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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统的政治制度真能适应中产阶级的参政，或者如果在原先的普力夺社会里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制度能把政治稳定在中产阶级的水平上，那么这种制度又势必有朝一日将面临着适应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参政扩大的问题。如果现存的中产阶级政体的政治制度能够不断进行调整，那么它就能朝着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过渡。如果这种制度不能适应群众参政或者在社会中激进的普力夺主义占了上风，那么该社会便将沿着群众普力夺主义的方向运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势力就会变成大规模的运动，此乃高度现代的、充分动员的社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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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两者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各自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在群众社会里，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无常规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章的。每一股社会势力都试图利用自己最强的手段和战术来确保自己的目标。政治上的冷淡和激愤相互交替，它们是缺乏权威性政治象征和制度的孪生兄弟。在这里，政治参与的独特形式就是把暴力与非暴力、合法与非法、胁迫与说服结合起来使用的群众运动。群众社会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领袖们的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结果，领袖和群众之间就存在着面对面的直接关系，用科恩豪泽的话来说就是：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可以随时影响领袖。而参与政体则不是这样，它的民众高度参政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在这一政治体制中，每一股社会势力都必须对自身的权力资本和行动方式——不论是人数、财富、知识，还是发生暴力的潜力——进行改造，以便使它们在该政治体系中成为合法的和制度化的。参与政体的结构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权力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但是，无论哪种形式，参与总是广泛的和通过合法渠道加以组织和安排的。大众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控制政府。宪法民主制和共产主义专政皆属参与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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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故而这两种政体关键的制度性区别在于组织大众参与政治方面。现代政体的独具制度因此就是政党。现代政治体制中的其他制度都是传统政治体制在新时代的嫁接或延续。官僚机构并无现代化可言。中国、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和其他一些历史上的帝国的官僚制度常常具有高度的结构性职能划分，具有按功名业绩来选拔和擢升官吏的严密制度，并具有精心制定出来的各种指导制度自身行为的程序和规章。就连国民代表大会和议会也非现代政体所独有。在古代城市国家里就存在国民代表大会；在中世纪的欧洲，代表各阶层的议会和会议是很普通的现象，这些大都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破坏了。在非现代政体中也可找到选举；在部落社会里，选举酋长是习以为常的；古雅典的军事领袖和其他一些行政官，古罗马的护民官和执政官也都是选举产生的。立宪的思想和实践也同样是古老的。在现代国家远未出现之前，宪法、法律和法院在高度发达的政体中就已经存在了。内阁和行政院会也是如此。政党作为现代政体特有的制度，在以往时代的对应物大概只有联邦主义才有资格算得上一个。[107] 在现代政体中联邦制度的存在要比在传统政体中的存在广泛得多，这反映了促进政党发展的同一因素，即从人口和领土的角度出发来扩大政体范围。不过，联邦主义既非现代世界所独有，亦非普遍存在于现代世界，但政党却恰恰是现代世界所独有，并普遍存在于现代世界。它是现代政治所特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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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和派别存在于一切政治体系之中。同样，如果把追逐权力和影响的非正式团体都算作政党，那么它就是存在于一切政治体制之中的和古已有之的。但是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却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政党存在于现代政体之中，因为只有现代政治体制方有需要去建立制度，以便组织群众去参政。有组织的政党的前身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革命中就有过。但是真正算作组织起来的政治党派应当说是在18世纪首先出现于美国，以及稍后的法国。那里的政治参与范围第一次扩大了。在鲁道夫（Rudolph）看来，从以地位论政治到以观点论政治的转变导致了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的诞生，[108] 1800年还只有美国才有政党，而到了1900年整个西方世界都有了政党。政党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平行。传统政治制度越是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的需要，政党的作用就越不明显。反过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中，政党在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制度性遗产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化关系。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君主制和封建议会制等）得以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延续的地方，政党只在此种现代政治体制里起着第二位的、辅助性的作用，其他制度设施才是连续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这时的政党总是先在立法机构内部形成，然后才逐渐扩大到社会上。它们设法适应于现存政体的构架，尤其是在自己的活动中反映出该体制所包含的组织和程序原则。它们在传统制度中扩大参与，从而使那些制度适应现代政体的需要。它们促使传统制度变得从主权在民论的观点来看是合法的，但它们本身并非合法性的来源。它们自身的合法性则来自其对这个社会体制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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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制度延续性的政体中的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在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在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主权在民论中去寻求合法性。为了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或主权在民论等各种合法原则又都必须体现在一个政党的身上。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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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得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国家，比没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国家显然要稳定得多。没有政党或者有许多弱小政党的国家是最不稳定的。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被革命所粉碎的地方，革命后的秩序实有赖于单一强大政党的出现，中国、墨西哥、俄国和土耳其革命证实了这一观点，否则，这些国家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在那些摆脱殖民主义之后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继承到政治制度的新生国家里，政体的稳定直接依靠政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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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不是完全现代的制度。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因为政党是依庇护、影响和妥协的原则行事的。因此，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卫道士一样，都时常反对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图在不建立能保证他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制度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他们在牺牲政治的情况下追求现代性，到头来，他们对一种东西的追求却因对另一种东西的忽视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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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lter Lippmann，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10，1963，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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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nnar Myrdal，Rich Lands and Poor （New York and Evanston，Harper and Row，1957），p. 6；George D. Woods，“The Development Decade in the Balance，”Foreign Affairs，44 （Jan.196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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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llace W. Conroe，“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Upon Political Stability”（unpublished M. A. thesis，San Diego State College，1965），pp. 52—54，60—62；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end，“Aggressive Behaviors Within Polities，1948—1962：A Cross-National Stud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0 （Sept.1966），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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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New York，Knopf，195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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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ancis D. Wormuth.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New York，Harper，1949），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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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lutarch，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New York，Modern Library，n. d.），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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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制度和制度化的定义和讨论，见Talcott Parsons，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 ed. Glencoe，Ⅲ.，Free Press，1954），pp. 143，239；Charles P. Loomis，“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Systems，”in Edward A. Tiryakian，ed.，Sociological Theory，Values，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New York，Free Press，1963），pp. 185 ff.。研究现代化问题时，制度化一词既有原来的含义，又有不同的含义，见S. N.艾森斯塔特的著作，特别是他的“Initial Institution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Modernisation，”Civilisations，12 （1962），461—472，and 13 （1963），15—26；“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hang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4 （April 1964），235—247；“Social Change，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ibid.，24 （June 1964），37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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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廉·H.斯达巴克《组织成长和发展》一文：“适应性的基本性质是这样的：某一组织经历越久，就越能继续生存。”参见William H. Starbuck，“Organiz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in James G. March，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Rand McNally，1965），p.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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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shoka Mehta，in Raymond Aron，ed.，World Technology and Human Destin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3），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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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Philip Selznick’s small classic，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7），pp. 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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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Starbuck，pp. 473—475，他认为，老成组织不像新建组织那样，对目标的变化采取排斥的态度，但老成组织往往对社会结构和任务结构的变化采取排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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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Mayer N. Zald and Patricia Denton，“From Evangelism to General Service：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MCA，”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8 （Sept.1963），21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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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oseph R. Gusfield，“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1 （Nov.1955），232；and Gusfield，“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ocial Forces，35 （May，1957），32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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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heldon L. Messinger，“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A Case Study of a Declining Social Move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 （Feb.1955），10. 楷体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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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avid L. Sills，The Volunteers （Glencoe，Ⅲ.，Free Press，1957），p. 266.该书第9章就YMCA、WCTU、汤森运动、红十字会等个别组织探讨了组织目标转化问题，写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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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igmund Neumann，“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in Neumann，ed.，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 40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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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ristotle，Politics （trans. Ernest Bark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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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Chicago，Regnery，1955），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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