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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级的人与我们的政治人并不是处于绝对固定的水平，而是处于一个区域内。这个区域随着他们与政治人在横向距离上的增大而逐渐加宽。这个宽度是由于若干原因造成的。首先，级别的精确度量是极端困难的，当距离拉大后就难上加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距离拉大，对人们的分类越来越粗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其社会重要性也越来越小，从事分类活动的这个人的兴趣也就随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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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分布状况也会依情景不同而有很大变化。我们这个特定社会是1964年的美国，假设其中人人平等，除非有特殊理由说明相反的情况。结果就像上面的示意图中表示的那样，交叉线自水平线分开，分岔的程度大于平均或正常情况。相反的例子见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假设其中无平等可言，那么示意图中的交叉线恐怕会接近于水平线。一个用这样的示意图表示的等级制组织，图中的线接近于纵向延伸的组织会比图中的线趋向横向延伸的组织更招人喜欢。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也是以纯粹概念的方式来说，交叉线构成的角度代表了允许个人进行选择的幅度。在“经济”关系中，交叉线会纵向加宽，因为个人相互之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自主签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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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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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活动的环境必然是人的环境，而他的基本问题也是要同其他人打交道。“一般氛围”这个术语似乎指的是一种情形中的非人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对于政治人来说，他必须在其中活动的这个一般氛围几乎就是现实。我使用这个术语，指的是等级制所有成员共有的各种成套的理念，而这些成员也是参照政治人必须与之交往的人。应该注意到，在任何特定等级制中，大多数个人会有一套共识，但是这样的共识在不同组织之间会根本不同。事实上，这是不同等级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考察这种一般氛围中的某些因素会很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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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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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必须工作于其中的一般氛围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恐怕是这个共同体的文化。人类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研究文化差异，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对有些因素尚未做认真的分析，而这些因素却是成功的政治人在多样文化模式（divergent culture patterns）下必须考虑的。在这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谓大矣。例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恐怕根本想不到用暗杀作为消灭危险对手的手段；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中东的某些地方，想要上台的政客却肯定会考虑使用这种手段。实际上，确曾有一个强大的王朝把暗杀作为处理国内外事务的主要“治理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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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文化差异不那么明显的领域，对政治人也很重要。例如，中国人通常只与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关系（联络）”的人打交道。“关系”这个词的意义要比其英文对应词的意义大得多。等级制中的每个人，除了官职，还会成为庞大的“关系网”中的一部分，这种关系网通达组织自身的各个部分及组织之外。每个人对这个关系网的忠诚，除了对家庭的忠诚不能与之相比外，经常高于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忠诚，而家庭很可能也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部分。美国人在有些事情上与此相仿，但范围则小得多。在美国的实践中，官僚小集团涉及的人员极少超过五六人，20人以上的小集团则更为罕见。但在中国则不同，少于20个人的小集团会同样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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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成功的政治人都会受到他所在的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很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作为其母文化模式（native culture pattern）教化的结果，个人根本意识不到做事情还能有其他的选择方法。〔2〕这种无意识的文化教化势必会因理性思考而得到强化。为了取得成功，政治人必须得到他人信任，特别是得到上级信任。他会意识到，除极个别例外，这些人将成为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倘若他的个性不合群，他就不大会得到别人太多的信任。因此，理性的政治人就会尽一切努力，表现得与该组织成员认为是“恰当”的形象相一致。他必须得成为一个“组织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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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恰当形象，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内，也会因组织而异，而在组织自身内部，也会因级别和分类而异。然而，这些文化内部的差异比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微小的。即使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成功的政治人也会表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这门职业的几乎所有成功的从业者似乎都是卓越的“个性推销员”。他们总会表现出诚实、单纯、聪慧、敏锐的样子，或表现出人们认为他们这个特定群体应具有的不论什么特征。回忆一下世纪之交在美国掌控着腐败城市机器的各种“大佬”会很有意思。这些“大佬”都欢喜别人用“诚实的约翰”这类名字称呼自己，就当是真的赢得了这样的称号。不管这些人有着什么样肯定值得人们怀疑的道德观，他们确实都有能力给选民留下一种诚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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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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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等级制中流行的道德体系，是决定政治人所处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倘若组织的设计使不讲道德的人占不到便宜，道德规范方面的环境就不一定重要。但是，如果组织的设计使得缺乏真正的道德信念成了确实能占到便宜的事（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一般的道德问题就变得重要了。成功的政治人很可能不会坚守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必须做“秀”，摆出坚守的姿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对其文化或亚文化独特的道德体系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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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借助莎士比亚的剧作《理查三世》中的情节为例来阐明。在剧情中，人们被带到王宫请求理查登上王位。理查的公开表态和私下里阴谋篡权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而前者显然是符合最高道德标准的。然而，该剧还说明了政治人必须面对的内部伦理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在理查策划篡位的过程中，他向各色人等做了大量承诺（许愿），那都是些他希望能皈依到他的麾下的人。无论是许愿的内容还是许愿行为本身，用当时文化中流行的道德标准来看，都是不道德的。然而，莎士比亚所强调的是，理查后来推翻了他的所有承诺。诚然，白金汉公爵是罪有应得，但是，莎士比亚却让该剧的所有观众都觉得，理查对白金汉公爵的行为是背信弃义邪恶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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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事实，政治制度通常都有内部的道德体系，这类道德体系与社会其余部分中流行的道德体系不同。“盗亦有道”，这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在理查的例子中，破坏内部规范事大，而违背所谓的公众道德标准事小。这些内部道德体系，与一般道德体系不同，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因此，它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大，但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基本道德体系却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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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道德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旦许下诺言和达成协议，就必须履约；帮派或小集团的成员必须相互“忠诚”。对于想在等级制中向上爬，并想利用阴谋手段向上爬的政治人，这些特点就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忠，不能信守承诺，他就会发现，要利用非正式的结盟和协议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不可能的了。成功的政治人有必要组织联盟、加入帮派，而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帮派内的其他人在内部道德规范的限度内信任他。尽管其行动被公认在其他外部方面肆无忌惮，他也一样能取得成功。看看这个例子：《最后的欢呼（The Last Hurrah）》〔3〕。书中描写的所有职业政客在与普通公众的关系上都是不诚实的，而他们彼此却显然相互信任；而且他们也都自信，内部的每一个人都会与小集团的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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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政治人必须至少考虑两种道德规范，并且在这两种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设法摆平。例如，在美国的官僚体制中，人们预料政治人会“忠于”他的顶头上司，而不论他的顶头上司是谁。人们也预料他会加入整个组织中他自己的那个部门，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必须支持他的上司反对再上一级，也就是上司的上级。他偶尔也会因“在上司背后捣鬼”而获益，为了配合更高的上级整垮自己的上司。但是，这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违反官僚道德规范的。对于训练有素的美国官僚，比较常见的规则是，保持对顶头上司的忠诚，即便这么做会使同一等级制中级别更高的那些人失望。这种行为模式可以产生奇特的结果。例如，假设甲是某局局长。倘若他发现该局中的处长乙在阻碍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且，乙的行为得到其科长丙的鼎力相助；那么，局长甲可能会将处长乙撤职，而把科长丙提拔到乙的职位上。那么，人们料到丙会忠于甲，丙也确实会忠于甲，就像他以前忠于乙一样；而甲则会看到，他的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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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政治人的道德决定很可能是极其复杂的。他要经常面对有着多种道德体系的情形，还要在其中解决彼此的冲突。即便是无所顾忌的人——其实政治人就是无所顾忌的——也会意识到，他不能公开蔑视一般文化群体的道德规范。他所在的等级制的内部规范是这样的：破坏规则的名声将肯定会葬送他通过施展阴谋诡计得到晋升的机会。他必须直面困难的抉择。然而，他通常有能力使自己的最后行动瞒天过海，骗过那些有可能“强制实施”这种或那种行为规范的人。因此，一位美国公务员若违反了美国文化中的一般道德，大家很可能不会发现，除非是与他同在一个组织内的他的最近的同事。如果这一做法符合该体制的内部道德，他的同事很可能不会揭竿而起来反对他。而且在另外的场合，这位政治人或许会说，他这么做是另有原因，是为了对付另外一拨人的。人们经常看到，美国总统声称，某某人被任命到某个高级职位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杰出才干；而同时，他又会告诉这位即将上任的人说，这个任命是对他帮助赢得刚刚举行完的大选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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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中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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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中的一般氛围也会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尽管这些因素不像流行文化和内部道德体系显得那么重要。几乎肯定会存在某种特殊的“圈内（in-group）”情感或态度，而这又不能被归于前面讨论的那两种影响中的任一种。一个政治人若想成功，就要明确向他人表示，不管怎么说，他都觉得自己的组织比所有别的组织要好。这种对组织的“爱国主义”对于在等级制中工作的政治人的必要性，可能不亚于真正的爱国主义对于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人的必要性。例如，美国国务院的雇员一般都会认为，今天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许多错误，都源自五角大楼里那帮“就知道打仗”的人。另一方面，军方也不信任国务院那帮“饼干贩子”和“西装笔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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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竞争的组织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仅对国家政策是重要的，对个人的职业升迁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就是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因素的缘故。一个想在国务院得到晋升的人，不应该在内部讨论时站到军方一边；在五角大楼情况则正好相反。每一边的人中都有一些人能获得善于与对方组织打交道的名声，但是，这种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从前特别善于同中国人打交道的人获得的名声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倘若一位雇员要想得到提升，就必须向所有旁观者明确表示对这个组织起码的忠诚。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等级制组织里的所有成员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这个等级制中的某个小团体也会团结起来对付其他的小团体。有抱负的政治人一般会得到好心劝告，要有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圈内排外意识。如果他得到提升离开了那个既定的圈子，他就应该立刻摆脱从前那个圈子内的“爱国主义”，而采取一种更适合于其新职位的“爱国主义”。在邓尼茨〔4〕担任德国潜艇部队的首长时，他曾坚决反对把资源划拨给水面舰队；但当他提升到德国海军的总司令时，他的“眼界开阔了”，他采取了保护战列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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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类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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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在某个等级制中取得成功的人很可能会发现，他必须使自己的个性发生一些变化，至少在表面上要改变。事实上，国务院的人、军方的人，等等，都是一眼就可以辨认得出来的。在这样的大型组织内部，就连次级部门可能都有明显的个性特征。约翰·蒂利爵士在他的著作《外交部》（Foreign Office）一书中说：“东方司是我自己管的部门，我什么事都先紧着它。但是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人们普遍也是这么看的，它是最重要的部门。实际上，外交部的其他官员都认为东方司装模作样，自以为‘聪明’。而非洲司，则成了鲜明对照，透着大老粗乡绅的那股劲，嘴里叼着烟斗”（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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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升官的人必须保持一致。他必须是他的同事都认为“可靠”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能太不合群。他的上级也都能认同他，认为他很好，给予他们必要的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这位成功的政治人，必须相当仔细地研究他所在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个性类型，并努力与之相“适应”。由于这方面的成功是决定晋级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以假设，随着官阶升高，“理想型”人员所占比例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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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等级制内，不同官阶上的“理想型”会有不同。这是常见的情况。在《梅尔维尔·戈德温，美国》（Melville Godwin, USA）一书中，作者马昆德〔5〕好几次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期望陆军中将个个才华横溢，而陆军少将就不该如此。想得到提升的少将应该尽量传送“靠得住”的印象，而只在加上他的第三颗星〔6〕之后，才能试探着表现出“才华”来。很显然，这样一种制度要求想升官的人有非常大的弹性。个性过分僵硬的人就会在晋升阶梯的某个地方止步不前。事实上，马昆德的这篇小说就可以这样来解读。戈德温是现代美国陆军少将的完美典型，但是他对参谋工作的厌恶反映出，他觉得自己无法充当更高官阶所要求的那种“才华横溢”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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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特点与晋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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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的一般氛围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他要去从事的“工作”类型，以及这一工作与晋升标准关联的方式。导致晋升的活动类型常常并不是外部观察者所预料的活动。譬如，在美国国务院，外人可能认为，讲外语的能力、与“外国人”交际的能力、对外国文化和政治模式的了解，以及按美国的目标方向影响外国人的能力，这些应该是做外交官的基本要求。然而，这里的几乎每一种才能，在决定晋升时都无足轻重。至少能讲一种外语的美国外交官还不到一半人。由于人事管理者在任何情况下对语言能力都不大重视，大多数能讲外语的外交官，总会有一次被派到所掌握的语言不能使用的地方任职。想在外交等级制中升官的美国外交官，他的重要社会关系都是另外一些美国人，既有美国的重要来访者也有美国出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但是，与本国人过多的联系也可能会导致亲疏不一，怠慢了另一些美国人，结果反而推迟了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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