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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超越政治体制化的问题显然还在发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78年的伊朗革命。彼时过快的、国家驱使的现代化与小买卖商人和激进学生等传统行为者相冲突，造就了一场伊斯兰革命。今天，在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安第斯山脉国家，新的社会行为者（特别是被置于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土著集团）正在破坏薄弱的［政治］机构，在其身后留下混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为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所震荡。这场危机的背景是持续高涨的期盼。也可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至少部分上，是为2001年9月前20年间沙特阿拉伯人均收入大幅下降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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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亨廷顿也是正确的。虽然有证据表明，长期的经济发展滋生更坚实的民主机构（更确切地说，使民主机构能在挫折下不那么脆弱），但这只是在相对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如此。对于穷国，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和软弱政府，是其他层面发展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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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把政治衰朽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显然有先见之明。后冷战世界受制于相当程度的政治衰朽：从苏联的解体到诸如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阿富汗等脆弱和失败国家的接二连三，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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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这本书写就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从1945年到1968年这一时段，出现了远高于1968年到2006年间的政治混乱。在前一阶段，政变、反叛和农民反抗在发展中世界，几乎无所不在。而后一阶段，大面积地区的稳定出现了。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成功的政治发展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发生了。这些发展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亨廷顿指出的问题是过渡性的。但是，总体上的稳定程度出人意料。譬如，阿拉伯中东自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鲜有政治暴乱，伊拉克和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是例外。在1968年以后的时段，在摩洛哥、利比亚、约旦、叙利亚和埃及，长期执政的领袖已经或准备将他们的领导权移交给其子嗣。许多观察家甚至论辩说，这一地区太过稳定了。在那里，攫持着大部分政权的政治阻滞，妨碍了政治参与并滋生仇恨。自20世纪80年代民主回归以来，拉丁美洲经受了债务和货币危机。尽管近来在安第斯山地区和海地有些混乱，但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也没有逆转回权威主义。尽管在尼泊尔、哥伦比亚和菲律宾，农民反叛依然拖延不断，但这些反叛远不像在五、六十年代那么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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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发展变化无法严丝合缝地嵌入《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解释框架，即苏联的解体。此书的首页有如此惊世骇俗的断言：就政治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同为发达国家，尽管前两国是自由民主的，而后者是共产主义的专制政体。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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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苏联表面上的政治发展程度不过是“波将金村”[1] 之类的东西。通过单纯的政治意志和武力，布尔什维克创建了惊人的人工体制。几乎直到其坍塌的前一刻，它看上去仍强而有力。问题是道德层面的：生活在其下的人，包括许多最终爬到共产党高层的人，最终并不相信它的合法性。如此看来，尽管民主在短期可能会是不稳定的，在长期会赋予［政体］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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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衰朽问题上，亨廷顿的论点与其说需要修正，不如说有待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看到现今一些亨氏所谓政治衰朽的典型例证：政治参与超越了组织机构建设。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最近二十年来出现的衰弱和失败国家的全貌，显然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特别是现在的国际体系特性这一因素。尽管不乏善意，然而这一体系或许催化着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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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一下世界上有过强有力国家的地区（主要在欧亚），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便显示，在历史上，武力从来都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一个要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论证说，现代欧洲国家是分散的政治行为体在军事争夺中出现的。中国、日本和朝鲜诸国都是在其历史初期武力统一的，并需要持续的武力维持其整合。即使是在自诩宪政民主的美国，国家统一也归功于一场夺去50万以上公民生命的血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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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国际体系不看好国家间的武力冲突，以及诸如近至19世纪70年代产生出当今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征服和并吞战。比如，非洲在非殖民化之际被置于一张无理性可言的政治地图上。该地图既不对应于地理、族裔，也不符合经济功能。国际体系支持地区领袖维持这些边界的决定，尽管运输和通讯价格下降使得那些边界更易渗透，也使得政治单位体更易遭受不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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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虚弱国家及加剧政治衰朽的种种东西——如武器、禁药、洗钱、安全顾问、难民和钻石——可以比较容易地穿越国境，而世界上的规范结构和围绕其建立的机构（如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各类致力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却阻碍着强有力国家的建设，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国家建设对于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试想，如果美国内战发生于今天全球化了的世界，结果会是如何。）即使是用意良好的国际慈善捐助者和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由于它们建立起援助机构并绕过当地政府行事，也产生了预想不到的弱化国家能力的作用。颇为讽刺的是，在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等国那里，发生了够多的武力和冲突，以至于造成了闻所未闻的人类灾难，但却不足以（或是有益的那部分不够）产生强力的政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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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认真努力。此后，有不少与诸如民主转型，组织机构设计，和特定地区有关的，比较有用的中型理论问世；还有一些不那么有用的，源于理性选择政治学的数学模型发表。也许，由于研究主题深层的复杂性和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诸情形，所有大理论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也许，鲜有如亨廷顿那般能力、洞见和雄心的，能够写出如此宏大著作的思想家。当下，我们就只能满足于这部经典尚存，能为后世对政治发展问题有兴趣的学子们所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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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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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徒有其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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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968年英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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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全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有些大部头著作，声称要讲“经济发展”，实际上谈的却是经济落后和停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拙著和它们也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发展，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发展有所偏爱。同样，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俾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人均国民总产值，是大家相当熟悉并能接受的。政治秩序，抑或因暴力、政变、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动荡而没有政治秩序，也是有其指数的，且这些指数还相当清晰可睹，甚至可以有量的规定。正如经济学家们可以以学者身份就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政策进行分析和辩论一样，政治学家们也可以以学术的方式对能够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辩论，尽管政治学家们在促成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合法而可取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正如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少，这是我在本书中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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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于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本书的写作经费部分来自中心本身，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研究国际问题的资助，部分来自卡内基文明基金会对中心从事“政治制度化和社会变革”研究项目的资助。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会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教授曾于1966年邀请本人去该校亨利·史汀生讲座发表系列讲演，这就推动我全面发挥自己的论点，从而形成本书的主旨。拙著第一、二、三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国际政治》（World Politics ）和《代达罗斯》（Daedalus ）上登载过，此次承蒙这两家杂志出版人惠允，重新收入本书。克利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琼·纳尔逊（Joan Nelson）、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和斯蒂文·R.里维金（Steven R. Rivikin）或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可贵的意见。过去四年中，我有幸参加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两校教授举办的政治发展专题长谈会，与会同仁的远见卓识使我在思考政治秩序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曾帮我汇集和分析有关现代化中国家的材料。他们当中，直接对本书写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玛加丽特·巴茨（Margaret Bates）、理查德·伯茨（Richard Betts）、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艾伦·E.古德曼（Allan E. Goodman）、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和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最后，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雪莉·约翰尼森·莱文（Shirley Johannesen Levine）不仅充当了能干的助研、编辑、打字员和校稿员，最重要的，她还是个总管，将所有参与这些辅助工作的人拧成了一股绳。对上述各单位和个人给予我的支持、指点和帮助，我谨借此深致谢忱。不言而喻，对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自应归咎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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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P.亨廷顿 1968年4月识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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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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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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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及其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观点是相同的。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三家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大凡苏共政治局、英国内阁或美国总统作出某项决定，通过国家机器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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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诸点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较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的现政府，区别是显著的。这些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问题已被认识，也已被着手去解决。然而，在这些短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过：“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1] 李普曼先生是在对美国感到绝望之际讲出这番话的。但这番话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更是切中要害。在这些地区，政治共同体因分崩离析而危害其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威望更差，不堪一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政府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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