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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PL,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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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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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这两条原则的具体内容，可参见TJ,302/266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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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事实上，罗尔斯曾就此作了某种妥协，承认他的第二条原则不是“宪法的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同时难以取得共识，因此只需在立法机关中进行辩论，而不需被视为公共证成的对象。但这样一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吸引力便会大打折扣。PL,p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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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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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 A. 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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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PL,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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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PL,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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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罗尔斯有时会将这两者交互使用，意思并没有不同。他后来则称这些为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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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沃德隆对此有类似观察。参见Waldron,Liberal Rights,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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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也即从工具理性的观点看，他这样做并不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但我们得留意，这并不表示每个参与者都是狭义的自利主义者，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一个人的人生计划中可以包括不同的道德关怀和道德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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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正义的优先性和正义感的优先性，指的是同一意思，因为正义感的内容是由正义原则来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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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前者是强的理性要求，后者是弱的理性要求。罗尔斯希望做到的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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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巴利便持有类似的看法。Barry,“John Rawls and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pp. 87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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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并没有清楚提出两个阶段的说法，但其实在原初状态中，稳定性已是立约者选择原则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尽管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特定的人生观。就此而言，稳定性一开始已是决定正义原则的可证成性的一个内在要求。详细讨论可参见TJ,175-178/153-156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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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六章 正义感的优先性与契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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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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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分配正义理论，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分配什么？二、根据什么原则分配？三、人们服从正义原则的动机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彼此相关，而对它们的回答，则决定一套理论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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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略作解释。社会正义的基本关注，是在资源有限且各人对应得多少有不同诉求的环境下，找出一组合理的道德原则，界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决定每个人应得多少社会资源。要处理分配问题，我们须先知道分配什么。显然，这些物品一定是有价值、人人渴望拥有，且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做出比较的东西。它或许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或许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某些能力，又或是构成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属于“好”（good）的范畴。[1]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或原则分配这些好的物品，才算公正合理。这些原则界定公民之间应有的道德关系，以及每个人应享的权利和义务，它们属于道德上“正当”（right）或“对”的范畴。“好”和“正当”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并提供不同价值判断的立足点。前者界定人的根本利益，后者界定这些利益应以何种方式分配，而两者皆有指导和约束人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force）。正如罗尔斯所说，如何证成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以及恰如其分地界定它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套正义理论的基本形态（TJ,21/24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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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个体到底基于什么动机（motive）接受某种正义原则，并愿意服从它的要求。动机问题重要，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基于什么动机参与社会合作，将直接影响正义原则的实质内容。举例说，如果人们合作的初始动机（primary motive）是自利，行动的目的纯粹为了满足一己利益，那么他们愿意接受某种分配原则的理由，必然是由于这样做能够对彼此更有好处。[2]又例如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要求人们行动时应以整体利益为念，必要时甚至要牺牲个人的权利和根本利益。为证成此原则，效益主义其实预设了人们有相当强的同情心和利他动机，否则很难解释人们为什么有理由要这样做。[3]动机的假定，内在于正义原则的证成之中。正是这些动机，解释人们为何会相信某种道德原则，并以此建立社会制度和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引。因此，动机和原则之间必须保持内部的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否则该理论将出现严重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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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套合理的正义理论，不仅需要对动机问题有所说明，同时必须论证服从正义原则的动机，在人们的动机系统中具有优先性。我称此为“正义感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the sense of justice）问题。这里所说的正义感，是指人们做出道德判断并愿意接受和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欲望。优先性指当正义感与其他欲望发生冲突时，理性主体（rational subject）能够有足够理由支持前者凌驾后者。优先性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正义感只是行动者动机系统中的其中一部分，有可能和其他欲望发生冲突，尤其当正义的要求和人们对“好”的追求出现张力的时候。张力的出现，并非由于人们是自利主义者。事实上，真正的自利主义者并不会有道德上的张力。冲突的根源，是“好”和正当均有规范性力量，但两者的方向却未必总是一致。一方面，我们有一己的人生计划和宗教信仰，有种种人际间的特殊关系，有植根于不同文化脉络下的身份认同。这些东西，相当大程度上界定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人有不同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往往要求我们从普遍性的角度平等对待所有人，有必要时甚至要将对“好”的追求放在一边。问题是：从理性主体第一身的观点看，服从正义原则的动机从何而来？它的优先性基础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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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问，为什么非要证成正义感的优先性不可？首先，这和正义原则的角色有关。正义原则的功能，是规范社会制度的运作，决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出现利益纷争时，提供最后裁决。因为正义是社会合作的基础，所以我们赋予它某种优先性：当其他价值和利益与正义原则产生冲突时，后者凌驾前者。罗尔斯称此为“正当概念的形式性限制”（formal constraint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TJ,135/116-117 rev.）。这个限制意味着，任何可证成的正义原则，均须满足这个优先性的要求。换言之，在道德证成的过程中，一套正义理论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论证理性主体为什么应该给予道德原则这么高的位置，并愿意以此规范他们的行为。否则，这套理论将出现内部不一致，即实质的道德论证无法有效满足正义原则形式上的优先性要求。一如前述，这些支持正义原则优先性的理由之所以成立，背后必然预设了某种道德动机。所以，当正义原则满足了优先性的要求时，亦涵蕴了正义感在动机系统中的优先性。在道德证成中，动机和理由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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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受正义原则规范的人的第一身观点看，也将得出类似结论。正义原则既是政治原则，也是道德原则，在制度和伦理上，对我们均有所要求。这些要求一方面约束我们的行为，规定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对我们的人生有深远影响。它们界定我们的道德和公民身份，限定我们理解自我和社会的方式，决定我们享有多少机会和应得多少资源，并影响我们的人生前景。所以，作为有价值意识和反省意识的理性主体，当我们思考应该接受何种正义原则时，我们是从第一身的观点，追问柯思嘉（Christine Korsgaard）所称的“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question）
:“当你想知一个哲学家的规范性理论是什么的时候，你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行动者（agent）的位置，而道德正向他提出某个艰难的要求。然后你问该哲学家：我真的一定要这样做吗？为什么我非如此做不可？他的回答，便是对规范性问题的回答。”[5]正义感的优先性问题最终要处理的，也是类似问题：“我有一己的人生计划，有着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为什么非要给予正义感最高的位置？它真的应该凌驾我所有别的欲望吗？我这样做，是理性（rational）之举吗？”作为独立理性的个体，我们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追问道德权威的基础建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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