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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liny the Younger, 61～112？，曾任比希尼亚总督（111～112），以其九卷描述罗马帝国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信札著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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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rajan, 53？～117，古罗马皇帝（98～117），曾实施财政改革，加强集权统治，大兴土木，修建城市、港口、道路和桥梁；并发动侵略战争，向东方扩张领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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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除了极少数教条主义的左派，似乎没有人会喜欢大型的官僚体制。但是，就连那些左派对这个问题也显出尴尬的迹象，并且似乎感觉到，为这类组织辩护是出于责任而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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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位领导必须拿出时间来决定他想要完成哪些事情，但我们现在只关注执行其意愿的方法，而不管他是怎么得出那些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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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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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eremy Betham, 1748～184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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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当然，下属做出的决定肯定都会受到这位领导先前做出的比较一般的“政策性”决定的控制，而且这些政策性决定也已一路传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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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事实上，几乎任何行动都要求做出一个决定。然而，银行出纳要确定一个签字是不是真的，与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决定是不是该批准一项贷款相比，所需的智力水平就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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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曾参加过一个相当大型的会议，其中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果某组织不担心失去其大部分拨款，它是否还有必要执行某些职能。结果，不仅那些职能本身的合理性没有得到认可，而且与会的大部分人士认为，那些职能从定义上就是不合理的。不必说，没有人认为应当削减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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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能有人会坚持认为，任何企业组织的最高领导也都是消费者，他们必须买生产出的成品。从这一点来看，所有者和经营管理人员就变成了这位最高领导的下属。这种订正对这里的分析影响甚小，所以我决定对它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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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就能够比较电冰箱分部与机车车辆分部对公司总利润的相对贡献。第二个例子，美国的A&P大型商业集团，能确定一个商店的经理是否比一个罐装厂的经理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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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通常只根据会计记录进行判断的经济体制里，股东恐怕是唯一的重要团体了。在大公司里，只要管理层给予股东的回报与其他公司相当，它几乎就可以随意做它想做的事。另一方面，不论什么原因，亏损都将导致管理层的撤换。股东也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样一点：在有可能测度结果的地方，不知情的最高领导能够有效地监控知情的和有头脑的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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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任何特定的例子上，这种考虑或许可以通过利用某些技术工艺的可能性来加以平衡，这些技术工艺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在进行大规模生产时才可以使用。任何公司的规模必定是这两种可相互抵消的考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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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摘自威廉·彼得森所著《美国的社会类型》（William Peterson, American Social Patterns, Anchor, Garden City, 1956, pp.230-232）。这一章是对彼得·M. 布劳所著《官僚体制动力学》的缩写（Peter M. Blau,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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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试图只考察这种方法的一般限制条件。布劳在我们引述的那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讨论了在这个特定案例中使用这一方法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而由于这些困难可能重现，阅读一下《美国的社会类型》这篇文章或布劳的书《官僚体制动力学》，对于任何打算建立一个假核算制的人，都会是很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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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塔洛克在这里讨论的这种体制的限制因素，是所有学术界人士都熟悉的，在形式上非常近似。大学院校中“不出书就淘汰”的晋升和提拔规则，代表着一种不完美的尝试，要在不可量化的基础上用某种量化的准则来判断业绩。事实上，在实行了这种规则的地方，如果不进行公示，教职员工中肯定就会有一种忽视教学和其他教育责任的倾向，以便写书出版。然而，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谨慎行事的话，有这一规则还是比根本没有规则要好。——詹姆斯·M.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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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些军事题材的作家如马歇尔·萨克斯（Marshall Saxe）认为，非常庞大的军队会被小股部队打败，通常靠的就是小股部队更高的行政管理效率。历史记载在这一点上并不明确。大多数战役涉及的军队在数量上并不均等，而且似乎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趋势表明，两支作战部队中，是大部队会赢，还是小部队会赢。然而，大多数现代权威人士似乎都觉得，大部队尽管效率较低，但还是会打败效率高的小部队。相反的观点可参见夏尔·戴高乐的著作（Charles de Gaulle，L’Armée de Mé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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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一种复杂的规则规定，通过某个指挥链接到的命令，只在特定环境下才能服从，而通过另一指挥链接到的命令，从理论上说在其他环境下是可以服从的，但很可能在实践上是不可能服从的。有的制度限定一个指挥链的命令只在一个领域内执行，而其他指挥链的命令用于该领域之外的事务。倘若对这两个领域有某种明确的或是不含糊的界定方法，这种制度是完全可能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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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这张图表中只包含一个参谋部门，也只有一个“实际的”指挥链，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中无论哪一个再增多的话，都得制作一张复杂得令人厌恶的图表。然而，考虑到要尽力操纵这样一个指挥链，纵然只用两种情况来图解这个体制，也会是过于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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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四篇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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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该做些什么？究竟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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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书时，发出改革的呼吁肯定是适当的。我们负担着大型的基本无效率的官僚体制。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部门的效率改善，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并提高经济增长率。从政治上说，它既可以增加作为选民的公民对我们国家生活的许多领域的控制程度，也可以扩大公民的个人自由。这种明显的矛盾是由官僚自由企业的无效率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造成的。以我们目前的政府为特征的这种体制，既导致了个人自由的减少，也导致了中央控制的减少。向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转变，可以既增加我们的自由，又增加我们对未来的控制能力。改革显然是必要的。第三篇中已经讨论了一些可能的改善办法，但是这些改善在本质上主要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本章的目的是简明扼要地勾画出基本政策方面可以带来更大效率改进的两个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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