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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网址：www.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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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文革”文物，火爆收藏界》，www.chinashaoshan.com/shop/wgww.htm，原载《四川经济日报》，200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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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erard Turner，“The Cabinet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in Olive Impey and Arthur MacGregor，eds.，The Origins of Museums：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Oxford，U. K.：Clarendon Press，1985，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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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姜丰：《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上、下），见姜丰主编：《凝视：走进〈文化视角〉》，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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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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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上书，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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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例如，据《四川经济日报》介绍，“新加坡著名心理医生杨新发，数年来珍藏过千，卓然成为中国‘文革’瓷器专家。……杨医生举办了一个‘火红的年代’展览，他将展出的200件收藏品，归纳为13个主题。杨医生的收藏说明了‘文革’瓷器的增值之快。1994年，他以9000元购得毛泽东笔筒，4年后市场价值9万元。这是因为‘文革’艺术品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水平很高，因此很多陶瓷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就上涨10倍。1995年，他在本地的一个拍卖会上，又以5000元买了个特制给毛泽东欣赏的芙蓉碗，三年后，这个碗的身价高达5万元”。《“文革”文物，火爆收藏界》，载《四川经济日报》，200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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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姜丰：《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第26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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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这里所说的复旧和怀旧的区别大致可以用波茵姆（Svelata Boym）所说的“恢复型怀旧”和“回顾型怀旧”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因为复旧其实也是一种怀旧。恢复型怀旧是一种表演和表现型的怀旧，它追寻和演示的不仅是原初，而且是完美的原初，这样怀念过去才有纯洁感，才能给人带来骄傲。它本能地排斥一切不完美、不美好的东西，诸如历史的荒诞和失误、失败和挫折、破坏和自我作贱等等。“文革”就是恢复型怀旧很想从历史这本大书里撕去的一页。恢复型怀旧要把“文革”中破坏掉的许多毁坏的古迹“恢复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不仅如此，它还要营造各种分明是假古迹的“主题公园”。在它那里，只要有演示传统的符号价值，文物的真伪是不重要的。回顾型怀旧则明白一个道理，即修复的过去已经不再是真的东西。它知道“似真”和“真”的区别，所以它往往对记载过去遗址和往事的旧影集会情有独钟，这些影集向人们展示的断垣残壁和生活痕迹早已经从人们眼前消逝，它们的遥远和陌生留给每个读者的是他个人的或与他有共同生活经历者独自回味的空间。这个空间和热烈亢奋的恢复型怀旧表演戏台是完全不同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恢复型怀旧表现为各种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这种怀旧的基础是某种虽失落但仍可复元的具有本质特征或群体凝聚力的传统、文化或文明。恢复型怀旧会形成文化主张（如“新儒学”）、政治或经济理论（如“亚洲价值”）或者知识话语立场（如“后殖民”、“本土主义”等）。见Svelata Boym，The Future of Nostalgia，New York： Basic Books，2001，pp. 4148；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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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Svelata Boym，The Future of Nostalgia，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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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Vladimir Yankelevitch，L’Irreversible et la nostalgie，Paris：Glammarion，1974，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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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igrid Nunez，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5，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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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Ibid.，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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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bid.，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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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Svelata Boym，The Future of Nostalgia，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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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Susan Pearce，“Collecting as Medium and Message，”in Eilean Hooper-Greenhill，ed.，Museum，Media，Message，London：Routledge，1995，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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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Lev Vygotsky，Mind in Society，Cambridge，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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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onrad Phillip Kottak，Cultural Anthropology，4th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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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Jack D. Douglas，et al.，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Boston：Allyn & Bacon，1980，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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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Jurgen Habermas，The New Conservatism，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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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Karl Jaspers，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New York：Capricorn Book，1947. 雅斯贝斯在《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反思纳粹统治下不同个人责任的问题，详细讨论见徐贲：《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9期，200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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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Jurgen Habermas，The New Conservatism，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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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Hannah Arendt，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London：Allen and Unwin，1967，p.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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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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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论者认为，1989年以后东欧国家公民社会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已经“遭到危险”。这是相对于80年代人们对公民社会所寄予的很高希望而言的。说公民社会遭到危险，不是指在东欧正在形成新的专制制度，而是指那里的许多国家中并未出现人们以前所预期的广泛而积极的公民参与。人们对政治的厌倦，对民主发展因无信心而漠不关心，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病兆。1989年后的东欧是否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否健康，这些都不能只看“私域”能否独立于“公域”，社会能否独立于国家权力，而要看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实际参与情况。关于影响公民社会在东欧国家发展的因素，如缺乏公民文化传统、对国家的依赖心理、新精英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的脱离、由贫富悬殊造成的弱势群体无安全感等，参见Danial N. Nelson，“Civil Society Endanger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Gains and Losse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Social Research，63：2（1996）：34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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