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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归顺英国的伊拉克政权（就像由英国扶上台的波斯国王和约旦国王一样受到英国的控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955年签订《巴格达条约》的时候，该条约是哈希姆王朝与英国之间最后一个阿谀逢迎的协定。第二年是苏伊士运河战争！英军遭到了打击！不久之后，1958年爆发的第二次军事政变将令人憎恨的哈希姆政权推翻了。随之英国对伊拉克的支配力也宣告终结。但是英国的干涉并没结束。最初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对他们很温顺的君主没有了，他们的基地没有了，运河的争端也没有了，但他们仍然想获得石油。为什么他们总是回来呢？他们已经夹着尾巴离开了，被解放的国家在万隆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后来他们失去了伊朗，萨达姆受到激励把他们赶了出去。我们又将灭亡了。他们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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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个“威胁”。但事实难道不正是他们一直在威胁我们吗？是的，他们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威胁。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发展核武器。在此之前很久他们就用化学武器轰炸我们。丘吉尔本人在1923年命令使用芥子气对付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当时他们因为听说英国背弃承诺，不愿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政权而起义。英国皇家空军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反复攻击库尔德的苏莱曼尼亚城，他们才最终被镇压下去。咳，也不能说最终被镇压下去了。英国皇家空军于1931年又一次轰炸了库尔德人，这时英国正准备使伊拉克“独立”，它在准许独立的同时却没有提到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地位。现在你仍然可以遇到那些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关枪扫射和轰炸记忆犹新的库尔德人。我的朋友易卜拉欣前不久在参观克亚科山时偶遇了一位仍能完整追忆此事的老人。“他们对这里的卡尼亚霍兰进行了轰炸，”老人告诉他，“有时一天轰炸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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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伊拉克人被认定为是“不负责任的”。别忘了，难道不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吗？那是个错误，尽管很多伊拉克人强烈地认为从历史上讲科威特一直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你非常清楚联军如何在1992年快速动员起来夺回了科威特的主权并收回了开采石油的权利。人们问：“他们怎么不会为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能记得1920年英国人的飞机和装甲车是如何调动起来攻击沙特的部落的，他们当时攻击了英国在伊拉克和外约旦的新“主权”领地。英国人把沙特的一大块领土给了伊拉克的新政府，作为补偿他们又将一些土地移交给了内志（即沙特阿拉伯）的苏丹伊本·沙特。是的，他们给了他科威特三分之二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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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政府武断地判定领土归属时，伊拉克不可避免地要求拥有剩余领土的所有权。科威特最初是奥斯曼帝国一个省的一部分，伊拉克就是由这个省建立起来的。没有它，我们几乎不可能接近波斯湾的水域。英国人在1924年从伊本·沙特那里获得了马安和亚喀巴之间的狭长地带，其理由是它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大马士革省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成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英国人成了判定这次争议谁是谁非的权威。他们的哈希姆君主——加齐国王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首次坚持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所有权，当时科威特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英国人和科威特的酋长早在1899年就签署了保护协议。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崩溃时，英国在科威特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傀儡政权，将它从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省分离出来。当伊拉克的军官领袖阿布达勒·卡西姆在1961年再次提出对科威特的所有权，要求科威特摆脱英国统治时，英方立刻派来了军队。三十年后他们又回来了。轰炸也会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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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对他们是一个威胁。每次我们掰开面包，数以千计的英国人会处于被我们咀嚼的险境。每次当我咀嚼葡萄或蜜枣，吮吸桑葚或杏子时，在英国的某个人一定会因恐惧而浑身发抖。每次当我儿子爬上树去找无花果，优雅威严的英国绅士就会处于险境。我们想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他们的干涉。有一天晚上在电视上我听到一个伊拉克老人说：“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不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而他们却总想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让他们停止干涉我们的事务。自1920年以来我们没有轰炸过他们而是他们一直在轰炸我们。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吗？我们从来不会让他们心生不安。他们好像认为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或者这是不是他们的另一种人权，一种轰炸他国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不是由我们的真主赋予的，感谢真主。自从他们的空军成立以来，他们想什么时候轰炸我们就什么时候轰炸我们。可他们仍然声称我们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几十年来，什么时候我们使他们不高兴或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通过一次次的轰炸一直在屠杀我们。我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是容易被控制的。我们与有的中东国家不一样，并不是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因此他们不断地来轰炸我们，而我们一再地从他们手中挣脱。他们不会征服我们，也从不会“平定”我们——即使他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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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也就是1998年斋月的前两天，我们全家都在巴格达的公寓里睡觉。我们那栋公寓很高，正对着扎乌拉公园，俯瞰圣曼苏尔雕像。在我们准备起床做晨祷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警报突然响了，炸弹落在我们周围，他们那不祥的炸弹像焰火般将天空照亮。前脸用白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桥梁突然被炸塌了，就像沙堡在潮水到来时塌掉一样。从那时起他们创立了“禁飞区”，他们没有真正停止过。他们消失的时候，土耳其人就飞过来轰炸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可正是他们的禁飞区应该保护的人。英国人自己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至少每隔一天就轰炸我们一次。这是他们自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轰炸。如今他们扬言他们又要回来了，又来毁坏我们的家园，改换我们的政府，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做过无数次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飞冲向我们？为什么我们引起了他们这么大的兴趣？因为我们有“他们的”石油。这就是从1920年至今始终没有消失的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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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感到困惑，如果我们时不时地在英国轰炸他们，一代接一代地轰炸，他们会是何种感受？如果时机适合我们就改换他们的政府，毁坏他们的医院，让他们没有净水喝，杀死他们的孩子和家人，他们又会是何种感受？现在多少个孩子死掉了？我想都不敢想。他们说他们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了。当你听到空中的燃烧弹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爆炸声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或者当你躺在床上，炸弹把你和孩子周围的建筑物炸得直晃动时，你就不会那样认为了。正是在那一时刻你会梦想真正的自由——托靠真主——远离英国皇家空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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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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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第三章 空间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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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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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状态：“塞韦里诺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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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无地状态”这个词在英语中只被写过一次，1851年赫尔曼·麦尔维尔曾写道：“在无地状态中存有最高真理。”因此，这种情况似乎不单单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题。无地状态是许多其他社会，包括一些居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普通百姓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问题。在许多先前被殖民过的国家，殖民者把居住在某一土地上的人们赶出家园，建立起了大农场和自己的住房。其中一些被掠夺了土地的人们的子孙，时至今日还处在手无寸土、贫穷无助、居无定所的状态之中。因为没有用以耕作的土地，这些穷人唯一的选择是流浪到大城市的贫民窟度日。然而，平民窟的救济所也是岌岌可危，比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或者是与其同时期的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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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西为例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这一点。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列世界第九位，但巴西同时也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该国百分之三的人口控制着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却处于闲置状态。在极端困乏的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特别是在巴西最贫穷的地区累西腓州生活的人们发动过许多反抗活动，发起组建了农民联盟，开展了革命运动和游击运动。就在不久前，那里的人们作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回应，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无地农民运动。针对大片土地被极少数人占有的状况，无地农民运动不仅反对这种失衡的状况，而且打出了“占领失地、积极抵抗、扩大生产”的口号，用以鼓舞巴西一千二百万无地劳工占领未被耕作的土地。无地农民运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层群众组织之一，如今在无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下，已有超过二十五万个家庭赢得了一千五百多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成千上万个家庭在等待着政府认可他们的定居权。在此过程中，在农民、地主和警察之间，冲突还频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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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农民运动的一贯工作原则是集体性和社团性。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在其定居地建立了食物合作组织和小学，并进行了扫盲教育。所有的农场在运作时都考虑到环境保护问题：无地农民运动生产的有机种子在拉丁美洲是独一的。该组织也注重保健问题，它还从整体角度考虑，认为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就医的问题，还涉及生存环境、卫生清洁和全民福利。这一有关健康的概念包括个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无地农民运动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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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健康问题是关于你如何居住，在哪里居住，你吃什么，以及如何谋生的问题。健康就是身体感觉良好，心态平和，家居生活充满尊重和友爱，人人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充满平等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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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后殖民所乐于分享的一个关于健康的政治问题，而且它也是无地农民运动发展社区大众生活整体规划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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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玛丽亚·达·席尔瓦和自己八个孩子中的四个孩子在一起，她和她的丈夫瓦尔德马住在由安赫毕的无地农民运动建成的寮屋里，该处地处离圣保罗一百三十英里的新卡努杜斯，巴西，199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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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试图通过传统政治渠道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和土地改革控制权的一次尝试中，巴西政府在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特别支持下，启动了一项以市场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替代方案，即《土地规划方案》，以此来挑战无地农民运动。方案计划高息贷款给无地的人们以便他们用来购买土地，该方案由站在地主一边的区域委员会进行管理。因为世界银行站在地主一边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所以该方案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无地农民运动在反对该方案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银行干预巴西政治产生了始料不及的结果：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这位被民众亲切地称为卢拉的人于2002年11月当选巴西总统。卢拉出生于累西腓州的一个赤贫家庭，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可他后来成长为一个工会的领导以及劳工党的创立者。他在当选致辞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在施政时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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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政的第一年将重点向饥饿开战。我呼吁巴西没有饭吃的人要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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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无地农民运动都可算作后殖民政治活动的典范：组织一场基层群众运动来反对一个由地方强权和国际权力机构——银行、商业、投资基金所支持的不公正的体系，反对物质的不平等占有。这些国际权力机构妄图使全球的经济市场保持现状。无地农民运动建立在集体基础之上，代表普通人的福利，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关注土地占用和更广阔的社会问题层面，其中包括了妇女地位问题、儿童福利问题、保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提高生存环境质量问题。这样，无地农民运动就必须从地方做起，不仅要面对地主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的反对者，而且要直接面对世界银行中的反对者，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和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为自己的主张而战斗。正因为如此，和无地农民运动一样的其他各种运动都要与其他国家中与自己的情况相当的运动组织联系起来，比如菲律宾农会——一个由无地农民、小农场主、农业工人、勉强糊口的渔业工人、农村妇女和农村青年所组成的全国性的联盟，同时还要联系更大规模的全球性社会运动，如全球人民行动组织——一个广泛的抵抗运动联盟，它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的不平等。全球人民行动组织发起了全球人民行动日，旨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中的独裁”，它先后在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开会期间，在日内瓦、西雅图、布拉格组织活动，十分成功地绕过了那些传统渠道，而以往只有本国政府的代表才能代表人民说话。既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面对八国集团的利益显得软弱无力，那么全球人民行动组织则直接领导大众行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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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农民运动还与部族运动相结合。土著居民，如巴西的瓜拉尼人、马库希人和希库鲁人正在努力夺回被大农场主和金矿矿主抢走的土地所有权。无地状态对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仍然是政治上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它就是政治反抗和农民暴动的焦点。当前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秉承1910年萨帕塔农民革命的遗志，继续反对那些掠夺了他们的土地的大地主和大牧场主。1913年的《南非土著居民土地法》规定，除了农业工人，其他非洲人不得拥有或占用“计划的土著区域”以外的土地。该法案导致了许多人无家可归，失去了谋生手段。在印度，农民或部族为获得土地发动运动和起义，其反抗地主控制土地的管辖制的行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殖民地时期到独立时期，从甘地领导的印度农民运动到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武装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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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土地又无财产是殖民地居民的一个典型特征，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难解决的难题。1972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在堪培拉国会山的草坪上搭建了他们著名的“帐篷使馆”——一座简陋的棚屋，这很有效地宣传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原住民的土地权”一直是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印度的土著居民、津巴布韦没有财产的非洲农民主要关注的问题，非洲农民一直在为《阿布贾宣言》中体现的基本的土地权而斗争。要求收回失去的国土是巴勒斯坦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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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后殖民斗争，通常都涉及土地占用的后果。土地占用问题是殖民强国最平常但却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对于西方革命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拥有三大洲视角的人（比如毛泽东、法农、格瓦拉、副司令马科斯）来说，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主题，这是令人吃惊的。思考无地状态就是思考农民问题，就是思考涉及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问题。毫无疑问，现实情形是今天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无地的农民，而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游击队的身影。无论如何，从哥伦比亚到秘鲁，从尼泊尔到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必要性在持续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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