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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国革命，那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只是在一段漫长的精心准备时期结束之际爆发的一场革命。工商业的发展、剧烈的经济变化，至少在17世纪末就已经发生了。不过统治者没大注意到这一切。由于倒行逆施的统治者还生活在传统的过去，没有认识到一个新的工业时代正在来临，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级现在是实权派（圣西门在探讨他所说的实权的意义以及实权派时，最有说服力或洞察力），法国政府，与别国的政府一样，没有与这些变化保持同步，没有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安排。结果，当财政部门呼吁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时，它已经破产了。此时掌握实权的第三等级（虽说它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妥协。它有了权力：它必须要做的就是使用这份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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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圣西门将这场革命解释为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兴起，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以及如下事实：它们只需清除极少数简单的规则、彻底被空心化的先前的统治阶级，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先前的统治阶级——教士，贵族和军队——一直骑在他们的肩膀上，压制他们，这种情况无法再以国家的利益为理由应用于新世界。那么律师，他们发挥过什么作用？他们向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观点、口号；但任何口号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他们提出的口号“一切权力为人民”，“人类自由”等等，像他们所反对的反动势力的口号一样空洞。毫无疑问，他们执行了一项非常必要的任务：白蚁的任务，在旧建筑物下钻孔，使之必然倒塌。他们是清扫工，是掘墓人，他们应当做的是移走坍塌过半的旧政权，可他们不打算建一座新堡垒——那份工作需要具有创造性的人，需要的是建设能力，而不需要那些以智取胜、玩弄讼师伎俩、在审查制度下狡狯弄文写小册子的人才，不需要狡猾奸诈、最终心胸狭窄的律师——他们的心思没有放在将来大规模的建设任务上。可是，由于律师是下层阶级唯一依赖的人，因为，是他们写出了革命小册子，让他们掌权，革命就失败了。革命本应由那些真正的新人去领导，他们是新兴的大商人、新兴的大工业资本家、新兴的大银行家，他们是属于现代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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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最有新意、最有洞察力和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思想就体现在这里。每一个时代都有权力的分配。有重要的人物，有不重要的人物。有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事物的人，有代表行将就木的旧事物的人。在中世纪，封建领主代表进步的原则，因为他们保护农民，而在当时，农民是人类所需要的商品生产者。他们保护农民不误农时，总的说来尽他们所能维护那个秩序。军人，还有传教士，也是那个秩序所需要的。当时基督教是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只要它是进步力量，传教的教士们就是进步的，更多地传授满足时代所需要的事物，而不是罗马宗教或希腊宗教或犹太宗教所需要的事物，这样的人都是进步的。但他们过时了，他们已让位于迥异于他们的一类人。今天，重要人物不是教士、不是军人、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科学家、工业家、银行家、专家——最终代表科学和工业的人。科学和工业已经站住脚，但是，我们要想组建一个满足人类需要的世界，唯一的办法是，最有效地应用科学，也就是说，去创建最终将在世上崛起的伟大的、新的规章制度——商业、工业以及最重要的信贷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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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对于银行家的重要性极为痴迷，因为他太喜欢玩历史类比这种游戏了，他受以下观念和事实影响太深了：历史的观念，发展和演化的观念，凡事都非静止不动，一个时代的所有事物都对应于（决不完全等同于）另一时代的某些事物。例如说，他经常问，在他所在的时代，哪些人对应于中世纪时代（或罗马帝国）促成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人物。罗马人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们几乎君临所有人类，而且他们的法律是普适性的。中世纪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教会控制了整个世界，教化整个世界，从而防止出现冲突、防止出现地方主义、防止出现在圣西门眼里最严重的罪恶行径——类似于洪水泛滥，人类的资源沿孤立的、私有的、个体的方向彻底毁灭。那么现在是谁在发挥这种职能呢？他说，是银行，信贷是一股强大势力，是将大家维系在一起的那股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凡是轻视它、反对它、人为离开它也行的人，都会被它给毁掉。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国际金融的相互联系。但圣西门并没有攻击它，并没有把它当做吸食人民血液的一种压迫性制度而反对它（例如当时的科贝特和西斯蒙第倾向于这种观点），相反，他欢迎它，认为它是一股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发挥集中、联系作用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统一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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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合理地集中人类资源，所以，人类拥有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种艺术、每一件礼物、每一个灵感，都不应浪费，而应得到最佳应用，朝着它可能得到最佳利用的方向努力。凡事统一总比分裂好。俯首听命于愚蠢的统治者已经是坏事一桩，但更糟的是出现一团乱局。圣西门，同17世纪英国革命后的霍布斯一样，主要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暴力、暴民横行街头、头脑疯狂的雅各宾派给吓坏了，雅各宾派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玩弄辞藻的律师提供的空洞口号，律师们并不清楚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圣西门崇拜工业家、银行家、商人，他把社会看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机构，类似于帝国化学公司（ICI）或通用电气公司的这类商业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已经成为过时的事物，虽说有时候需要它去保护个体，免受教会势力的侵害。接下来，他突然评论说：过去神职人员当然冒充科学家；但现在神职人员已经声名扫地，不需要进一步防范他们了。因此，国家身上有用的、有创造性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国家本身已经变得僵死、压抑和没有必要，而在过去，那些创造性的东西在没有利用教会那只死手的情况下推动了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因此（他非常坚定地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已经成为一种工业企业的国家，我们都是其成员，它是一种庞大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无限责任公司，或许正如柏克曾设想的那样——柏克也是满脑子历史意识。圣西门不仅要求柏克所说的“所有科学上的合伙关系；一切艺术上的合伙关系；所有美德上的合伙关系”，虽说圣西门对此颇为相信，他还要求最有实际意义的合伙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柏克所谓的国家决不是一种合伙关系），像商业贸易、棉布贸易上的合伙关系——这正是柏克所反对的——商业上、工业上、销售人类所需商品上以及知识上的合伙关系，没有这种合伙关系，人们什么也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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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圣西门说，好吧，有人告诉我们，它是共同的善，但这种说法太模糊。社会的目的是自我发展，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艺术和各门手艺中，最佳应用科学所需要的知识、传播这类知识、发展和最大程度地积累它的果实，也就是说，在所有单独活动最有用的组合中，在科学领域，在各门艺术和各门手艺当中，做到这一点”。在向亚历山大之类人物表示充分的敬意后，他说：阿基米德这样的人物万岁。换句话，他向军人、教士和国王表示了充分敬意。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再重要，同身强力壮之士和占星术士一样成为过时人物。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家和工业家，因为在他们的领域可以发现知识和当前的需要。有了这些人才能成事。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虽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也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本人非常愚蠢地服从封建残余势力，他们并不知道，只要他们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赶走封建残余势力。可是为什么我们还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呢？整部历史讲述的都是人类可耻地剥削人类的故事，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浪费。人类本来可以利用自然，他们何必浪费自己的精力去剥削其他人呢？当一群人去压迫另一群人时，无论是压迫者还是反抗的被压迫者，都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让压迫者停止压迫，让抵抗者停止抵抗；让他们共同致力于利用人类财富——自然——的神圣任务当中，建立、创造、形成一种物质性文化。因此，圣西门颂扬的是生产，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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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权利，“权利”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词：只有利益存在。利益是人类无时不想得到的东西。给人类带来利益是生产者之职事。人可分两大类：无所事事的人和辛勤劳作的人，游手好闲者和生产者，有的时候，他称他们为好逸恶劳者和工作者，所谓“工作者”，他好像不是指体力劳动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他指的是所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经理、工业巨头、银行家、工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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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有专业人员而非业余人士。贫穷总是源于无能，我们必须用协同一致的计划来取代竞争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浪费：我们需要为社会制定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计划。我们想用联合取代竞争，我们想要劳动，劳动必须是义务性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因为劳动是人的目的，我们要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推动科学研究以及艺术的进步，因为，除非人类的想象力被艺术家、被那些以打动人的情感为职事的人激发起来，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在人类进步这个巨大的过程中，艺术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个进步过程包括控制和限制人类的情感、人类的激情、人类的精力，朝着当前时代已经很接近的目标前进，即建立一个庞大的、自动发挥作用的工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没有人处境悲惨。而且人类的所有弊端终将消失。为了领导这一制度，我们必须有精英人物，因为人民太忙，创造不出这一制度，而且他们太忙不能亲自管理——在此，他的言论很像1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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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英都是哪些人呢？在其漫长的生涯中，圣西门的观点有所改变。一开始，他认为，这些精英人物应当是科学家。后来，他改变了观点，认为他们是银行家和工业家。早年时代，他构想出所谓“牛顿委员会”这样一个神秘机构，这是一种国际合作性的或科研性的学术机构，依靠公共捐赠和秘密投票制度来管理，它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把艺术家、工业家和数学家组织起来。到最后，他又想出一个议会，由三个部门组成。第一个部门是发明部，里面的工作人员是工程师和艺术家（画家、诗人等）、生产者、思想者，无论在科学还是在艺术领域最先闪现天才之光的人。第二个部门负责审核和细查；它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等人组成。最后一个部门由行政人员组成——工业家、银行家，他们都是实干家，他们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因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无条件的斗争、竞争的绝对必要性已经教会他们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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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其他各种计划，这些计划针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必须生产。我们必须生产，我们必须发明。创造性是伟大的口号。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全方位地实现自己。中世纪时期盛行一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肉体应当忍受折磨，人类理想在于某种自我克制，在于主动摒弃欲望，追求内在的生活，逃避肉体的各种诱惑以及外部世界施加种种邪恶影响——让那个观念永远石沉大海吧。基督教的教义宣扬，我们将在彼岸世界得到报偿，而在此岸世界，肉体是屈从于精神的，这条教义必须废除；必须引进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没有物质的大发展，精神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没有一场精神上的大觉醒，没有一个接一个天才思想的出现，没有人类在全方位取得的进展，就不会有物质方面的发展。这幅景象很像丁托列托笔下的天堂：一大群幸福的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圆圈，他们兴高采烈、满心欢喜一个劲儿地跳舞，他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爱好，都得到了极大地——过度地——满足，使他们满足的是物质的丰盛，而物质的丰盛正是那些不再受古代制度和可笑的法律压迫和限制的工业家和银行家所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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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圣西门说到精英必须奉行双重道德标准的时候，他的话里带有很现代的口气。例如古埃及的祭司，他们是早期的和最初的精英人物，他们自己相信一套，而教给芸芸众生另一套，这真是了不起。这么干很好，事情就应当这么做，因为不能指望人民马上就能看到真理，而是必须逐渐来调教他们。结果，我们必须有一些工业家、银行家和艺术家构成的群体，他们逐渐脱离开人类，他们逐渐要求自己在工业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新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伟大的说法——“各尽所能”——来自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另外，当斯大林说，艺术家（例如小说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做事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形式，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塑造和影响人类，这就是一种圣西门主义思想。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是工程师，无论是无生命物质的工程师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不可能遇到许多过时的、无法理喻的形而上的信条来阻碍我们。因此，圣西门设计出反民主的方案，因为靠民主做不成任何事情；伟大的计划无法完成，除非有理解他们所在时代的明智之士，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能够像专家那样做事，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将事情办好。只有专家才能将任何事情办好，专家永远不应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家，其后果是流血、混乱，还有人类可怕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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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自由也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口号。自由总是混乱无序；自由总是某种消极的东西，用以反抗外来的压迫。可是，在一个先进的政权之下，一切都是进步的，没有压迫，也就没有要抵制的东西，就无需使用大槌子了。自由总是一种爆破的炸药；可是，在一个建设性时期，在一个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时期，炸药派不上用场——无论如何不能用于那种目的。所以他大声疾呼的都是自由如何危险、必须加以镇压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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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由放任政策。有一段时期，他曾信奉自由放任政策，他是被他称做“神圣的斯密”那个人的门徒；可自由放任政策也会导致绝对的混乱；除非我们有计划，从中心出发指导事物，否则事情不可能办好。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的新封建等级制观念，银行家处在等级阶梯的顶端，工业家的位置偏下，再往下是工程师和技术员，然后是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每一个有想象力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在这个等级制阶梯上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庞大的、新的封建政权下，一切都是严格遵循秩序来安排的。这就是取得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军队行进的办法，在圣西门看来，我们就是一支部队，整个历史就是一支部队，他或多或少这样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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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激烈地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是受压迫的大众发出的十分愚蠢的呼吁，它与理性的政府安排的世界无关。我们要管理的不是人而是事。管理事物即意味着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当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用最佳的——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各种愿望。如果这是人类目标的话，那么，呼声最高的要求不应是平等、自由，而是博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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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将我带到圣西门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的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在生命旅程行将结束之际，他感觉到，需要一种偶像崇拜，因为我们单凭科技无法获得认识；人的信仰必须集中在某件事物上。他说：想一想西塞罗时代，罗马宗教衰亡，但其庙宇依然有人光顾，西塞罗认为应当保留罗马宗教的外壳，虽说他本人已不再相信其内核。这是办不到的。现在许多人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相信基督，不相信任何教义，但他们却极力利用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可以抑制人类邪恶本能。可是，在信仰衰微、教会即将垮台之际，宗教可就没有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一门新宗教，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一种新信仰。黄金时代摆在我们面前：正是一个盲目的传统让我们看不到它；我们向它快步走去。我们的后辈将到达那里；他说，至于我们，任务是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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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开辟道路呢？这一点，他说得并不太清楚。首先应当以联合和爱为手段。如果人类能够理解彼此的需要，相互认同，那么他们就会充分发挥出创造性想像力，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和谐地去生产符合每一个人需要的商品。圣西门死后，这一门派的领军人物昂方坦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这个学派去巴黎郊区生活的时候——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宗教流派，他们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束腰外衣，只有在后面才能扣上，这样一来，圣西门主义这个小门派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依赖他人。这是一种合作的标志，而不是竞争的标志，雷蒙·博纳尔有一幅精美的油画，作曲家费利西安·戴维穿着一件圣西门主义者常穿的束腰外衣，外衣前面绣着一个很大的“D”字，“D”字里面的细线很像竖琴的琴弦。圣西门主义者喜欢中世纪的浮华虚饰，他们想从工业角度重建中世纪的等级制：这的确是圣西门主义有创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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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只要有人试图利用科学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会清楚地看到圣西门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当然，这里的人类问题不同于18世纪，当时所面临的是解决恒定不变的常在问题，所依据的原则也是恒常不变的，因为它们铭刻在人们心中，因为它们可在自然中发现，或者通过形而上的洞察力或通过任何手段发现它们；可是所依据的价值观本身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我们问，究竟是哪一种发明影响了其他发明，哪些人影响了其他人，必须让整个人类社会和谐一致，必须从这个和谐的社会中创造出某一种有计划的实体，不允许人类放任自流，不能因为他们想怎么干就让他们怎么干，因为这很可能影响他们的能力得以实现所在的事物状态——只要他们有所认识的话，这就是圣西门主义思想。例如，它在美国的新政或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中呈现出温和的、人道的形式。它在指令性计划的法西斯主义社会里呈现暴力的、无情的、残酷的、狂热的形式。在这类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世俗性宗教观念，这个世俗性宗教是安抚大众的麻醉剂，敦促他们接受他们可能在理智上无法理解的思想，这个观念也来自圣西门。我们都是滚滚前进的历史激流一部分，因而不存在绝对的理想，任何理想都要根据它的完善程度得以估价，根据它满足当前需要而不是过去某一时代或未来某一时代需要的程度作出估计，以上这一观念与历史就是不断变化的科技的历史这一观念合并在一起，因为科技代表了人类精神最为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类将被分为两类：工作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游手好闲者和生产者，积极的与消极的，主动实干的和被动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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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观念的核心是科学或科学主义——它笃信，除非在严格的纪律之下，由那些理解什么是构成世界的物质、人类和非人类的人去做事情，否则就会导致混乱和挫折。只有精英人物才能做到这一点。精英人物只能奉行双重道德标准，一套为自己，一套为别人。自由、民主、自由放任的个体主义、封建主义——所有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而上的观念、口号、词语，必须撤出，给某些更明晰、更大胆、更新的东西让路：大商业、国家资本主义、科学组织、世界和平组织、世界议会、世界联邦。这些都是圣西门主义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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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不相信革命，因为他已经见过一场革命。他相信诱导的力量。不过革命不需要成为诱导的手段。他最为深切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人类本身最终应该满足自己的愿望。他在临终之际对自己的门徒说：“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们说：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我这一生可用一条思想作出总结——保证所有人的能力得到最自由地发展。”还有，“应当建立工人政党[他认为应当由从事生产的‘工人’来建立]——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工人的政党建立起来了，不过它可能并不完全像最开明、最慷慨、最乐观和说到底也是最天真的圣西门所相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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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迈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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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如何可怕。实际上，他的同时代人遇见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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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弥尔·法盖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们对迈斯特的看法，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极服从的宗教，是国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过是“略微装饰的异教思想”；他是“梵蒂冈的近卫军”。一位崇拜者——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新教徒，爱德加·基内32——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时写道，迈斯特信仰“有刽子手帮忙的、毫不宽容的上帝；公安常务委员会的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也提及迈斯特的“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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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常对他的描述，这类描述主要是圣伯夫的发明，在19世纪被其他各色各样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来。迈斯特总是被描述为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和一个比较狂热的教皇权威的支持者；此人骄傲、顽固、僵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密推理能力，他能够从很教条的前提推导出极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结论；此人才华横溢、怨气冲天，他是那个时代诞生的中世纪人物，他徒劳地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让人望而生畏、心怀敌意、孤独而最终又令人可怜的人物；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有教养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对自己不合时宜诞生其中的那个诡诈和庸俗的世界；往坏里说，他是一个顽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骂非凡的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好处，因为太固执而看不到，因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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