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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提高投资而需要对消费实行总体的限制，从而造成公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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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加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这又使人们的希求提高到无法满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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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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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高集团组织的能力，从而提高集团对政府提出要求的分量，而这些要求又是政府难以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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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关系的范围之内，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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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克维尔在解释法国革命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这场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都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最高”。有人说，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美国、俄国革命之前，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发生动荡不安之前，都曾有过类似的经济进步的状况。墨西哥革命也是在20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1955年之前，亚洲和中东国家在任何反叛得以成功的7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这些地区在1955年到1960年之间发生反叛的暴烈程度存在着很高的相关度，尽管在拉丁美洲并不如此。有人说，从30年代到50年代，印度的经历也同样表明，“经济发展远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反而趋于造成政治上的动荡”[6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中在官阶晋升方面所存在的不满情绪比其他军种要普遍得多，尽管——或者是因为——空军里的提官晋级要比其他军种来得频繁而迅速，这当然和以上所引证的各种材料是一致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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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非常具体的实例证明，经济发展迅速和政治动乱，二者显然是相关的。但是，若从全球情况来看，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又并不那么清楚。对53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50年代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和国内集团冲突之间略呈反比：-0.43。联邦德国、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奥地利、苏联、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高，而国内冲突都很少或几乎没有。玻利维亚、阿根廷、洪都拉斯和印度尼西亚却相反，它们的经济增长率甚低，有的甚至是负数，但死于国内暴力的人却很多。同样，对7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它们在1935年至1962年间的国民收入变化率和1948年至1962年间这些国家政治动乱程度的相关度是-0.34；同是这些国家，在相同时间内，其国民收入的变化与国内稳定的变化之相关度是-0.45。尼德勒（Needler）同样也发现，在政治参与率高的拉丁美洲国家里，经济增长是制度稳定的前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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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经济迅速增长与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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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uce Russett et al.，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增长数发生的时间不完全相同，但主要集中在50年代前后的7—1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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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的例证表明，如果经济增长和政治动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应是很复杂的。也许，这种关系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从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只有经济有所发展，动乱才能出现。简单地认为贫困就产生动乱，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去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他们与政治无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和传播媒介的接触，也无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兴趣来投身于政治活动。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指出：“穷光蛋对他们周围的世界总是感到敬畏而不愿接受改革……因此，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特权阶级的保守主义思想一样地根深蒂固，前者和后者一样，都是维持某种现存社会秩序的因素。”[70] 贫困本身就是动乱的障碍。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他们是观潮派和渐进主义者，仅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正如必须有社会动员才能给动乱提供动机一样，必须先有某些经济发展，才能给动乱提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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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极端的意义来说，在取得相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和政治稳定性强是相辅相成的。上述经济增长和动乱之间所以存在着负相关，主要是将高度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混在一起加以分析的缘故。经济发达国家较之经济不发达国家要稳定得多，而且经济增长率也高得多。不像其他社会指数，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成正比关系，而不是反比关系。那些不太富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动乱怎么看都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例如，考察人均国民总产值在500美元以下的34个国家，得出经济增长率和死于内乱的人数之相关度为-0.7，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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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假设 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这两种变革形式之间的差距为衡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冲击提供了某种线索。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71] 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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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缺少两个潜在的干预变量，即社会经济变革的机会以及灵活适应的政治制度。自16世纪以来，富于进取精神的清教主义经济革新家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新教主义革命家在目标上有质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崇高期望却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并且都是高水平社会动员的产物。[72] 所以说，社会颓丧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其形式和规模取决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如果传统社会相当“开放”，足以提供流动机会的话，那么不难想象，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颓丧。局部来说，乡村的情况正是如此。那里横向流动的机会（都市化）有助于使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得以维持乡村地区相对的稳定。相反，城市内部向上移动的机会（在职业上和收入上）甚少，从而导致城区更大的动乱。但是，除了都市化以外，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流动程度很低。相对来说，愿意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传统结构社会是很少的。在传统社会里，土地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都被一小撮寡头牢牢地攥在手里，或被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控制。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常常对企业家式的人物持敌视态度，以致使某些少数种族得以垄断各大企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华人在东南亚、黎巴嫩人在非洲就是如此。另外，传播到这些传统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和思想又常常强调政府至上（如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同样地也会使新潮人物不便担当起企业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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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参政就成了新潮人物的进身之阶。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这样，现代化的冲击便涉及以下几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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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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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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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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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份分析报告列举了26个国家，在那里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比率偏低，其“体制性颓丧”也低，而在另36个国家中，这一比率高，其“体制性颓丧”也随之提高。在这26个人民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中，仅有6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哥和南非）政治动乱严重。而那36个民众感到不满足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突尼斯）政治高度稳定。这些国家颓丧和动乱的总相关度为0.50。印度各邦的共产党选票多寡的差别也可以部分地利用这些邦的社会动员和经济福利的比率加以说明。同样，事实证明，拉丁美洲的宪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函数。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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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经济下坡路在法国明显出现于1788—1789年，在英国出现于1687—1688年，在美国出现于1774—1775年和多尔起义前的1842年，在俄国出现于1915—1917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埃及出现于1952年，在古巴出现于1952—1953年［此时卡斯特罗（Castro）向巴蒂斯塔（Batista）发动第一次攻击］。另外，在拉丁美洲，当经济条件由人平均真实收入提高的情况走向恶化时，军事政变就更加频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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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和动乱 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75] 就其定义而言，政治不平等几乎可以说就是政治动乱固有的一面。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缺少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因而很难检验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动乱相伴而生这一说法。考察18个国家，得出纳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是0.34；考察12个国家，得出纳税后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冲突的相关度是0.36。[76] 但是，有更带实质性的例子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政治动乱有联系。考察47个国家，拉西特（Russett）得出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内乱的人数的相关度是0.46。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和暴力事件的数目之间的相关度要低一些。但是，当把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比也考虑在内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便大大地加强。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此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死于暴力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大约是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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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78] 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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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乡村在1950年时，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的61.5％。[79] 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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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墨西哥革命前的20年，人们目睹了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50年代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总的趋势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趋于扩大。在同一时期，菲律宾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据报道也明显地扩大了。同样，巴基斯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收入的巨额悬殊”，并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80] 在非洲国家里，民族独立曾在一段时间内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殖民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哪个国家独立得越早，哪个国家就越会被囚禁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牢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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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