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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了此书知性上的意义，有必要将之放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思想的环境中审视。那是现代化理论的巅峰时期。这一理论或许是美国创建一个完整的、经验的、有关人类社会变迁的最富雄心的尝试。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诸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卡尔·马克思，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这些著作家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如身份/契约，机械的/有机的联盟，共同社区（Gemeinschaft）/法理社区（Gesellschaft），魅力型/官僚—理性型权威等——以描述人类社会从农耕到工业生产转变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他们的著述主要基于先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力图从中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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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社会理论被两次世界大战扼杀。欧洲社会理论萌发出的思想迁移到了美国，并且为战后一代在哈佛大学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中心，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美国学者拾起。由韦伯弟子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衔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图创立一门综合的，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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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也正值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国家的出现。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怀有极大的现代化并赶上其原来殖民主义母国的渴望。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和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等，视这类势头强劲的发展为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和极好的机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并使它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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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家赋予“现代形态”（being modern）以强大的规范性价值。他们并且认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倾向于一同出现。经济发展，诸如都市化和直系亲族群解体之类的社会关系变化，更高水平、更具包容性的教育，向“业绩成就”和理性规范价值的转变，世俗化以及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视为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发展会为更好的教育添加动力，会导致价值嬗变，而价值观的转变又会促进现代化的政治，诸如此类，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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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此背景之下问世，并直接挑战这些设想。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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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从上述观察中得出实践性含义，即政治秩序自身乃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恰恰相反，没有政治秩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不能成功进行。现代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必须依次进行。过早扩展政治参与——包括先行选举等事——会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样，亨氏为后来被称作“权威主义转型”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据此战略，现代化中的专制［体制］提供政治秩序、法制，以及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项条件。一旦这些构筑板块到位，现代性的——如民主和公民参与等——其他诸方面，可以添加上去。［亨氏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表于2003年的著作《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一论断的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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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著作的重要性必须要放在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来看。1968年是越战的高潮点，当时美军兵力膨胀到50万。而且，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瓦解了美国公众的信心。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都希望他们的学术著作会对美国政策有启示意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就是新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指南。该署致力于支持如南越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国家，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并没有多少能让美国人列举出来的成功事迹。共产主义式的和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建设战略在北越和南越的竞争，以后者的失败告终。亨廷顿提出，有另一种现代权威主义的前进道路。这一观点在认识极化的60年代末期的美国，给他带来了极大非难。然而，正是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这些人带来了所谓的亚洲奇迹——尽管这时的越南正迈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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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最终使现代化理论寿终正寝。它是剪式夹攻的一端。另一端是来自左翼的批评，指责现代化理论家把种族中心的欧美社会发展模式神圣化为人类应该效仿的普遍模式。美国社会科学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大构架理论，并开始陷入现在那种方法论上的巴尔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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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提出近四十年后，我们还能从亨廷顿论点中得出些什么呢？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已经过了两代人。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就后的岁月里，包括东亚奇迹、苏东剧变，以及亨廷顿本人称作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内的巨大变化发生了。这些事变在哪些方面加强或是削弱了他的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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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亨廷顿的论断被证明是对的。他论辩说，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问题发生在现代化的初期，此时传统社会结构之上置于了新的期望。经济发展可以起稳定作用，但增长后的顿挫会造成潜在的革命境况。事实仍然是，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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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超越政治体制化的问题显然还在发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78年的伊朗革命。彼时过快的、国家驱使的现代化与小买卖商人和激进学生等传统行为者相冲突，造就了一场伊斯兰革命。今天，在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安第斯山脉国家，新的社会行为者（特别是被置于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土著集团）正在破坏薄弱的［政治］机构，在其身后留下混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为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所震荡。这场危机的背景是持续高涨的期盼。也可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至少部分上，是为2001年9月前20年间沙特阿拉伯人均收入大幅下降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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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亨廷顿也是正确的。虽然有证据表明，长期的经济发展滋生更坚实的民主机构（更确切地说，使民主机构能在挫折下不那么脆弱），但这只是在相对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如此。对于穷国，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和软弱政府，是其他层面发展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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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把政治衰朽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显然有先见之明。后冷战世界受制于相当程度的政治衰朽：从苏联的解体到诸如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阿富汗等脆弱和失败国家的接二连三，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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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这本书写就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从1945年到1968年这一时段，出现了远高于1968年到2006年间的政治混乱。在前一阶段，政变、反叛和农民反抗在发展中世界，几乎无所不在。而后一阶段，大面积地区的稳定出现了。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成功的政治发展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发生了。这些发展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亨廷顿指出的问题是过渡性的。但是，总体上的稳定程度出人意料。譬如，阿拉伯中东自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鲜有政治暴乱，伊拉克和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是例外。在1968年以后的时段，在摩洛哥、利比亚、约旦、叙利亚和埃及，长期执政的领袖已经或准备将他们的领导权移交给其子嗣。许多观察家甚至论辩说，这一地区太过稳定了。在那里，攫持着大部分政权的政治阻滞，妨碍了政治参与并滋生仇恨。自20世纪80年代民主回归以来，拉丁美洲经受了债务和货币危机。尽管近来在安第斯山地区和海地有些混乱，但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也没有逆转回权威主义。尽管在尼泊尔、哥伦比亚和菲律宾，农民反叛依然拖延不断，但这些反叛远不像在五、六十年代那么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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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发展变化无法严丝合缝地嵌入《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解释框架，即苏联的解体。此书的首页有如此惊世骇俗的断言：就政治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同为发达国家，尽管前两国是自由民主的，而后者是共产主义的专制政体。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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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苏联表面上的政治发展程度不过是“波将金村”[1] 之类的东西。通过单纯的政治意志和武力，布尔什维克创建了惊人的人工体制。几乎直到其坍塌的前一刻，它看上去仍强而有力。问题是道德层面的：生活在其下的人，包括许多最终爬到共产党高层的人，最终并不相信它的合法性。如此看来，尽管民主在短期可能会是不稳定的，在长期会赋予［政体］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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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衰朽问题上，亨廷顿的论点与其说需要修正，不如说有待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看到现今一些亨氏所谓政治衰朽的典型例证：政治参与超越了组织机构建设。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最近二十年来出现的衰弱和失败国家的全貌，显然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特别是现在的国际体系特性这一因素。尽管不乏善意，然而这一体系或许催化着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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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一下世界上有过强有力国家的地区（主要在欧亚），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便显示，在历史上，武力从来都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一个要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论证说，现代欧洲国家是分散的政治行为体在军事争夺中出现的。中国、日本和朝鲜诸国都是在其历史初期武力统一的，并需要持续的武力维持其整合。即使是在自诩宪政民主的美国，国家统一也归功于一场夺去50万以上公民生命的血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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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国际体系不看好国家间的武力冲突，以及诸如近至19世纪70年代产生出当今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征服和并吞战。比如，非洲在非殖民化之际被置于一张无理性可言的政治地图上。该地图既不对应于地理、族裔，也不符合经济功能。国际体系支持地区领袖维持这些边界的决定，尽管运输和通讯价格下降使得那些边界更易渗透，也使得政治单位体更易遭受不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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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虚弱国家及加剧政治衰朽的种种东西——如武器、禁药、洗钱、安全顾问、难民和钻石——可以比较容易地穿越国境，而世界上的规范结构和围绕其建立的机构（如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各类致力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却阻碍着强有力国家的建设，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国家建设对于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试想，如果美国内战发生于今天全球化了的世界，结果会是如何。）即使是用意良好的国际慈善捐助者和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由于它们建立起援助机构并绕过当地政府行事，也产生了预想不到的弱化国家能力的作用。颇为讽刺的是，在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等国那里，发生了够多的武力和冲突，以至于造成了闻所未闻的人类灾难，但却不足以（或是有益的那部分不够）产生强力的政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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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认真努力。此后，有不少与诸如民主转型，组织机构设计，和特定地区有关的，比较有用的中型理论问世；还有一些不那么有用的，源于理性选择政治学的数学模型发表。也许，由于研究主题深层的复杂性和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诸情形，所有大理论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也许，鲜有如亨廷顿那般能力、洞见和雄心的，能够写出如此宏大著作的思想家。当下，我们就只能满足于这部经典尚存，能为后世对政治发展问题有兴趣的学子们所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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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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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徒有其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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