。[33]但如果权利是最高的道德判准，放任自由主义也就等于放弃了论证B的大前提，即一个正义社会最重要的目标，是保障每个公民（中立意义上的）平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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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道德化的自由观，将使得放任自由主义无法再批评自由主义左翼不重视自由，因为后者大可以使用同样逻辑，指出前者根本没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证成绝对的先于制度的（pre-institutional）私有产权。相反，他们会主张，每个公民应有同样受到政府相同关注和尊重的权利（a fundamental right to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34]从这个权利出发，政府的首要目标，不是保障无限制的私有财产的累积，而是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例如不会因为先天或后天的不利条件而受到歧视），以及在社会合作中得到合理的利益分成。要实现这个理想，自由主义左翼认为在市场竞争之外，政府有必要透过征税或其他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就论证结构而言，自由主义左翼同样可以宣称限制有产者的财富累积，其实没有削减他们的自由，因为这样做并没违反他们的权利。左右两派自由主义的争论，遂变成个体应有什么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被证成的问题，而不再是哪一派更为重视自由的问题。放任自由主义一旦采用了这样的自由观，它再没有任何“先在的”（pre-given）道德上的优越位置，声称自己最能保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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