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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巴黎南部九百英里处，阿尔及尔南部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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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排着队在看不清边缘的沙漠小路上缓慢地移动，脚踝被低矮灌木的小尖刺刺得通红，然后又被沙土烫脱了皮。他们爬过陡峭的峡谷，终于找到了洞穴。他们很快走进洞里。黑暗立刻裹住了每个人，洞中的潮气随着他们在冷空气中的呼吸在鼻孔处变成白气。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他们开始在黑暗中看到了闪光和微光。山洞的表面闪烁着微光，熟悉的形状渐渐浮现在他们的眼前。黑暗冰冷的洞穴让人觉得潮湿，但这里没有明显的水源。干渴的喉咙感到阵阵灼烧般的强烈刺痛，所以一些人向洞穴的深处走去，以便得到更多水汽，确实他们可以听到某处微弱的滴水声。其他人焦虑地回到洞口看看外面的地平线，看看下面的大地，看看头顶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强风吹来和吹打稀疏灌木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他们又回到洞里，这时他们发现其他人在生火，在找地方睡觉，有人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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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醒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先闻到了一股烟味，然后空气变得越来越呛人。最年长的老人起来走到洞口。他向前走，但找不到出口。他踏着地上的碎石向上爬去，可是最后头顶碰到了洞顶。洞口被封死了。浓烟像水一样从石头缝里钻了进来，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呛人。他们的窒息过程是缓慢的，先是眼睛生疼，然后是呼吸困难，肺部疼痛，而大口呼吸的结果是吸入了更多呛人的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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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戈将军承担着征服阿尔及利亚的任务。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十年以后，局势仍然动荡不定。比戈采用了掳掠、烧毁一切、鞭打和火焚的策略。所有敢抵抗或是被怀疑抵抗的人都被处决了。今天他追逐一个难对付的部落来到了这个山洞。他封死了洞口，然后往里灌烟，要闷死洞里的人。他在日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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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所有的出口都封死了，这样我造了个大坟墓。沙土最终会把这些盲信者的尸体埋住。没有人下到洞里去，没有人……只有我知道这底下埋着五百名土匪，他们再也没机会来割法国人的喉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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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后，与比戈的时代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人仍然为活埋阿尔及利亚人而欢呼雀跃，这时法国人使用的是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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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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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网页的新闻讲的是在阿富汗的美军遭到了严重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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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2日，星期六，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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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洞穴遭到了高压弹的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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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攻击陷入困境后，美军在阿富汗东部山区投下了两枚破坏性很强的高压气浪炸弹，美军怀疑该地区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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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信息部门宣称美国拥有两枚重达两千磅（九百零七公斤）的可以在洞穴产生窒息气浪的“温压”炸弹，正准备把炸弹投向敌军藏身的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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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2月试爆了温压炸弹，美国官员称炸弹将在一月内很快运抵阿富汗，用于清除反美分子沙特人奥萨马·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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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制导炸弹的内部装有特殊的爆炸混合物，可以产生高压气浪，把洞穴中的空气推出来，从而使洞中的人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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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曾经在车臣使用过类似的燃烧空气炸弹，并曾引发了国际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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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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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现在，洞穴经常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事件的发生之地，那里上演了“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活埋、镇压、引起窒息（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肺里的空气吸干），今天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殖民地本身进行镇压的隐喻——殖民地所需的空气已被吸干。西方世界喜欢把这样的时刻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殖民遭遇”，如今窒息而死和殖民暴力已经成了回忆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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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西方人还在继续去剧院看戏。他们总说艺术与政治没有关系。以美学来划分世界是摩尼教的观念，或者是殖民色彩和等级意识很强的二元观念，革命心理学家弗朗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一书的开篇就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区分。法农说，它们的“美学表达遵从的是现已确立的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大批德育教师、大学教授、顾问和‘迷失方向的人’（即昏头昏脑的人）总是把被剥削的人与掌握权力的人区分开来”。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的消费者或生产者，你要么与定了型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加强了两种人之间的区分）同流合污，要么与其竞争，比如把剧院变成一个反抗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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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后殖民批评中的基本思想的转向：认识到维系西方财富和利益的野蛮军事力量与其美学生活相联系；认识到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所罗门宝藏》（1885），洞穴恐怕就不一定会引发人们兴奋的想象，或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印度之行》（1924）里的马拉巴山洞，就不一定会引发精神和性文化的困惑，就会发现其中到处是窒息和殖民暴力的记忆。迈克尔·翁达杰在《英国病人》（1992）的结尾处描绘了凯瑟琳的死亡过程，她的死从反面表现了这种不和谐：在克比尔高原的欧维纳特山脉的游泳者洞穴里，石壁上刻着根据崇高美学思想画成的古老人像，在这些画像之下，这个英国女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裹在降落伞里躺着死去了，这个残酷的欧洲战争的牺牲品在满眼是沙漠的环境中演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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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建议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知识从根本上讲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太多政治内涵的知识则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自由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却忽视了知识产生于严密的政治情境之中（尽管很隐蔽）。今天，人们可以随意地将形容词短语“有政治色彩的”作为标签不怀好意地贴在任何敢于违反所谓的政治客观性协定的作品上，在这一时代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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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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