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69317
1703369318
根据各人观察角度的不同，大家可以将政治现代化分别定义为权力的集中，或权力的扩大，或是权力的分散。有趣的是，政治学家们确实是从这些不同方面来界说政治现代化的。在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各方面的确都构成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每一方面又都是对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的挑战。现代化对一个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的第一个挑战，典型的是集中必要的权力以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经济造就变革。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这是当今世界现代化中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此后一阶段，该体制就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要求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相互制约的制度。时下东欧的许多共产党国家正面临分权要求的压力，苦于应变。
1703369319
1703369320
如此看来，各政治体制既可按权力的总量上的差异又可按权力分布状况的不同来加以区分。就创制政策和同化团体而言，政治体制在集中权力和扩大权力的能力上也有差别，而且是更为显著的差别。体制的这些能力直接受到其政治制度性质的影响。缺乏有效机构的普力夺制度既不能长久集中改革所必需的权力，也不能持续地扩大权力，即不能将新团体吸收到该体制中来。普力夺制度的权力既不是可集中的，也不是可扩大的，除非只是暂时的集中和扩大。其特征是权力忽而高度集中，忽而极度分散，或在急速扩大和急遽收缩之间来回摆动。有时，一个得人心的独裁者或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或是一个军事政府，皆既可以扩大又可以集中权力。然而这些变化发展必然是暂时的，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分散于诸多社会势力之间的局面，民众对政治再度表现出冷漠和疏远。如果在无力的独裁者和众多软弱的党派交替统治，显示出该体制无力在积聚或分配权力方面引起重大变化。
1703369321
1703369322
一党制是另一种极端。对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它极其实用，极有吸引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中（因此也就能推进革新）也可以推动扩大（因此能够同化团体）的一种制度。墨西哥、突尼斯、朝鲜和北越建立的一党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这两种能力。类似的能力很可能也在主从政党制中存在。在这种制度中，有一个单一的主要政党和多个较小的、地区性的、种族性的和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党。在诸如印度和以色列等这些具有此种制度的国家里，少数党能起到类似头羊或预警器的重要作用，它们的选票起落为执政党指示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方向，主要政党从而能通过吸收新的团体，或是通过政策创新来维持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教条和选票压力一起使得执政党保持其革新和同化的能力。
1703369323
1703369324
更具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可能具有相当强的扩大能力和同化团体能力，但其集权和促进改革的能力则较弱。例如，两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可能有助于动员新的团体参与政治，并在此意义上扩大了政治体制的权力；然而同时，这种动员也容易导致分权并使原来对现代化的共识遭到破坏。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像1950年发生在土耳其、1956年发生在锡兰和1960年发生在缅甸的“农村选举”。[7] 然而，仅仅有多党制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制度具有扩大性能，扩大的动力来自竞争，而不是多元性。因为一个政治体制可以拥有许多政党，但它们之间却可能没有多少竞争性。甚至在一个两党制里，双方也可能作出隐含的或明确的安排（如在1957年后的哥伦比亚）来限制相互的竞争，从而削弱该体制扩大其权力及同化新团体的能力。因此，传统体制和现代体制推动改革和同化团体的能力会由于它们政治机构的性质不同而各有差异。关于现代政体在这方面的问题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讨论。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传统的君主制度在扩大和集中权力方面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1703369325
1703369326
1703369327
1703369328
1703369329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115]
1703369330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传统政治体制
1703369331
1703369332
传统的政治体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规模：村镇民主政体，城邦国家，部落王国，世袭制国家，封建政体，专制君主政体，官僚帝国，贵族政体，寡头独裁制，神权政治国家等等。不过，面临现代化挑战的大部分传统政体在政治分析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请看马基雅维里的这段话：“历史上熟知的王国一直以两种方法来进行统治，或是通过一个君主及其奴仆们来统治，这些奴仆由君主恩赐和允准而作为大臣，辅理国事；或是通过一个君主和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居位显赫并非出于君主的恩惠，而是由于具有古老的血缘。”前者马基雅维里以土耳其人为例，后者则以当时的法兰西政体为例。莫斯卡（Mosca）在官僚政治国家和封建国家之间作了类似的区分。他认为：“封建国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经济的，司法的，行政的，军事的——都同时由相同的个人所行使；同时，国家由小的社会集合体组成，每一个集合体均拥有自给自足所需的全部机构”。而在官僚政治国家中，“中央政权通过税收征募数量可观的社会财富，并首先将其用于维持一支军队，其次用于维持一系列的公用事业上”。阿普特（Apter）以相似的方式对等级权威结构和金字塔式权威结构进行了区分。[8] 所有上述区分中的关键因素，乃是权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历史上最能代表这两种类型的传统政体就是官僚政治帝国和封建政体。
1703369333
1703369334
如马基雅维里所说，国王在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中，比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在前一种制度中，他直接或间接地任命所有官员；而在后一种制度中，官职和权力是由贵族阶级世袭的。因而，官僚政治国家的特点是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那些来自最低阶层的人可以达到最高的官位；而封建国家则等级森严，能改变社会地位者极为罕见。官僚政治国家的“统治职能总是比封建国家更为专门化”[9] 。因此，官僚政治国家一般总是趋于职能分离、权力集中，而封建国家则往往职能混合、权力分立。在官僚政治国家中，所有的土地通常在理论上归国王所有，在实践上国王对土地能行使主要处置权。而在封建国家中，土地的所有权通常是分散的和世袭的，大部分土地君主无法控制。在官僚政体中，国王或皇帝是唯一正统的权威；而在封建政体中，他则与贵族共同享有这种正统性，贵族对其子民拥有独立于君主的权威。官僚政治国家的实质是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封建国家的实质是处于社会—政治—军事结构中不同等级的人们分享权利和义务的双向制度。把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传统政体统统归入这两种范畴之内，尽管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所有传统政体确实可以分为或较为集权或不那么集权的两类，且这两种范畴在政治分析中常常重复被引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确实具有普遍相关性和正确性。
1703369335
1703369336
除了功能专门化程度和权力分配方式之外，还可以用君主所起的作用来区分各种传统政体。在某些政体中，无论它是官僚政治的还是封建的，君主也许只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他统而不治，但在原则上主权在民和主权在党均未被接受，而且二者也都未在选举程序、政党以及议会中得以制度化。国王仍然是该体制正统性的主要来源，但实际权力是由官僚或封建寡头以他的名义来行使的。泰国和老挝在20世纪中期是寡头君主政体，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也属于这种政体。在其他官僚的或封建的传统政体中，君主可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国王是正统性的主要来源，此外，他既当朝又亲政。一个君主执政的政体未必是君主专制政体。政府的实际权力可能由君主与其他机构和团体分享，但在整个统治过程中，君主无一例外也都扮演着一种积极、有效的政治角色。20世纪的君主亲政政体包括范围甚广，既有近乎君主专制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也有在制度和宪法上对君权多少有所限制的国家如伊朗和阿富汗，还有以君主为一方，以军队、国会以及政党为另一方，双方既积极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国家，如摩洛哥和希腊。
1703369337
1703369338
当然，寡头君主政体和君主亲政政体都是传统政体，因此必须将它们与现代议会君主政体相区别开来。在现代议会君主政体中，君主虽然在位当朝，但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却不在君主而在人民。君主是国家元首，是民族延续性、认同性和统一性的象征。政府的有效权力由一个经政党产生的并对民选的议会负责的内阁行使之。君主的有效权力通常仅限于在没有某一个领导者或党派在议会中控制多数的情况下，考虑决定由谁出任首相。这当然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英联邦国家、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现代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1703369339
1703369340
表3.2 传统政治体制
1703369341
1703369342
1703369343
1703369344
1703369345
从欧亚历史上的官僚制帝国（如俄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演化及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君主国和公国的演化中，人们当然可以对各类传统政体在进行社会改革和同化团体的变化模式一览无余。从此种研究中所要获得的教益自然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兴趣而已。传统的君主政体的经验确实突出了当世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其他类型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不过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
1703369346
1703369347
表3.3 当代君主政体的各种类型
1703369348
1703369349
1703369350
1703369351
1703369352
此外，在当今世界上仍保留着一批古老而又相当奇特的政治体制。在这些体制中，合法性和权力大部分属于世袭君主政体中的高度传统化和机构，今天，这些君主政体大部分存在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正开始经历迅速变迁的国家中。我们对此进行分析的一个目的就是探讨现代化向这些传统政体所提出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国王已经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古董？君主政体能解决现代化问题吗？在何种程度上，这类政权的政治演进会走向民主、独裁或导致革命？
1703369353
1703369354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或许还有15个主权实体是君主亲政政体或寡头君主政体。此外，部落君主政体的残余仍然存在于乌干达、布隆迪、莱索托和非洲的其他地方，没有一个传统的君主国是强国。但是伊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各有2000万人口以上，而且全世界约有总数为1.5亿的人口生活在此类政治体制之中。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君主政体的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数一般都很低。诚然，在1957年，就人均收入而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科威特，2900美元）和最贫穷的国家（尼泊尔，45美元）都是君主亲政政体。但若从总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处境就大为不妙了。在14个传统君主制国家中，有8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甚至更低，4个国家在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仅有2个国家超过200美元。同样，在14个国家中，仅有2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识字，而有10个国家只有20％的人口识字。14个国家中的11个国家中只有1/4弱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8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口居住在同样规模的城市里。[10]
1703369355
1703369356
尽管传统的君主政体一般说来皆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但较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它们一般也较少受到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问题的困扰。大多数君主亲政政体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或者只有相对间接或短暂的殖民地经历。它们一般位于帝国主义大国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势力均衡的地带，致使这些处在夹缝中的较为弱小的君主政体能够维持其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并不稳定。泰国位于英法两国势力之间，尼泊尔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阿富汗和伊朗在英俄两国势力之间，埃塞俄比亚则位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帝国主义势力的交界点上。利比亚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以大英帝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另一方的竞争。至于其他的当代的传统君主政体，它们大多数位于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人都未实施过有效的统治。在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泰国和伊朗等，君主政体能够绵延数世纪之久。尽管有些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如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即使是它们，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也似乎比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来得简单一些。传统君主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独立及全国性权威制度所造成的优势，以便去对付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及广泛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挑战。这是对其制度能力的一个考验。
1703369357
1703369358
这样，传统君主政体就给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提出了饶有兴趣的问题。它们的命运也同样为决策者所关注。由于那些使它们一直得以保持独立的种种历史条件，许多君主制国家占据着战略要地。希腊、伊朗、阿富汗、泰国和老挝都一度是冷战拉锯的焦点。摩洛哥、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泰国是美国重要的海外基地。此外，大多数传统君主制国家在冷战中皆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因此，美国对它们将来的政治发展极为关注。倘若这些传统的君主制度被革命的、混乱的、不稳定的或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政权所取代，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当然不如和平演变为好。最后，尽管传统君主制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总的说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比较，但它们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命脉即石油的产量方面却占有关键的地位。世界石油的1/5到1/4来自那些国王不仅当朝而且亲政的国家。
1703369359
1703369360
1703369361
1703369362
1703369363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116]
1703369364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1703369365
1703369366
在当今世界上，传统的君主政体极少是守旧的政体。君主政体中的寡头集团（如明治时期的武士，青年土耳其党人，或是泰国1932年的民党）是力行现代化的寡头集团，而亲政君主则是力行现代化的君主。现代化使君主队伍日益缩小，但它又在仅存的君主当中，空前提高了热心现代化者的比例。这些统治者推行改革和应变的内在动力，很可能比在西方帝国主义退却之后掌握权力的那些不太传统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要大一些。后者可以宣称具有现代的合法性，因此敢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权力的分赃上。相形之下，前者所具有的传统合法性现在已受到质疑。他们必须通过良好的政绩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因而他们成了自上而下的王朝革命的主角。当然，他们这样做就与17、18世纪欧洲力行集权和国家建设的君主以及19世纪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Ⅱ）、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朱拉隆功和大院君等等同属一种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