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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试图在事物中找到意义的信念，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精神世界充满着找到世界本原的愿望，后来我发现我只是他类客体中的一个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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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的第一反应，如他自己所言，就是经历了“被封存到被挤压的物性之中”的痛苦。后来他意识到问题远比此严重得多。人变成了客体，被人指点、被人取笑，而这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情况。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处于这种情况当中的人内化了这一观点，将他们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低人一等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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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此厌倦学习和背诵赞美水仙花的诗歌，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的”英国孩子的关系很别扭，我发现当我称自己为英国人时，他们会傲慢地责骂我：“你不是英国人，你是令人讨厌的殖民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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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莱斯，《焚书的那一天》（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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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焚书的那一天》中，出生于美洲的欧裔白人小说家珍·莱斯讲述了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的轮船代理商索亚先生的故事。他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结了婚，但是，他经常在酒醉之后虐待她。索亚在他的房子后面建了一间小屋，那里摆放着他特意从英国邮寄来的书。他那只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埃迪体弱多病，正是他首先站出来质疑叙述者——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认为所有来自“家乡”的东西，也就是来自英国的东西都比岛上的东西高贵。埃迪会从图书馆里借书，父亲去世后，埃迪成为了这些书的拥有者。几天后，埃迪和叙述者来到图书馆找到母亲，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在不幸的婚姻中煎熬。母亲的怨恨和愤怒爆发了出来，她将书从架子上弄到地上，分为两堆，想一堆出售，另一堆烧掉。当母亲将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时，埃迪求她不要将这本书烧掉，因为他正在读这本书。最终他从母亲手中把这本书夺了回来，并尖声喊道：“现在我也开始讨厌你了。”女孩也为自己抢到一本书，两人穿过花园跑到街道上，一起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埃迪开始哭泣，为了表示对埃迪极度孤独的同情，女孩问埃迪那是本什么书。那本书是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可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她本能地感到她的战利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她想看看究竟时，却很失望，“因为那本叫作《像死亡一样坚强》的书是用法语写的，看起来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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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莱斯的故事读起来不太像殖民主义的寓言故事，倒更像是关于后殖民的权力关系的寓言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数十年的等级剥削和侵略性的种族文化所促生的仇恨，使得索亚夫人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优越感的文化基础。埃迪的矛盾反应是：他既憎恨他的父亲，憎恨“家”，也就是英国，但是他又想得到父亲的书。这又将他带入与母亲的矛盾之中：他爱母亲，但是母亲恨他父亲所有的书。这也把埃迪推向边缘的位置，使他介于矛盾的、竞争的文化之中：他一方面在情感上认同一种文化，同时又在理智上对另一种文化产生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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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多重身份被津巴布韦小说家奇奇·丹格伦伯加定义为本地人的“不安的状况”。他们跻身于不同文化的矛盾层面之中，当殖民文化或主导文化通过教育进入本地的初始文化中时，便会产生一种不安的状况，其中包括矛盾、不稳定、文化界限的混乱（内部或外部的）以及与“他者”文化的融合。在《不安的状况》（1988）这本书中，讲述者坦布泽梦想着接受良好的教育，梦想着能进入她那位已经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校长亲戚的房间里。但是她发现她不知道应该坐在哪里，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阅读房间里的习惯性符号，她不知道应该使用那种语言——英语还是绍纳语？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要屈从于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被法农称为杂交裂缝中的存在，他们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不同的、互不兼容的人生。如果你想成为白人，改变你的种族和阶层，你就要吸纳主流文化，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妥协，不同价值体系层面之间的妥协（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对她们来说这些选择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即使你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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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可以看作是要求解放的表示，或是无力通过别的途径表明自己立场的一种表现。当然，通常情况下当这种行为包含一个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攻击时，就被认作是压迫性的、破坏性的、法西斯的行为，它确实如此。以1981年5月僧伽罗统一国民党烧毁贾夫纳大学图书馆为例，“数以千计的泰米尔语书籍、手稿、风干的棕榈叶手稿、各种文件被烧毁，其中包括《贾夫纳历史》的孤本”。1992年5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在萨拉热窝的东方学院投放燃烧弹，这里收藏着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手稿，“事实上所有手稿都被大火烧毁，包括五千二百六十三册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手稿和阿拉伯语手稿中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方言撰写的部分，以及数以万计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文献”。种族清除不仅包括人的毁灭，也包括知识的毁灭和历史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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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不是指那些居住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而是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被认为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穆斯林。1989年1月14日，一群生活在布拉德福德和奥尔德姆的穆斯林公开烧毁了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评论家纷纷将这一行为与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焚书之举相提并论。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激进的基督教群体在美国烧毁J.K.罗琳的《哈利·波特》的行为没有受到太多的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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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的立场比较复杂，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最著名的反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之一，是移民社区政治权益和观点的代言人。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己所代言的少数族裔的社区内有着和自己的多元文化融合（他称之为“宗教文化融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得到了一些少数族裔的作家（例如哈尼弗·科利什）以及媒体的支持。由于很多少数族裔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受到了压迫，所以在受人赞美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这些少数族裔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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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而言，整体上这看上去似乎很像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接受了同化，而后者却仍想保留他们的未被玷污的文化身份。对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或者对于那些居住在西方之外的人而言，这种区别就不是那么清晰。对个体来说，想要同时持有两种观点并不是不寻常的。后殖民主义的愿望中存在着不安，这种不安的状况受到了无法掌控的矛盾心理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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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撒旦诗篇》而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冲突主要是通过空间和二元对立的地理政治学——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与西方文艺界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古老的（有武断的意味）移居者和现代的（有讽刺意味）大都市人——展现的。这一现象掩盖了不可化解的、边缘性的、对于文化杂交的忧虑，这种文化杂交提出了认同的问题，以及离奇的、断裂的暂存性中的流散社群的美学问题，即文化转移的时间和文化转移的空间“不可移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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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米·K.巴巴，《文化的定位》（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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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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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第二章 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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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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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革命者在哈莱姆，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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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观察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男人并排而立，姿势呆板僵硬，严肃而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头。每个人都衣着入时，穿着马甲，揣着怀表。中间身着白色套装、脚穿翼尖状饰纹皮鞋的男子头戴一顶帽子，其他两位则以手持帽。右侧身材矮小而略胖一些的男子撑着一张木制折叠椅的椅背。尽管他们正一起摆姿势合影，但彼此却保持着距离。这一点表明他们虽然认识，但却称不上是密友。他们衣着的华美与身后破旧的红砖房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看起来他们好像站在一所廉价公寓或办公楼的外面。他们身后的窗户的右扇有百叶窗，而另一边的窗户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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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由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著名的摄影师詹姆斯·范德尔奇拍摄的。这张1924年8月拍摄的照片上的人物分别是马库斯·加维、乔治·O.马克和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加维来自牙买加，马克来自塞拉利昂，托瓦罗——胡诺来自达荷美共和国。那天他们都是来纽约市开会的，或许这张照片是在哈莱姆135号街西56号原“黑星”航运公司办公楼的后面照的。马克是联合黑人促进会的最高代理主席，他曾在弗里敦受过教育，并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和爱丁堡上过大学，他作为塞拉利昂的代表到纽约参加了1920年的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192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黑人促进会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会议。代表团请求国际联盟将德国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作为黑人居留地移交给联合黑人促进会管理，但此请求遭到拒绝。这些殖民地后来转交由英国和南非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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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马库斯·加维和乔治·O.马克、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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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维，这位联合黑人促进会的创始人，1924年由于被指控利用邮件欺诈而被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判处有罪，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急于寻找借口将他驱逐出境。加维早年加入了牙买加的“国家俱乐部”，这个组织致力于摆脱英国统治寻求独立。之后加维在中美地区广泛旅行，然后去了伦敦。他的妹妹阿德里安娜当时在伦敦做家庭教师。在伦敦，他了解了泛非运动，该运动于1900年在伦敦召开了首次会议。他还阅读了布克·T.华盛顿的著作《出身奴隶》。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了不起的苏丹裔埃及人杜斯·穆罕默德·阿里并与之成为挚友。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们二人共同经营阿里的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报纸《非洲时代与东方评论》。1914年当加维返回牙买加创建联合黑人促进会时，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学，其基础是黑人权力和尊严的简单而有力的传达。两年后，他受布克·T.华盛顿之邀来到美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在美国没有一个黑人移民的政治影响力比他更大了。他把反殖民的言语转换成民权和争取黑人权力的语言，在20世纪这两者将继续发展，并互相密切联系，彼此推动。这张照片记录了这种推动力量启动的那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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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本人刚刚从法国抵达纽约，并且要在哈莱姆自由大会堂举行的1924年年度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上发言。托瓦罗——胡诺王子是保护黑人种族全球联盟的主席，该组织由他创建于巴黎，它的创立缘于一个有名的事件。当时因为托瓦罗——胡诺王子是黑人的缘故，几个美国白人游客试图把他扔出一间咖啡厅。当你审视这个贵族，这个流亡的达荷美共和国国王的侄子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憎恨这种待遇，以至于他引起了整个法国媒体的同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黎多年来享有对黑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同情心的西方城市的美誉。约瑟芬·贝克、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切斯特·海姆斯、西德尼·波切特都受到了法国人的喜爱——只要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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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的大会上，加维宣布联合黑人促进会已约有一万四千个分支。其中一半在北美洲，其余分布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全部成员据估计已达到六百万。这种非同寻常的全球化组织在托瓦罗——胡诺的报纸《大洲》的名字中得到了反映。这是跨越大西洋的黑人革命运动，这三个来自英法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革命者聚集在美国，想要联系不同文化间的激进主义并确保跨国的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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