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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杰莫利地区、卡纳塔克邦、加尔克汉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女性、当地村民和部落进行的种种斗争成功地阻止了众多这样的行为和计划，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整套的环境政治哲学。范达娜·席瓦和其他一些生态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把这些基本的原则向前推进，开始批判那些被她们称为“不良发展”的行为。她们把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称为是一种新的殖民（“独立”后殖民主义的继续）。这种“发展”的典型特点是：邦一级的政府负责组织，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种植的是西方最新发明的转基因作物和树木，化肥都是根据西方最新的观点施用的。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分配本地土地的想法，仅仅着眼于为购买土地而能担负起大量债务的少数人，而穷人赖以获取口粮和燃料的公共土地却被私有化了。这些计划的多次失败——直接失败或没有预料到具有破坏性的副作用——甚至已经使从事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了解当地的情况，而这些情况过去被人们视为原始的、不真实的和不“科学的”，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这些未被人们认识到的情况激起了抵抗性的政治活动：反对后殖民国家的中央集权，反对伦理道德和市场惯例在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化，还反对从外地引进的、不适应当地情况的植物物种对当地土地的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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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民运动所构成的这些政治斗争在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已经得到发展，而且令人瞩目的是处于斗争最前沿的往往是女性。在印度它们以所谓的女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基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像契普克运动这样单一的例子不能被当作普遍的模式来加以概括。在印度，对于居住在山区和森林里的人而言，他们的状况是某个社会特有的，而这些群体中的女性并不能构成女性整体范畴的基础。然而，如果维持家庭生活的农村女性直接受到了环境退化的影响，那么这些斗争的性别力量就会明显得到加强。她们可以用相似的激进策略来反击对环境的不同威胁。例如，纳马达反水坝组织[3]就格外勇敢并坚持不懈地反对兴建属于庞大的纳马达河谷发展工程一部分的萨达萨罗瓦水坝。纳马达反水坝组织也得到了激进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公开支持，而且很清楚这个组织是按相似的原则活动的。这项巨大的基础工程要耗资数十亿卢比，而且还要让当地的土著居民和生活在森林中的游牧居民共二十万人移民，这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环境代价。对受灾民众的无视已经到了极端冷酷的地步。经过长期的斗争，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成功地以对人类和环境有不利影响为由，使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世界银行撤出了。但此后古吉拉特邦的政府宣布政府将会出资以弥补世界银行撤走的资金。经过裁决，印度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驳回了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提起的诉讼，该组织试图通过合法的抗议阻止该工程继续进行下去。这一工程重新开始了无序的、疯狂的破坏性进程。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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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对于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抗议，还有由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在1977年所发起的绿带运动，他是在听取了当地女性对当地环境恶化的关切之后，发起这一运动的。它们表达的忧虑涉及全世界的农民都常见的问题：以前他们可以在当地拾柴，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到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拾柴；他们种植的庄稼产不出足够吃的粮食，孩子们因此而营养不良；洁净的水源也干涸了。旺加里·马塔伊发起了种植树苗的植树运动，以便能给人们提供柴火、树荫，为庄稼提供腐殖质以及防止土壤退化。到2000年，肯尼亚人民已经种植了一千五百万棵树。同时，马塔伊领导人们反对为发展建筑业和种植短期的出口作物而对森林进行砍伐。现在绿带运动已经扩展到非洲的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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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生态运动确实产生于一定的内在联系之中，对某些因素的强调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因素为代价的，如在契普克运动中就存在着阶级和种姓的不平等。可以把相似的一些运动提出来，放在后殖民政治下加以考查。就那些在印度北部林区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要与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移民的生活情况和需要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活动都受到所有属下阶层人民（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对权力和需求的共同要求的激励。他们要求改革目前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状况，他们认可文化、社会和生态多样性的原则。这些运动通常是由基层群众，而非国家政党或国际性组织发起的，其中也有一些在两者间转换。这些运动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也为彼此增强了政治力量：尽管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对科技持怀疑的态度，但实际情况是网络使这些基层组织能更加有效地计划和开展运动。网络给它们提供了便捷的联系方式，使它们能与国际机构，慈善机构，以及救援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保持日常的联系。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向它们提供资金或当它们在当地法院或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向它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外界的监控，并在战略性的关键时刻唤起全世界人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运动和控制力量相抗争，而且这种抗争力量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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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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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是什么使后殖民女权主义具有了“后殖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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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权主义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或“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之类的范畴加以区别呢？从广义上讲，后殖民女权主义包括所有第三世界中的女性对父权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这些激进的政治活动包括与当地权力机构进行抗争，或对种族主义者和第一世界中的人们（包括女权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观发起挑战和提出质疑。在后殖民国家，后殖民女权主义认为，它的政治活动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的：对殖民主义的积极继承，以及当地的精英分子对殖民者的基础设施的继承、接管或占有。所有为平等而斗争的女性都反对这个框架中的诸多障碍，并在后殖民时代同这些现实情况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女性斗争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殖民斗争反对的是殖民统治，其政治目标是要争得国家主权；而后殖民斗争反对的是后殖民政权，反对的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大多数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著作强调的是对反殖民过程的历史性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国家中反抗当代种种权力的政治哲学。女权主义者所采用的则是相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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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打倒你们这些大坝建造者”。当地女性组织起来反对建造纳马达水坝，默黑什沃尔，印度，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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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殖民”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意味着，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后殖民这一概念可以在众多不同的政治活动中加以使用。后殖民国家的任何政治行动都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后殖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动包含着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而许多有女性参与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也不一定掺杂着不同的性别观点。即使那些女性的活动可以从境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被准确地描述成具有后殖民的特性，也不能说她们具有相同的特点。以突尼斯两个著名女律师——哈蒂亚·纳斯哈维和吉赛尔·哈里米工作上的不同为例，纳斯哈维一直在突尼斯这个后殖民国家为反抗侵犯人权而斗争，可她并没制订任何明确的女权主义的运动计划；哈里米则从突尼斯移居到了法国，但在反殖民问题和女性问题方面，她同法国的殖民者和后殖民者进行着斗争。可以说这两位女性的工作都具有后殖民色彩，但作为女性中的活动家，她们的政治活动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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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向数百万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印度城乡女性学习或同她们交流呢？这些女性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毛孔”之中，很难共享交流的渠道，明确共同的敌人。那些为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而写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开拓性的著作都是由有特权的消息灵通人士写就的，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理解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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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疲惫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些情形。为了能够对第三世界的女性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发展出不同的读者群，在此我所要强调的是，该领域中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必须被正确地评价，而且第一世界的女性必须要学会放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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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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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者的世界里》（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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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11日，突尼斯一个平常的早晨，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样的场景：哈蒂亚·纳斯哈维站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原来的办公设备、档案和计算机都没了。但这并不是搬家。警察搜查了她的办公室，把她的档案、法律文件、书籍和计算机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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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她的丈夫哈玛·哈玛米被指控是突尼斯共产党党员，所以他躲藏了起来并被缺席审判，但他最终在苏塞被捕，遭到警察的折磨，随后被关入巴格内监狱。大赦国际受理了此案，二十一个月之后他才被释放。1998年2月大学生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几个学生和早已被列入当局名单的可疑分子（包括哈玛米和他九岁的女儿）被暂时关押起来。获释后哈玛米又过起了逃亡生活，此后再次被缺席审判。由于他的家人全都遭到当局的不断骚扰，他于2002年1月15日公开露面，开始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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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亚·纳斯哈维为反对腐败的后殖民政权而进行着斗争，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当权者会对其政治对手施行任意的、不公正的监禁和折磨。作为一名律师，纳斯哈维为这些遭受监禁的人辩护，当然最主要是为她丈夫哈玛·哈玛米辩护。哈玛米是突尼斯共产党——一个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的创建者之一，而且是遭禁的《埃尔巴迪尔报》的执行编辑。2002年6月26日是世界禁止酷刑日，在这一天，纳斯哈维宣布她开始进行绝食抗议。绝食抗议的目标就是要求当局立刻释放她丈夫，并且抗议自从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当政以来她丈夫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由于警察的不断骚扰而使她女儿“经常遭受精神折磨”。持续了三十八天的绝食抗议引起了突尼斯以外的国家的广泛关注，在讲法语的国家里，人们更加关注她丈夫的案情以及突尼斯国内对人权的普遍侵犯。迫于外界的压力，9月4日突尼斯当局有条件地释放了哈玛·哈玛米。哈蒂亚·纳斯哈维同突尼斯政府的不公正进行斗争，她的勇敢斗争当然称得上具有后殖民色彩。现在她仍在继续斗争，拒绝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她把斗争的中心放到了政府权力的滥用上，她将政权对于人权的侵犯作为斗争的出发点（毛泽东可能会这么总结）。这与后殖民的政治活动相一致，但其本身并不是源于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埃及女权主义者奈娃勒·赛阿达微写的她在狱中的经历就与此不同。这同样也使人们想到昂山素季在缅甸为争取民主和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不过她要在一个根据不同文化和道德原则构建的国家里建立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她的想法与甘地所提出的结合了法律要求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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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吉赛尔·哈里米出生在突尼斯，但她却是在法国接受的教育，并于1956年取得了律师资格。之后她立即开始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担当辩护律师。1961年她成功地为一名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受到警察折磨的阿尔及利亚女孩德雅米拉·布巴莎辩护，因而名声大振。这个著名的案子使她与西蒙·德·波伏娃和萨特结下了友谊，之后她还为巴斯克地区的恐怖分子出庭作过辩护。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她还就一些与女性有关的问题积极进行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的博比尼堕胎案。1971年她创立了选择组织，该组织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某些非法堕胎的女性（她们有意让公众知道她们曾经非法堕胎）进行辩护。这一组织随后开展的活动有力促使了法国政府于1974年宣布堕胎合法化。哈里米继而当选法国国民大会和法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2000年10月，她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她要求法国人民承认并且面对法国政府曾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经常性的折磨，呼吁总统和总理对此加以公开谴责。她迫使法国公众正视其殖民历史在后殖民时期留下的遗患。法国曾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哈里米的举动使得人们对此事的道德标准重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造和评价，而此事造成的影响仍继续在这两国之间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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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地点不同，后殖民国家女性的特定状况或者大都市移民的后殖民状况也有所不同，结果就造成了政治活动没有单一的模式。一种能指导道德规范和实践目标的、共同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哲学使政治活动具有了后殖民的特征。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后殖民主义首先意味着，那些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和管理上仍处于别国控制下的国家要取得自治权。一旦取得了国家主权，后殖民主义就要求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对那种约束性的、中心化的文化民族主义霸权进行积极地改造，这种霸权在反殖民斗争中可能是必要的。后殖民主义意味着：赋予贫困者、无依者以及社会地位低下者更多的权利，宽容差异和多样性，在民主和平等（这种民主和平等拒绝把西方异化了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三大洲）的框架内确立少数民族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和文化权利。后殖民主义抵制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对环境和对人类的剥削），而且抵制单纯为了企业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施加的压迫性行为。后殖民主义对伴随着企业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及个人主义至上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后殖民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贫穷者和无权者的剥削——从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到商品和作物之间不平等的价差，再到国际色情贸易。后殖民主义意味着任何人，包括男女老幼都能得到基本的安全、卫生、保健、食物和教育的保障。后殖民主义不但支持产业工人的事业，而且也支持下层阶级的事业。所谓下层阶级也就是指那些因为性别或种族而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迄今为止他们仍不具备参与激进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资格。在鼓励个人的真诚和利他主义的同时，后殖民主义也对回归民族或文化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构建这种“真实性”带有可疑的政治目的。后殖民主义认为最有成效的思维方式是那些在消除权力等级的建设性对话中，跨越学科和文化，自由地相互影响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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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对属下阶层、农民、穷人以及被社会排斥的人表示出强烈的同情，这就使其远离了社会精英分子的高层次文化，同时也使其与这些属下阶层的文化和知识的关系更为密切。属下阶层的文化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但后殖民主义却认为这种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这种知识是一种反传统的知识。后殖民主义的同情和兴趣集中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身上，那些人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而产生了文化错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其中包括难民、从乡下移居到城市贫民区的人，还有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第一世界奋斗的移民。长期以来，后殖民主义意味着一种改变社会的政治，一种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政治，这些不平等包括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拥有的财富不同，国家内部的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等级不同，在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上的等级不同。后殖民主义结合并吸收了来自激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后殖民主义与自己所吸收的这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三大洲、第三世界和属下阶层的视角，而且它的重点也在于此。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后殖民主义就是对世界的颠覆。后殖民主义是用从下往上，而非从上往下的视角来观察和感知世界的。它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是埃塞俄比亚的女性的，而不是外交官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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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的政治框架中，性别是实现目标的一个条件。在后殖民主义中，性别政治的中心地位可以简单地通过与“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相比较来加以说明。“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是某个章节的标题，它出现在一本非常有影响的比较第三世界政治活动的教材中。现在存在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成的选民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活动都已经存在了，女性通过观看自己在这个领域内的活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政治暗含的意思就是，政治基本上是属于男性的活动和社会空间。这一章将会探讨女性是怎样在一个并不是由她们塑造的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还有一种后殖民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女性就没有第三世界的政治，而且女性已经在广义的层面上对政治的构成下了定义。因此，女性不仅已经成为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她们显然也已经登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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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总是强调在工厂工作的女工的作用，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者却认为女性的家务工作也具有政治意义。但借助于心理分析和身份确认的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观点更强调主体性和性别特征。后殖民女权主义的确注重分析后殖民环境中女性的紧张状态，无论是后殖民状况还是大都市都对她们造成了压迫。后殖民主义关注的中心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那些对整个社区构成影响的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更加关注那些为争取众多权利而开展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包括为争取物质、文化和法律权利而开展的运动，它关注法律、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平等对待，关注环境保护以及西方之外的女权主义者遇到的价值观同她们希望遵守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后殖民主义涉及的是基层群众运动，而不是政党的政治运动。这与当今人们对国家层面上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兴趣降低是相关联的。虽然后殖民主义没有必要像传统的政治活动那样停留在国家层面上，但也不是说后殖民政治活动在传统的政治空间中要避开政治干预。在概念和实践上，后殖民政治基本上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国际政治。面貌一新的三大洲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国家机构合作而产生的结果，而是通过普通人共同努力，结成联盟，跨越大洲，自下而上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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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权主义从来没有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单独实体而行事，而是直接引起了后殖民政治活动形式和力量的变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上，包括非西方的女权主义该如何平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的政治要求，以及该如何对广泛存在的父权制提出挑战。父权制通常受到制度和法律上的区别对待，包括家庭暴力、性虐待、强奸、荣誉杀戮、因嫁妆不足而被夫家烧死、非法堕胎和虐待儿童。在后殖民体系内，女权主义始于对特定地区的普通女性状况的调查研究，同时它把更多的问题联系起来以便发现她们更多坚实的共同基础，进而对她们的状况进行思考。后殖民女权主义突出强调的是，女性仍在努力同殖民残余作斗争，而殖民残余本身在制度、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带有强烈的父权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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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关三大洲女性政治活动的著作要么描写运动或组织，而非政党或个人，要么分析特殊群体（如季节性女工、血汗工厂的工人或性工作者）所遭受的压迫。在有关属下阶层的其他反抗形式、农民运动或反资本主义组织的著作中，这是很常见的。与此相似的是，在后殖民体系中，从事激进政治活动的属下阶层很难进入政权的主流体制中，很难像巴西劳工党的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卢拉）那样——他于2002年8月当选巴西总统。或许某一天副司令马科斯，甚至司令埃斯特将会成为墨西哥总统。谁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