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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Escott Reid，The Future of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D. 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65），pp.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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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一般说来，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美国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似乎可以获得政治稳定。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人越是向他的宿敌——贫穷、疾病、愚昧——开战，他也就越与他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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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落后国家都成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不甚富裕的国家来得稳定，但是那些位于国际经济水准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则不像那些比它们地位略高的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和动乱。即使麦克纳马拉部长自己的统计数据也只部分地证明他的论点。例如，世界银行将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中的6个国家列为“贫穷”国，这就是说，它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在250美元以下。1966年2月，这20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正经受着旷日持久的叛乱之祸，但是唯有玻利维亚在这两种划分中一身二任，它不仅贫穷而且饱尝暴乱之苦。在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不贫穷的国家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的两倍。同样，50个非洲国家和领地，有48个被划为贫穷国，其中11个国家遭受叛乱之祸。但是，在利比亚和南非这两个非贫穷国中，发生叛乱的可能性却和其余37个国家和领地一样高。再者，在发生叛乱的11个国家中，有4个与仍然存在的殖民主义统治有关（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其他7个则与当地居民中的部落和种族分歧有关（如苏丹和尼日利亚）。殖民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种族矛盾比起贫穷更能预示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东和亚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2个被列为穷国的国家当中，有10个在1966年2月正经受叛乱之祸。另一方面，4个非贫穷国家（伊拉克、马来西亚、塞浦路斯、日本）中，有3个也在经受着叛乱。这里再一次表明，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里的两倍。同样，种族矛盾比贫困更能导致暴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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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据也表明，贫穷和动乱之间没有肯定的直接比例关系。尽管人均国民总产值与死于国内暴力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为-0.43（n=74），但是人们发现，发生暴力冲突最多的并非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美元以下的赤贫国家，而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至200美元的较富裕的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高于200美元的国家，暴力冲突的数量反而明显处于下降趋势。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定时期内，不发达国家肯定会经受相当程度的内患；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赤贫国家所面临的国内暴力冲突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49] 埃克斯坦（Eckstein）也同样发现，27个于1946年至1959年间绝少爆发国内战争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9个是非常现代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而其他18个则是“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上层人物仍然死抱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结构不放”。在它们当中，有一些仍然落后的欧洲殖民地和像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些国家。[50] 与此大致相仿的还有一种给国家分类的办法，那就是根据国民识字人数的比例，由低到高排列起来，结果表明，稳定性高的国家处于两极，处于这之间的国家则动荡不安。例如，人口识字率是25％到60％的国家中有95％的国家是不稳定的，相比之下，识字率小于10％的国家中，只有半数是不稳定的，而识字率高于90％的国家中，只有22％的国家是不稳定的。另一种分析表明，中等程度的动荡在24个现代国家中平均得分268，在37个过渡性国家中平均得分472，在23个传统国家中平均得分4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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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识字率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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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and and Betty A. Nesvold，“Correlates of Political Stability”（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pt. 1963），pp.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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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传统社会与过渡型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之间的界限纯粹是人为的，它旨在划出一组与现代国家数目等同的所谓“传统”国家。因此，被列为传统社会的，实际上全都处于过渡的早期阶段。然而，数据也证明，如果还存在着纯粹的传统社会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要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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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现代化的论点就能解释，为什么贫困导致政治动荡一说在20世纪晚期获得了一副貌似真理的面具。它同样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国家里，现代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被搞颠倒了。例如，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取得中等程度的现代化。结果，毫不奇怪，它们比起那些较为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就不稳定得多。正如我们所知，1966年6个赤贫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发生了暴乱，而14个较富裕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却有5个国家发生了暴乱。共产主义和其他激进派运动在古巴、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一直都很强大。这4个国家恰恰都属于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中最富有的5国，而其中3个又属于5个识字率最高的国家。拉丁美洲发生革命的频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而言，人均收入和革命次数之间的相关度0.50（n=18）；但在非民主国家，这一相关度就高得多（r=0.85；n=14）。[52] 因此，那些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现代性与动乱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数据，实际上也肯定了现代化与动乱二者可以联系起来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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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关系引申到国家内部，也是正确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较富裕地区发生的暴动、骚乱和极端主义活动比起较贫穷的地区要来得多。在分析印度的形势时，霍斯里茨（Hoselitz）和韦纳（Weiner）发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很模糊，甚至成反比。”英国统治时，印度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最普遍的是在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邦里”；独立以后，暴力冲突仍然比较集中在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和城市，“而不是在较落后和不发达地区”。[53] 在许许多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主要城市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乡村3到4倍，但是城市却常常是动乱与暴力冲突的中心，而乡村则保持着原有的平静和稳定。政治极端主义在富裕地区较之在贫穷地区，明显强大得多，这一点很典型。在15个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在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中的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得选票最多。[54] 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中心便位于繁荣的北方而非贫瘠的南方。印度共产党势力最强的地区是喀拉拉邦（该邦识字率是印度各邦中最高的）和工业化的加尔各答，而不是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锡兰亦是如此，“基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力量强大的地区正是最西方化的地区”和那些人均收入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55] 因此，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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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西方的历史经验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科恩豪泽（Kornhauser）指出：“大批人迅速 涌进新发展 的城市地区，招致群众运动的兴起。”欧洲的，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哪里“工业化进展迅猛，形成工业化前和工业化后社会的严重脱节，哪里就会发生更加极端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56] 将1935至1962年间67个国家的8个现代化指数（小学和小学后教育、卡路里消耗量、生活费用、收音机拥有量、婴儿死亡率、城市化、识字人口比例和国民收入）的6个综合变化率与1955年至1961年间这些国家发生的动乱进行比较，得出的相关度为0.647。“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亦愈严重。”下边几句话足以勾画出一个动荡国家的大体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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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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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它们的胃口，接着就使它们大失所望。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曾用各国为了巩固主张现代化领导人掌权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测量各国变革速度的差异。对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第二个实行现代化的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时间。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进入这一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73年。但是对于那些在20世纪开头25年进入这一阶段并且到了6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中的21个来说，这一阶段平均却只有29年。[58] 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同样地计算出，在19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动员的主要指数每年变化的比率在0.1％左右，而在20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中，这种变化的比率每年在1％左右。显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是大大提高了。同样明显的是，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势头和日益加剧的政治动乱与暴力冲突两者直接相关，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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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与动荡 看来有理由认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这就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例如，在66个国家中，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和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度是-0.84。相比之下，在70个国家中，小学入学率的变化和政治动乱之间的相关度为0.61。[59] 老百姓受到启蒙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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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里，教育的迅速普及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譬如在锡兰，1948—1956年间教育体系迅速扩展。这种“在使用本地语言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满足了一些人的愿望，但同时也使这些受过教育因而有表达能力的中产阶级人物成了新的社会压力”。无疑，这与1956年选举导致政府倒台及其后6年锡兰蒙受日益增长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60] 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首都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据估计，那儿法学院1960年的毕业生是该行业可容纳人数的18倍。大学以下各级教育普及的程度更是令人惊叹，识字率的提高从1945年的不足20％猛增到60年代初期的60％以上。[61] 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对60年代初期的韩国的动乱恐怕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动乱的主要来源就是学生。在校生和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实是60年代韩国民族主义军人政权、缅甸社会主义军人政权和泰国传统军人政权普遍感到棘手的对象。凡是未能缜密筹划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现代化需要不对口的国家，都普遍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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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看来，失业的、疏离的或因其他缘故而牢骚满腹的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不安定因素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疏离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疏离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筹划政变，疏离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的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例如在西非，“尽管这些辍学者恨不逢时，焦躁不安，但他们并不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的中心，而只是处在外围，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捣乱的典型方式不是革命，而是针对政治反对派所搞的纵火，袭击和恐吓等行为”[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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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普及小学教育所招致的问题已经使许多政府重新评估它们的政策。例如，1958年在有关尼日利亚东部教育问题的辩论中，阿西克维（Azikiwe）认为，初级教育可能变为“徒劳的社会服务”；一位内阁成员警告说，“英国奉行的是工业和提高生产力第一、免费教育第二的模式。首先实行免费教育是行不通的，因为必须让受教育的新人有工作可干，只有工业、贸易和商业才能提供大批的工作……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以免在政治上制造未来的失业问题”。[64] 识字的和半识字的人会变成诱发动乱的极端主义运动的俘虏。50年代的缅甸与埃塞俄比亚的人均收入一样低，但和前者相比，后者的相对稳定也许反映了5％的埃塞俄比亚人识字而45％的缅甸人识字这一事实。[65] 同样，古巴成为共产党国家时是拉丁美洲识字率第四高的国家，印度唯一选举共产党政府的邦——喀拉拉邦也是印度识字率最高的邦。显然，一般来讲，共产党更能吸引那些识字的人，而不是文盲。对于大批文盲享有选举权所造成的很多问题，讨论不少；有人说，如果大批选民目不识丁，便不能令人满意地实行民主。但是，正如印度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给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险很可能要小。后者总是有更高的向往，对政府的要求也更高。再者，文盲参政毕竟有限，而识字者参政则会像滚雪球那样对政治稳定产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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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动乱 社会动员使希求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理应能增加社会满足那些希求的能力，从而趋于缓解社会不满和随之产生的政治动乱。迅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为企业和就业创造新的机会，从而使可能要去搞政变的野心和才华转到发财致富的轨道上。但是，相反也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进程，并且正是这些能够满足希求的变革又趋于扩展那些希求，人们认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会造成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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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毁坏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革命的发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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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生暴发户，他们难以完全适应并同化于现存秩序，他们要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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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地区性流动，这种流动又破坏社会结构，特别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疏离和政治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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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从而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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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某些人的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从而增加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