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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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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 p.169．对于诺齐克理论的详细讨论，可参Jonathan Wolff,Robert Nozick
:Property,Justice and the Minimal State(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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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里须留意，放任自由主义不一定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诺齐克便认为，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产权）才是最重要的道德考虑。我在下面将指出，权利的保障并不必然促进自由，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但放任自由主义者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区分。他们往往强调，私有产权和自由密不可分，没有私有产权，便没有个人自由。其后的讨论，我将集中探讨私有产权作为一种手段对自由的影响，而非视私有产权本身为右派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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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里说的“理应”乃一价值判断，并相信这是放任自由主义最强的“自由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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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当然，“平等”是一个本质上具争议性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容许不同诠释。放任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解，大可和其他理论不同，却不表示它可以完全将平等放在一边，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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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节讨论主要得益于G. A. 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in Liberty,ed.David Miller,pp.163-182。亦参Will 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ition,2002),pp. 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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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有人或会这样质疑：如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市民亦皆同意政府出售公园，并将收益平均分配给每个市民，那么这个交易有何问题？但这个例子的目的，并非质疑这个交易是否合理，而在指出交易前后不同人的自由的增减。即使市民得到卖地的一部分收益，他们从此失去使用这个公园的自由这个事实依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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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里要小心，我并不是说富人与穷人在其他方面不可以享有同样的自由。我的讨论只是集中在财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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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除了经济自由以外，社会分配还可以有其他道德考虑，例如权利、应得、需要、个人自主及其应负的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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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p. 170．亦可见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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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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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里所指的中立化的自由观，和前文谈及的不同自由的重要性，是两个不同问题，两者没有冲突。我们可以接受前者，然后指出不同种类的自由在人类生活中不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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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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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如可见Ronald Dworkin,“Liberalism,”in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ed. Stuart Hampsh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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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pp.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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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ayek,The Road to Serfdom,p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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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因此要接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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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英国工党的智库IPPR（☆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对于工党的政治理念和立场，有相当清楚的论述。Nick Pearce and Will Paxton(eds.),Social Justice
:Building a Fairer Britain(London
:Politico’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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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四章 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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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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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是政治哲学最关心，也是任何政治社群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在多元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却变得甚为棘手，因为对于何谓公正的社会，又或何谓美好的人生这些根本问题，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常常有很大分歧。这些分歧，轻则导致争论不休，重则带来流血冲突。如何找到一组政治原则，令不同观点不同信仰的人能够合理地和平共处、彼此衷诚合作，是现代政治的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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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这组原则不可能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诉诸任何超越的外在权威，例如上帝或体现上帝旨意的自然法，亦不能再诉诸不变的自然秩序或传统习俗，因为十七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人看世界的方式。现代人相信，人不仅能了解及支配自然，也能凭借人的理性和感性能力以及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在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这种对道德及政治的理解，是一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1]这个转移，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人既不隶属于上帝，也不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是独立自主的理性主体。但这个转移也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政治原则的终极基础只能源于人心，而人却拥有各种不同且常常冲突的世界观，那么众多自由独立的个体，如何能够找到共识，建立具有普遍权威的政治秩序？这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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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方案。它主张政教分离，重视宽容，反对家长制，并强调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和个人权利。[3]国家的角色，不是教人民应该如何生活，而是提供一个正义的制度框架，让人民能够自主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4]换言之，自由主义维系多元社会的方式，既非靠高压统治，亦非靠宗教或道德教化，而是建基于自由原则和宽容原则。这样一套理念，被广泛认为是回应多元社会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而作为一套政治伦理，自由主义必然预设了某种道德理想。那么，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什么？它为什么主张自由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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