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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账面的利润数字必须伴随着一些有关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利润或亏损就能影响到下属效率的判断标准。这样，领导就可以根据“收益”来奖惩其下属了，但他也必须为该组织确定在将来要遵循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确定，会预示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不能单纯以过去的绩效记录为基础。但是，这位领导自己的上级，他的领导，会对事件发生之后，他依据核算记录做出的政策决定判断正确与否。在这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即便是愚钝而又缺乏想象力的上级，也能轻易地判断出许多杰出下属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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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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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在评价下级的效率时，为什么不该过多地依赖会计记录。其中之一建立在成本的考虑上，另一个不考虑成本。先来说第二个原因。大多数知道自己处于权力位置的人都不会只对利用手中权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感兴趣。由于这个缘故，一位公司的官员通常倾向于不用对组织收益的简单贡献作为准则来评判其下级人员。在引进使用其他标准之后，成本核算就变得不可靠了。倘若这位上级只提拔用核算方法表现最佳的某位下属，他个人对下属的控制肯定就会丧失殆尽。了解了这一规则，下属个人也就不会被迫采取取悦领导的行动。只有在根据除利润以外的其他标准进行晋升时，该组织内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才能保证下属个人对其私人非金钱意愿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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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利用资产负债平衡表的另一个限制条件存在于竞争社会的一般性质中。在竞争社会的制度下，只有在个人和组织的表现好于平均水平时，才能保证获得净利润。利润会有不断下降的压力。一些组织和人员表现出来的较高的效率，肯定会吸引其他组织和人员效仿最初成功的组织和人员使用的做法。不适当地专注净利润，把它作为判断下属绩效唯一的标准，有可能因为利润下降的压力而造成创新型的个人得不到适当的奖励，而高效但毫无想象力的个人却可以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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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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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限制条件，成本核算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组织技术，它确实可以使监管效率比用其他可选择的方法可能实现的效率大得多。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成本核算只适用于某些活动范围。因此，这里的讨论结束时应该考察一下成本核算技术可能适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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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强调该技术是成本核算的事实。确定某个经济组织、公司或公司里某部分的营利能力，要有两个数字：成本与价值。成本核算只给出了其中的一个数字。在大多数场合，价值来自产品和服务销售的价格。在非常大型的公司组织中，由于各项物品不是售出给外人，而可能只是转给同一组织内的其他单位，因而产生了许多困难的问题。比方说，有个假设公司（Hypothetical, Inc.），以每单位1美元的价格购进了一批原料。然后，这种原料通过9个不同工序的一系列操作，以1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外人。成本会计可以确定在每个加工阶段或部门，该项产品增加的成本。我们假设成本为每个部门1美元。这些数字是否提供了可用以评估某个部门效率的充分信息呢？答案显然是“没有”。就算说出了这个事实——比如说，B部门花了1.05美元而不是1美元的成本——也于事无补。必须有另外一些关于每个部门附加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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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附加值的判断，在某些场合下，可以通过比较获得。如果有一个外部市场，专门出售各个工艺阶段的半成品。在这个外部市场上出售这种半成品的价格，就提供了确定每个阶段附加值的手段。同样，如果一个部门生产的零部件可以从外部市场买到，那么为购买这个零件所花的费用也可以看作是该零部件在内部生产时的“附加值”。然而，显而易见，制造企业进行的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显然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判断。通常，一家公司会从外面购买那些可以商品化的零部件，自己只生产那些买不到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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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似乎对大公司的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公司是根据产品组织起来的，而不是根据“生产步骤”组织起来的。通用汽车公司有一系列的部门，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并没有让各个部门生产同一产品的各个部分。这种组织框架可以使最高管理层对多个不同部门的效率进行判断，但是如果这些部门改变组织方法，按生产步骤进行组织，就无法进行这种效率判断了。例如，雪佛兰车的成本可以由会计人员确定，其价值可以用其售出价格确定。因此，通用汽车公司的高层官员要确定雪佛兰车分部对利润的贡献就相对容易了。然而，要精确确定雪佛兰车分部中生产发动机的分厂（subdivision）对总利润的贡献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由于没有直接定价，无法用简单的方法单独确定雪佛兰车发动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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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司的管理层都必须面对这种性质的问题，而且他们必须确定某些不生产市场直接销售产品部门的相对效率。应该总是意识到，这些确定——相对于随时可知道价格的情况——是以不精确的信息为基础的。因此，要以同样高的精确度，管理各个部门对同一产品进行上下工序衔接操作的同等规模的组织，就像管理各部门按生产独立产品组织起来的大公司那样，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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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如果是正确的，就解开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小奥秘。由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产生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似乎会导致大公司逐步成长得更大，同时小公司则被纷纷挤垮。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从任何意义上似乎都看不到据称要大了又大的发展趋势。而且，非常大的公司，如通用汽车、三井物产，或香港怡和集团，都不是通过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建立的。事实上，它们通常更多的是通过收购小得多的简直就是合伙经营的经济企业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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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两大公司不仅生产范围宽泛的不同产品，甚至还有一些分部生产相互激烈竞争的产品。如果规模经济是个重要因素，那么显然，肯定就会出现某种抵消因素，防止这些巨型公司利用规模经济。作为监管手段的核算方法内在的限制条件就提供了这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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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二十三章 多种多样节省劳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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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不把长期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的组织，有可能采用一些与核算体制相似的体制实现评估下属绩效的目的。但这类假核算技术在实现这一目的时绝不可能像传统意义上的核算技术那么有效率。传统核算技术独自就能测算人们所做全部不同事情的相对效率；而且，这种技术既可以顾及初始条件，又可以顾及最终结果，从而可以对个人或组织的绩效作出相当精确的判断。而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的假核算方法，必须与监管的非核算方法一起使用，才能共同解决做不同事情人员的绩效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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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布劳在《官僚体制动力学》一书中考察的体制，作为一个数量技术的例证。布劳研究了一个职业介绍所。这个职业介绍所使用一种统计方法来确定某些员工的效率。布劳对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进行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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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8年年初，或者说，在就业机会还相对充裕时，为每位接待员记录下来的唯一活动是每月接待客户的次数。然而，当劳动力市场紧缩时，这种单一标准对于接待工作就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取得良好评级，接待人员力图使接待次数最大化，并因此花费较少的时间为客户寻找空缺的就业岗位，然而在就业机会稀缺时期，本来是需要在这方面花费更多时间的。这种初步的统计记录妨碍了该机构为客户找工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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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职业介绍所的接待部来了一位新领导。她上任之后两个月，就用以下8项指标为每位接待员制定了新的绩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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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待：接待就业申请人员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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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介绍客户去申请某个工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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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置：这些经推荐申请就业的客户实际的就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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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做了推荐的接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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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经推荐得到就业的安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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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得到安置的接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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