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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着这些社会的互不信任的气氛，使得人们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团体也是离心离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族，也许还有部落，尚能或勉强能保持忠顺。但是，对于那些范围再大一些的政治制度，他们就不会如此了。在政治上先进的社会里，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社团的忠诚不仅从属于，而且融化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中。柏克说：“对局部之偏爱不会影响对整体的爱……爱自己的小团体、小天地，实乃世人爱天下大公之要则（或谓胚芽）。”而在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社会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在今天的非洲，人们对部落的忠诚要比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强烈。卡尔曼·西尔弗特（Kalman Silvert）认为，在拉丁美洲，“人们对国家本来就不信任，加上政府内又有经济界和职业界的利益的直接代表，便毁坏了政党，腐蚀了多元主义，剥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行为的所有威严”[35] 。一位学者曾指出：“在阿拉伯世界里，国家一向软弱无力，它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等还要弱。私利总是高于公益。”H. A. R.吉布（H. A. R. Gibb）也发出类似的感慨：“自从古老的社团崩溃以来，正是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虚弱，才使得没有一个社会机构能起到疏导、解释、表达和调动公共意志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根本没有能起作用的社会民主机构。”[36] 意大利人在自己家庭范围内表现出的“德行常常是其他国家人民献身于整个国家福利的德行；意大利人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他们对家庭的忠诚……一切官方和法律权威在被证实为友好和无害之前，统统被认为是含有敌意的。”[37] 因此，在一个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里，每个领袖、每个个人、每个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是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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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这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社会和经济变革破坏或摧毁了人们结社的传统基础，获得高水平的政治发展便依赖于人们形成新的结社的能力。德·托克维尔就此说过：“在现代国家里，结社的科学乃科学之母；其他一切的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班菲尔德笔下所描述的那种低级社会里的村落与同样规模的美国乡镇相比，两者之间最明显、最惊人的差别就是后者“频繁的社团活动是以本镇共同福利作为其目的的，或者至少作为其目的的一部分”[38] 。相反，意大利村落只有一种社团，并且这个社团还不从事任何公益性活动。社团缺乏，组织发展层次低下，乃是政治混乱而动荡的社会的特点。乔治·洛奇（George Lodge）指出，拉丁美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相对来说，那里没有美国人所熟知的社会组织”。于是就出现了“能动性组织的真空”，它使民主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缓慢。传统社会能否得心应手地按现代化的要求改革其政治体制几乎直接依靠它的人民的组织技巧和能力。只有那些极富于这种技能的、为数极少的民族，例如日本人，方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具有发达经济和现代政体的社会中。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39] 但在当今世界上，建立这种机构的能力实在很缺乏。共产党人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提供的，首先就是这种满足道德需要和创建合法公共秩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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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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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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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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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它就像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确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如此地密切相联，以致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彼此独立的因素，换言之，它们所以携手并进且如此有规律，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实现”[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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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用勒纳的话说，持现代观念的人，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换性人格”。这些变化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忠诚及认同扩展成为对更大和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随着这种忠诚范围的扩大，人们就会愈益依靠具有普遍性而非个别性的价值观，衡量个人的标准是其成就，而非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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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能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的巨大扩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水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职业性和地域性流动的增长，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和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家庭和其他最基层组织的功能本来是包罗万象的，从社会角度来看，现代化一般会将它们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他最基层组织的生活获得新的补充。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分配结构是一藤两杈，两杈上人们的地位高低有别，其特征是“积累性不平等”，这种结构在现代化社会里则让位于一种所谓多元化社会地位分配结构，其特征是“均散性不平等”。[41] 在经济上，一些简单的职业被许多复杂的职业所代替，从而使经济活动多样化；职业技能的水平显著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增加；基本自给的农业让位于市场农业；和商业、工业和其他非农业产业相比，农业本身的重要性下降。随着国家市场、国家资本来源和其他国家经济机构的出现，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趋于扩大，并集中到国家水平。经济福利水平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经济福利上的不平等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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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现代化各层面可以广义地概括为两类。第一，用多伊奇（Deutsch）的公式，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42] 。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这是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的结果。第二，经济发展指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它可以用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来衡量，还可以用个人享受的福利水准来衡量，而确定福利水准又不外乎平均寿命、热量摄取数、医院和医生平均占有量一类的指数。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对现代化来说，这两种变化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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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政治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学者们给政治现代化下定义的方法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定义大都着眼于现代化政体和传统政体二者假定特点的区别。这样，政体现代化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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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各级行政机构变得更加细致、更加复杂并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官位和权力的分配更多地根据实绩，选贤任能，摈弃阿谀奉承，使庸碌之辈无进身之阶。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但是在所有现代国家里，公民是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的。因此，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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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就此下结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而已，那就错了。殊不知，把政治现代化定义为从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一种运动，抑或把政治现代化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后果，这两种定义之间有着常被人们忽视的基本区别。前者给政治变革在理论上指出了方向，后者则描绘了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实际上发生的政治变革。两者之间的距离常常是很大的。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但它却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作显著的运动。不过，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认为，只要广泛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向前推进了，政治变革也就顺理成章地向现代化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现代化已成事实；都市化进展迅速，文盲慢慢减少；工业化在前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缓慢上升；大众媒介的覆盖面日益广泛。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相比之下，学者们所认定的体现着政治现代化的许多其他目标——民主、安定、结构离异化、成就格局、国家完整等——是否有进展，至少是可疑的。然而人们趋向于认为，由于发生了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一定会发生。结果，50年代许多对不发达地区表示同情的西方论著和二三十年代许多对苏联表示同情的西方论著如出一辙，往往把希望看作现实。这些论著充满了只能被冠以“韦伯主义”的东西：把属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假定最高目标的那些特质误认为是该政治体系在成长过程中和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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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动辄被归入“政治现代化”概念的潮流中，只有部分的潮流确实体现了某些“现代化”领域的特点。对“民主的腐蚀”、军人专制政体和一党政体比比皆是，[43] 而竞争和民主连影子也看不到；政变和叛乱屡屡发生，无国泰民安可言；种族冲突内战四起，民族一统和国家建设则无人过问；从殖民统治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日趋衰朽，独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羸弱不堪、分崩离析，体制合理化和分权化几乎是空中楼阁。政治现代化概念中，似乎只有动员和参政这两点才广泛适用于“发展中”的国家。相反，权威合理化、国家完整和机构分权化看起来和现实的缘分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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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在传统的社会里，政治参与在村落范围内可能是广泛的，但在高于村落的任何范围内，它都局限于极少数人。规模巨大的传统社会，也许能够获得相对来说高水平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离异化，但同样的政治参与仍然局限于相对来说一小部分贵族和官僚上层人士的范围内。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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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样一些精英分子的挑战，这些人代表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门路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的村落或部落领袖们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就加剧了。班菲尔德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非道德家族结构，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而是落后社会的典型；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机构已经解体。[44] 因此，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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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意或新团体挂起钩来。马克思认为，工业化首先在资产阶级中产生阶级意识，然后才在无产阶级中产生这种意识。他的着眼点仅在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中的某一个次要的侧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现代化不仅引起阶级意识，而且还引起所有新型集体的意识，如部落意识、区域意识、种族意识、宗教意识以及种姓意识和阶层意识、行业意识和社团意识。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他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激进主义运动的出现，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锡兰、缅甸和越南的佛教运动。这些运动把现代化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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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大部分非洲地区部落意识对传统的乡村生活来说几乎鲜为人知。部落意识是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和西方影响的产物。例如在尼日利亚南部，约鲁巴人（Yoruba）的部落意识只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连约鲁巴这个词也是英国国教传教士首次使用的。霍奇金（Hodgkin）写道：“大家都承认，‘做个尼日利亚人’的说法是一种新观念，但是‘做个约鲁巴人’这个说法也似乎老不到哪儿去。”同样，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伊博族（Ibo）领袖B. O. N.埃卢瓦（B. O. N. Eluwa）还能够跑遍伊博族人居住的地区，试图使该部落的人相信，他们是伊博人。但是他说，村民们“简直难以想象所有的伊博人是属于一个部落”。不过，经过埃卢瓦和其他伊博领袖的努力，“伊博人”一词总算有了些概念。对部落的忠诚“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对现代化的反应，而且恰恰是殖民统治带给非洲的各种变革势力的产物”[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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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的社会可能具有许多潜在的认同和结社的渠道。其中有些渠道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和摧毁。而剩下的则可能获取新的意识并成为新组织的基础，因为对现代化进程所造就的个人认同、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这些老渠道也有办法来满足，例如非洲城市里的部落协会或印度的种姓协会。因此，集团意识的发展对社会体系既有结合又有分解的作用。如果村民们学会将他们最初的认同从一个村子移到许多村子组成的部落；如果农场工人不再只是简单地和本场工人认同，而和一般的农场工人认同，和一般农场工人的某一个组织认同；如果和尚将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效忠扩及全国性佛教运动——凡此皆可视为效忠范围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对政治现代化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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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创设一套能代表更多的社会势力利益的有效政治制度时，这种集团意识也同样会是一种主要障碍。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例如，在政治、社会组织向更加集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46] 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就会随之而来。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引起社会各种集团的相互作用、紧张状态和不平等，其结果使在传统社会里和睦共处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卷入了暴力冲突。因此，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传统集团与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借助西方或现代教育起家的新贵和传统的上层人物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权威建立在他们所承袭的地位之上。在现代化了的新贵内部，政客和官僚之间、知识分子和军人之间、劳工领袖和商人之间也会产生对抗。这些冲突，在不少——如果不是多数——场合下，经常酿成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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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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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现代化的论点 现代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社会来得稳定，国内暴力事件也少。有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指出，政治稳定与现代性复合指数之间的相关度为0.625（n=62）。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人口识字率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尤其密切。爆发革命的频率与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之间成反比例。同样，死于国内集团暴力事件的人数与适龄儿童在校人数的比例也成反比例。经济福利与政治秩序也有着类似的关系。在74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收入与死于国内暴力事件者之间的相关度是-0.43。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55至1960年间的70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度是-0.56。1958至1965年的8年中，遍及赤贫国家的暴力冲突是富裕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四倍，87％的赤贫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相比起来，只有37％的富裕国家有同样的经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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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由此，人们便易于轻信“贫困论”的说教，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现代化是通向稳定的康庄大道。正如麦克纳马拉（McNamara）部长所言：“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有着无可争辩的关系，此点毋庸置疑。”或如一位学者的分析所示：“普遍的贫困会破坏一切形式的政府。它一直是不稳定的根源，它使得民主几乎无法实施。”[48] 如果人们接受这些因果关系，那么，很明显，普及教育、扩大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将造成更大程度的政治稳定。这种根据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推论貌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其实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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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人均国民收入与暴力冲突（1958-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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