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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该等级制中政治人个人遇到的问题。从处于整个行政管理金字塔顶端的领导的视角看，还有另外一些问题。首先，建立一种双重领导的指挥链涉及人员方面的困难，监管人员需要增加一倍。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妨碍这种体制普及的诸多原因之一。显然，可能也需要更多的高层官员。在充分精心设计的参谋制组织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将军。这种高层人员地位的淡化，在下级官员眼中，是一种迫切的渴望。标准组织图中不把参谋人员置于领导直接下属的位置，而是差不多就作为领导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也增加了参谋地位的吸引力。倘若这些组织图以上图的样子画出，参谋人员恐怕就不那么合意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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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常见的并有助于参谋组织或十字形组织增长的幻觉，不知为什么，是“职能性”指挥链不要求内部协调的感觉。当然，事实上，各种各样的职能专家正如其他官僚一样，也得要协调。解释《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五条的专家，或许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坚持美国政府对该条的解释，对各国一视同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商业政策是相互协调的。这位专家的活动必须与解释其他条款的官僚们的活动相互配合，也必须与我们商业政策的其他方面相互配合。无论采用什么组织方法，都会出现协调问题，而在十字形体制下还会遇到另外一些问题，因为两种指挥结构本身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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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字形体制并不在普通行政管理等级制内演进，这种演进中多少隐含着的某些因素，导致人们认识不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假设存在一个简单的行政管理金字塔。现在假定，在这个等级制的不同部分中提出了一些大致相似的问题。领导认为，这些独立的问题应该在一个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为此，他创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并任命了一个人，明确其任务就是协调这些独立但又有关联的活动。这位新人会找到他自己的跨越基本组织各部分的指挥渠道。在这个阶段可能不会提出什么特殊问题。但是，如果领导满意这种解决方式，他很可能会创立和任命其他跨渠道的官员，去解决相似的问题。他很可能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新职位之间也必须得有协调。各种参谋组织之间的协调问题，将会随着这些组织数量的上升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该领导就会倾向于创立更多的组织来解决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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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幻觉是参谋组织不需要监管，因为从组织上讲，他们是指挥官的一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组织中的参谋部门一直在稳步扩大，同时军队组织的作战部门则断断续续地但确实地在缩小。产生这一现象有许多种原因，但是对参谋的误解肯定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例如，如果国会削减对军队的拨款，指挥官不会自行决定如何分担这种军费削减，而会命令一个参谋去做研究。绝不出乎预料的事就是，这位参谋会得出结论说，应该削减直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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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上述讨论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即十字形体制在现代美国官僚体制中已经过度扩张。尽管如此，在有效组织起来的等级制中仍有这种体制存在的一席之地。两条指挥链确实相互起到外部检查的作用。而且，这也为该等级制中从高层到任何一个特定个人提供了双重沟通渠道。结果，任何中间层都有可能在发布命令或收集信息时被省略。这些特点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有可能不仅被先前讨论到的缺点所抵消，甚至被缺点所超过。除非能极为小心谨慎地对待参谋组织的职能，否则造成的混乱很可能会在量上超过增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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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应该拥有重要的产业，并密切控制其他行业。”这话不是韦伯最先说出来的，而是马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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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耶克的文章《社会中知识的利用》，首次发表在1945年9月的《美国经济评论》（第519-530页）上，后来被收入其著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7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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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兰尼的论点或许可以从他的著作《自由的逻辑》中最后的三篇论文中找到。我没有详细叙述哈耶克的或是波兰尼的论点，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复印已经精美地印刷出来的材料没有什么用。我将马上阐述我自己的论点。由于我的论点同波兰尼和哈耶克的论点很相似，因而专门来论述他们的论点简直就是浪费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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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我已经意识到历史上存在许多从理论上说是中央计划的政治制度。为了预先理解下面将要详述的论点，我要指出，这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视觉幻象。每个人都被安置在一个巨型等级制中，但是处于等级制低层的广大民众的大部分行动，并不是由中央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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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统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是，许多著作未能作出这里提到的这个基本区分。许多著作者没有区分政治义务理论——本质上是关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行为的一种规范性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本质上是关于集体决策过程运行方式的一种实证性理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请见詹姆斯·M. 布坎南所著《阅读政治哲学的边注（Marginal Notes on R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y）》，附录一，及布坎南与本人合著的《同意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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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任君主，因其强硬政策最终导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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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个数字在我看是现实的，但是，有的读者可能认为别的数字更好，我欢迎他用自己的估计值重新进行这种代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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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izier，指伊斯兰国家中，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高官或大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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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元首的称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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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ohn Master, Bugles and a Tiger, pp.280-283，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特别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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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bn Khaldun（1332～1406），又译作“哈勒敦”，突尼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活跃人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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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们可能会否认说，这并不是近代实践中“参谋（staff）”的意思。我不想就此进行争论，但是，我找不出该词在现代组织实践中大家都通用的意思。因此，我表达的是我自己认为这个词应该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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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个分析是经济学家的外部性理论的一个近似形态。人们承认，个人在市场中采取的绝大部分行动都会对其他人施加影响，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然而，当人们充分认识到组成替代组织形式的成本时，尽管有外部性，但在溢出效应不大的所有情况下，市场仍然是最“有效的”组织形式。——詹姆斯·M.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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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继续上个脚注中的讨论，这一点也相似于经济学家研究出的外部性理论。在外部性明显时，即便市场还可以运行，通常也会达成某种自愿的协议，以使许多这类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市场过程达成的协议会通过交换机制完成。而在政治人中达成协议的困难，正如塔洛克在这里讨论的，恐怕主要是由于缺乏可以进行交换的有形商品或服务，而货币形式的“额外支付”，出于道德上的约束，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该忽视行政管理上互利好处的交换。——詹姆斯·M.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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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封写给《经济学家》杂志的信（刊登于1955年11月26日，第740页）半开玩笑地评论了那条著名的“帕金森”定律。这封信出自一位在英国政府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之手，其中包含了一个公式，用这个公式，人们可以计算出，当某人完成了与其他科学家的必要“联络”之后，还能有多少时间用于他自己的研究项目。这种“联络”用某个给定实验室中科学家人数的一个函数来表示，而这个函数实在稀罕，因为它最终变成了一个负值。作者解释说，这只不过反映了科学工作者非凡的热情，他们宁愿在工作时间之外继续“联络”工作。尽管这位科学家显然是在有意调侃，但这个问题却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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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塔洛克在这里的分析再一次在经济学家的外部性理论中找到了相似之处。减少经济中外部性的重要性的一个手段，就是用把这些外部性有效内部化的办法重新定义财产权。这就相当于塔洛克在这里提出的有关官僚等级制的建议，两者是一回事。——詹姆斯·M.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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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原文是“… like Topsy, they have ‘just growed’.”Topsy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被贩卖为奴隶的一个小女孩，她认为自己不是被谁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生自长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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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Ypres，比利时的城市，第一次使用芥子气进行战争活动的地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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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ffre，1852～1931，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法军总司令，1916年升任元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