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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璞兰·戴薇带着自己的部下向平德村走去，去参加向政府投降的仪式，印度，198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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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有四个主要的种姓，在这四个种姓之下还有第五个群体，他们被称为“没有种姓”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没有种姓。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被认为是贱民，而且可以据此推断他们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程度最重的群体。种姓在出生时就规定好了。印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达利特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达利特的意思就是“受压迫者”或“破产者”）。他们做佣工，打扫厕所、街道等等，生活在隔离区，通常住在排水沟的下坡地段。他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医疗保障。其他种姓的人认为他们不干净而且道德败坏，因此他们每日都会遭受侮辱（被歧视的例子包括：当穿越村庄内高种姓人的住宅区时必须得把鞋脱掉，在公共汽车上不能坐着，不能从公共水井里打水，不能进入印度教的寺庙）。与此同时，高种姓人不光在经济和物质上剥削他们，还对女性实施性侵犯，并且在精神和肉体上不断地折磨他们。按传统惯例，底层的女性不准用罩衫盖住乳房，以确保掠夺成性的高种姓男子可以随时触摸。即使现在，警察还认为对达利特人的抢劫、攻击和强奸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通常警察会漠视他们，并且拒绝对犯罪者采取行动。达利特人的状况是由印度教本身造成的，因为种姓观念是印度教的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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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达利特人发动了许多政治运动来改善由于出身而使自己地位低下的状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杰出的B.R.安姆贝德卡尔领导的运动。通过斗争他成功地就印度管理实践中的某些方面与当局者达成了一些协议，增加了一些对达利特人的保障。20世纪70年代一个自称为“达利特豹”的达利特青年组织，效仿美国的黑豹党在孟买创立，这激励了全国各地其他战斗性团体的发展。现在为达利特人争取人权的运动在印度国内和国际上都在开展着。尽管开展了各种运动，但在许多方面达利特人的情况仍然和过去一样，没有大的改变。在2000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地震之后，出现了达利特人在分发救济品时普遍受到了歧视的报道。甚至组织紧急地震援助也与落后的种姓制度联系了起来。由于在印度教中处于卑贱的地位，他们永远被排除在外，成为被遗弃者，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信仰寄托到别的宗教上。许多达利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他人，包括一些著名的达利特人，如安姆贝德卡尔和璞兰·戴薇本人都皈依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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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兰卡占统治地位的僧伽罗人信仰佛教，在那里也有相似的被排斥的群体——饶迪亚人（饶迪是“污秽”的意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饶迪亚人中的女性传统上就以美丽而著称，这明显体现在当地的摄影公司拍摄的饶迪亚女性的色情照片上。这些照片自20世纪早期以来被印在明信片上，在欧洲传播。人数居多的僧伽罗人把饶迪亚人从他们的社区和村庄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穿着标明特定种姓的服装，拒绝给他们土地和工作。残忍的是，饶迪亚人唯一被允许进行的活动就是乞讨施舍物。这比对泰米尔人的歧视更严重，时至今日泰米尔人还遭受着严重的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印度教的信仰者，泰米尔人内部也存在分等级的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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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的政治活动同样反对由种姓或种族带来的歧视，无论这种歧视发生在何地。这种政治活动正在努力把源于压迫之上的差异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跨文化的社会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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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政治家、女权运动者及民族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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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词现在更常用的意思是“未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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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称NBA。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为了灌溉和发电在纳马达河大量建造大中型水坝，土地受淹但未得到及时赔偿的居民在1985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纳马达反水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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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度的种姓制度把居民划分为四个种姓：第一个为婆罗门（祭司和僧侣），第二个为刹帝利（贵族和武士），第三个为吠舍（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个为首陀罗（奴隶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被排除在四个种姓以外的居民则为“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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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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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第六章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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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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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阅读《全世界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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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是我们的权力——就像是感觉阳光，嗅闻花香或热爱同类一样，无须施舍也不容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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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罗杰·凯塞门爵士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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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叛国罪审判中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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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一架大不列颠的客机从阿尔及尔出发，途经布拉格市，中途在爱尔兰西部的香农机场停留的时候发生了故障，旅客们被迫在那里停留了几天。这些旅客是在去古巴的路上。一天晚上，他们抽光了雪茄，所以决定去香农市里看一场牛仔电影，但是没有看成。于是他们挤进了一家酒吧，要了一些啤酒。酒吧里挤满了人，在拥挤中一个当地的爱尔兰人撞在了一个古巴人身上，啤酒洒了他这位蓄须同伴一身。这个古巴人就是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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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湿漉漉但却热烈的爱尔兰式欢迎引发了切一连串独具特色的俏皮话。切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林奇在18世纪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移民到了古巴。根据老一辈留下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切只是高兴地又要了一杯啤酒。在酒吧以及在香农停留的大段时间里，切一直在与古巴著名的诗人及批评家罗伯托·菲尔南德斯·雷塔马交谈，那时候，罗伯托是古巴著名的美洲之家出版社的主任。切向他推荐说自己手头上有一本翻译的书可以在古巴出版发行，在切的这次非洲之旅中，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这本书就是由弗朗兹·法农所著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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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革命已经渗透进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这当然不仅因为非洲革命的代表法农来自拉丁美洲。你也许会说在20世纪有三个革命的非洲，而并非一个。它们分别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革命，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然后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革命，它们受到法农精神的鼓舞，并在刚果战争中直接受到格瓦拉的援助；最后就是法农本人参与的非洲革命（非裔美洲人的更具有战斗性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加勒比海的介入相混合）。著名的切-鲁蒙巴俱乐部是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地区的一个军事化的、全部由黑人参加的共产党组织，这一组织的建立形象地表现了上面所提到的非洲——加勒比海的革命冲动（黑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也与此类似），这一组织自觉地成为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米克尔、勒罗依·琼斯及休伊·P.牛顿领导的横跨三大洲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全部由黑人参加的组织，它的名称的一半却是来自一个白人：切。但是作为一个西班牙裔的美洲人，在美国人看来，切毕竟不算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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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时期切的著作与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视角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的着眼点已经从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转移到了用法农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一方是具有剥削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巫师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的“颠覆行动”的一部分）之下，刚果刚解放不久，它的天才领袖帕特莱斯·鲁蒙巴在联合国的眼皮底下被暗杀。这一事件再加上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传达出了一个新的信号：非洲国家以前所取得的一系列独立只是标志着从此进入了西方以另一种形式统治的新时期。极具号召力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鼓舞了新一轮的反帝运动。书中最难以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法农论证了在反殖民斗争中应该使用暴力。他的观点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暴力既不是文明也不是法律，而是殖民主义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殖民统治只是试图使殖民暴力合法化和正常化，而殖民暴力首先使得一个国家被占领，然后确保殖民统治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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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全世界受苦的人》出版，随后它迅速成为实现非殖民地化的像《圣经》一样的权威著作，鼓舞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反殖民统治和反殖民压迫的斗争。当第一个英译本于1963年在巴黎由非洲再现出版社出版时，书名只是简单地被译成《受诅咒的人》。两年后，当它在伦敦出版时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全世界受苦的人》。在此后的第二年这本书在美国发行，并且被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个黑人心理分析家对当今世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当1968年它以平装本大量出售的时候，这个副标题变成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黑人革命手册》。想一想吧，为什么是1968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间呢？想一想这本书的书名在五年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从《受诅咒的人》到《改变世界格局的黑人革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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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人一样，法农是一个国际战士。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观念是世界大同，他总是站在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民一边，他考虑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本国的问题。他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毛泽东一样，他非常强调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所有这些使其与另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革命家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活动家切·格瓦拉齐名。两人走的都是非主流路线。切（1928——1967）与法农（1925——1961）几乎是同龄人，而且都是英年早逝。格瓦拉1963年7月首次访问了阿尔及尔，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一周年。在这次为期三周的访问中，切与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本·贝拉迅速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那时古巴与阿尔及利亚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切与本·贝拉的思想意识形态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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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格瓦拉到了美国，令美国政府惊慌的是，他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深刻揭露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在这次访问期间，切被马尔科姆·X邀请去哈莱姆，在此之前卡斯特罗曾被邀请去过那里。但是，切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被他在联合国的演说所激怒，再到哈莱姆发表演说会被看作是对美国内政的干涉，因而没有应邀前行，而是发去了一封表明团结立场的信。马尔科姆·X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并做了如下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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