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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作出的总体估价是这样的，相对于并存的西方发达国家来，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除了若干共产党国家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此话怎讲？因为这些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亨廷顿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英国，曾为此经历过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89年的时间，即1776年到1865年，欧洲其他13个从拿破仑时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大约73年的时间。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问题专家K.多伊奇（K. Deutsch）作过统计，对于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社会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1％，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一定要把一个10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他是上不了拳击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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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就是建立在他对第三世界这种观察和估价之上的。其要义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单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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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强大政府？在亨廷顿看来，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在城市知识界的传播，将自然地激起民众参政欲望的提高。而政党结构、政府制度和立法措施，特别是对本民族传统规范的阐扬则可以人为地抑制民众参政的希求。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果如此，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而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稳定的顽症，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这种呼声实际上只存在于社会总人口中的少数分子之中）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去了，结果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说，基于它的特殊历史原因，美国民主的道路是先行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现代化后来才发生，这与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正好相反。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如果要较为有益地吸取西方民主制的示范效应，欧洲的历史经验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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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的理论，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逐个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关于农民、城市中产阶级、无产劳工、军官团、知识分子（特别是首都大学的学生）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纷繁变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书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所引史实和例证很有说服力。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学者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在《政治变革和不发达》（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 ）一书中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应当说，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亨廷顿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经典之作，据我所知，它虽然初版于1968年，但至今仍然是美国和西方各大学现代政治理论系科学生的必读教材，想必对致力于探索出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来说，亦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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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本书作者仍未能脱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在根本上也认为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后起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虽然再往后，将会怎样发展，他并没有说，但这个论点至少是可疑的。其次，作者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未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第三，作者在论述第三世界现代化中国家的艰难历程时，没有充分论及强权大国对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干涉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所幸在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上，大约与亨廷顿前后，出现了第四个学派，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存论，以及最近颇为流行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阶级论（可算是第五个学派）。撇开这两个学派在其他方面的理论得失，它们至少指出了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参考它们的见解。最后，作者对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理论往往持有与我们习常不同的看法，却并不是恶意攻击，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以为这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虽然我们不能全都同意这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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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台湾曾于1981年出过一种中译本。译者是汪炳伦、张世贤和陈鸿瑜三位先生。三位先生对原文理解很透，译笔流畅，可读性颇高。但很多地方太过删繁就简，难免有失准确，更可惜由于书报检查关系，凡原书涉及国共两党历史之处，几全部丢舍，而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又占有相当的分量。现在这个中译本则原文照译。[1] 第一章由匡榕榕同志译出，第二、三两章由王冠华同志译出，第四章由徐春铭同志译出初稿，第五章由蔡佳禾同志译出，第六、七两章由刘为同志译出。我们的水平也是有限的，加之国内对近年来新出现的若干政治学术语尚无规范汉译，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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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斯里昂先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代为本书申请到中译本版权，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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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美 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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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中涉及的国共两党历史及国际共运史，有些地方并不十分准确和可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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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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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塞缪尔·亨廷顿新版《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作序，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此书初版于1968年，是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一，是一部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凝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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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了此书知性上的意义，有必要将之放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思想的环境中审视。那是现代化理论的巅峰时期。这一理论或许是美国创建一个完整的、经验的、有关人类社会变迁的最富雄心的尝试。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诸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卡尔·马克思，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这些著作家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如身份/契约，机械的/有机的联盟，共同社区（Gemeinschaft）/法理社区（Gesellschaft），魅力型/官僚—理性型权威等——以描述人类社会从农耕到工业生产转变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他们的著述主要基于先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力图从中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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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社会理论被两次世界大战扼杀。欧洲社会理论萌发出的思想迁移到了美国，并且为战后一代在哈佛大学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中心，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美国学者拾起。由韦伯弟子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衔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图创立一门综合的，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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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也正值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国家的出现。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怀有极大的现代化并赶上其原来殖民主义母国的渴望。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和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等，视这类势头强劲的发展为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和极好的机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并使它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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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家赋予“现代形态”（being modern）以强大的规范性价值。他们并且认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倾向于一同出现。经济发展，诸如都市化和直系亲族群解体之类的社会关系变化，更高水平、更具包容性的教育，向“业绩成就”和理性规范价值的转变，世俗化以及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视为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发展会为更好的教育添加动力，会导致价值嬗变，而价值观的转变又会促进现代化的政治，诸如此类，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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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此背景之下问世，并直接挑战这些设想。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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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从上述观察中得出实践性含义，即政治秩序自身乃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恰恰相反，没有政治秩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不能成功进行。现代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必须依次进行。过早扩展政治参与——包括先行选举等事——会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样，亨氏为后来被称作“权威主义转型”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据此战略，现代化中的专制［体制］提供政治秩序、法制，以及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项条件。一旦这些构筑板块到位，现代性的——如民主和公民参与等——其他诸方面，可以添加上去。［亨氏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表于2003年的著作《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一论断的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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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著作的重要性必须要放在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来看。1968年是越战的高潮点，当时美军兵力膨胀到50万。而且，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瓦解了美国公众的信心。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都希望他们的学术著作会对美国政策有启示意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就是新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指南。该署致力于支持如南越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国家，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并没有多少能让美国人列举出来的成功事迹。共产主义式的和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建设战略在北越和南越的竞争，以后者的失败告终。亨廷顿提出，有另一种现代权威主义的前进道路。这一观点在认识极化的60年代末期的美国，给他带来了极大非难。然而，正是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这些人带来了所谓的亚洲奇迹——尽管这时的越南正迈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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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最终使现代化理论寿终正寝。它是剪式夹攻的一端。另一端是来自左翼的批评，指责现代化理论家把种族中心的欧美社会发展模式神圣化为人类应该效仿的普遍模式。美国社会科学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大构架理论，并开始陷入现在那种方法论上的巴尔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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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提出近四十年后，我们还能从亨廷顿论点中得出些什么呢？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已经过了两代人。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就后的岁月里，包括东亚奇迹、苏东剧变，以及亨廷顿本人称作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内的巨大变化发生了。这些事变在哪些方面加强或是削弱了他的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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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亨廷顿的论断被证明是对的。他论辩说，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问题发生在现代化的初期，此时传统社会结构之上置于了新的期望。经济发展可以起稳定作用，但增长后的顿挫会造成潜在的革命境况。事实仍然是，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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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超越政治体制化的问题显然还在发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78年的伊朗革命。彼时过快的、国家驱使的现代化与小买卖商人和激进学生等传统行为者相冲突，造就了一场伊斯兰革命。今天，在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安第斯山脉国家，新的社会行为者（特别是被置于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土著集团）正在破坏薄弱的［政治］机构，在其身后留下混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为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所震荡。这场危机的背景是持续高涨的期盼。也可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至少部分上，是为2001年9月前20年间沙特阿拉伯人均收入大幅下降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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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亨廷顿也是正确的。虽然有证据表明，长期的经济发展滋生更坚实的民主机构（更确切地说，使民主机构能在挫折下不那么脆弱），但这只是在相对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如此。对于穷国，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和软弱政府，是其他层面发展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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