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69683
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了君主制，戏剧化地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的人士手中。反对君主独裁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王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1703369684
1703369685
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们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学。
1703369686
1703369687
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转向集体军人政府。[10] 在20年代的智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他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些。
1703369688
1703369689
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员20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以后它夺取了政权。[11] 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火力侦察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权。
1703369690
1703369691
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Brinton）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1703369692
1703369693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Naguib）周围，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Nasser）所取代。[12]
1703369694
1703369695
泰国君主专制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权，将王室成员投入监狱，并敦促国王接受有限的君主制。颇为保守的文官披耶玛诺（Phya Mano）出任总理。1933年春，披耶玛诺总理拒绝了政变时民间知识界领袖人物比里·帕侬荣（Pridi）起草的经济计划，导致了一场危机。军方头目们从内阁辞职，然后就采取反政府的行动。“同样是不流血的第二次政变成功了，不过这次政变的矛头是对着披耶玛诺及其追随者。披耶玛诺被指控为袒护王室全面复辟”。第二次政变完成了第一次政变未竟的工作。
1703369696
1703369697
在第一次政变之后，民党分子或者表示谦让，或者隔岸观火，等待时机。他们并没有派出自己人马到旧衙门去当官，而是宣称自己缺乏从政经验，需要挽留一批旧的王党分子坐守原职。第二次政变纠正了第一次这种错误的策略。这一次民党用自己的人取代了旧政权所有的文武百官，不管他们如何缺乏从政经验。[13]
1703369698
1703369699
1949年3月，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上校领导的叙利亚新兴的中产阶级政变推翻了库阿特利（al-Quwwatli）总统的政府，夺取了政权，同年8月萨米·哈纳维（Sami Hinnawi）上校发动政变，又赶走了扎伊姆。有人用过类似上述的语言来描绘这两次政变之间的关系：
1703369700
1703369701
事情逐渐明朗，第二次政变实际上只是实现第一次原定的意图。扎伊姆在推翻库阿特利政权时的盟友们感到，他们必须首先剪除扎伊姆才能达到第一次起事的原定目的，即是说，必须从文职政府里撵走那些在管理国家行政和指挥巴勒斯坦战争中表现不称职的人，以便让那些在批判旧政权中表现得最正直和最有才能的人取而代之。[14]
1703369702
1703369703
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突破性政变也走过类似的道路。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的失败激发了一批青年军官改革者在1936年5月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一个以戴维·托罗（David Toro）上校为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政权创始了很多改革措施。但在1937年7月，“曾经一手策划政变并把托罗推上台的赫尔曼·布施（Germán Busch）中校又推翻了托罗”。布施政府仍“继续推行并强化了托罗政府的基本政策”。[15] 同样，危地马拉根深蒂固的寡头统治模式也受到挑战，40年代初有人试图推翻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将军的传统政权。1944年6月政变终于发生并获得成功，以庞塞·巴尔德斯（Ponce Valdez）将军为首的温和政府上了台。但这位庞塞将军“力图维护旧秩序”。[16] 然而他无力阻挡变革的进程。“陆军军官中有许多人战时曾在美国受过训练，意识到危地马拉需要改革，现在他们长期盼望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和拉迪诺人（混血儿）、首都的中产阶级从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一道策划赶走了将军们。”[17] 1944年10月，一次强化性政变推翻了庞塞并最终建立起阿雷瓦洛（Arévalo）的激进派政权。
1703369704
1703369705
在萨尔瓦多，情况略有出入。在那里，1944年4月，人们以总罢工的形式，率先打破了14家族一统天下的局面，矛头指向进行独裁统治达13年之久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inez）将军。这次罢工是“圣萨尔瓦多市部分中层阶级颇为自发的行动”，导致温和的民间人士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Castañeda Castro）取代了马丁内斯。在4年后的“1948年革命”中，一批下级军官驱逐了卡斯特罗，成立一个新政府，计划进行“有控制的革命”。这些军官和中东领导此类运动的军官们如出一辙。
1703369706
1703369707
自1948年以来控制萨尔瓦多政治的军官们实为一丘之貉。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自少校、中校这两级中级军阶，从这里再往上升迁一般是很慢的。在军界官梯上爬不动所造成的沮丧使得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大有可为的出路。
1703369708
1703369709
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立场也和被他们所取代的老军头们迥然有异。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由于居住地区、教育、社会交往、经济地位和希求以及社会态度的关系，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门第。大多数人曾经在美国的军事学院学习过，并与美国军事代表团有密切的联系。[18]
1703369710
1703369711
在比较复杂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政治机构较为发达，它比较早地从保守的传统政权转变成为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府，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军人团体和政党之间也是相互合作的。在阿根廷，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党——公民联盟成立于1889年。第二年一批进步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他们曾于1890年、1893年和1905年与民间盟友合作组织了反对保守政权的起义，但皆未成功。[19] 这些可预料性政变表示，中产阶级军人改革者必将在适当时机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而掌权。然而阿根廷当时还不全然是个普力夺式社会，军方在民间的激进盟友“公民联盟”通过1916年的和平选举赢得了政权，因此也就未发生政变。
1703369712
1703369713
在智利，各派政党较为发达，寡头统治对中产阶级的渗透较为开放，军人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因此，在向中产阶级政权的过渡中，军人干预只起了辅助性作用。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自由同盟，其领袖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Arturo Alessandri Plama）在1920年“寡头统治垮台时”当选为总统。[20] 当国会阻止亚历山德里的改革计划时，军人于1924年9月插手政局，并劝导国会批准改革。亚历山德里辞职，由高级将领执政团组成的军人政府接替。然而这批将军比较稳健，又着手将权力重新移交给较保守的文官政府。结果，1925年1月曾经参加过一个高度改良性质的军友社的青年军官起来造反，进行了一次强化政变，把卡洛斯·伊瓦涅斯（Carlos Ibáñez）中校推上台。他的改良主义和镇压性专政于1931年垮台并短暂地被另一个宣布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政府所接替。[21]
1703369714
1703369715
1703369716
1703369717
1703369719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1703369720
1703369721
20世纪中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里仍能发现寡头普力夺制度。在另一个极端上的民众普力夺政体，曾以庇隆主义形式出现于阿根廷，但这种政体主要还是发生在未来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普力夺社会还处于政治参与扩大的中间阶段。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乃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如哈林顿所预言，城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影响”导致更大政治动乱。[22]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愿意利用农村来遏制和稳定城市。如果政府能架设起通往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那么，政府就能遏制并根除城市的不稳定。如果农村消极而冷漠，如果乡村上层分子和大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为城市的动乱所禁锢，只好听从城市暴民、首都卫戍部队和京城大学学生的任意摆布。然而，如果农村掉过头来反对该政治制度，如果农村大众被动员起来反对现行秩序，那么政府面临的将不仅是动荡，而是革命和根本的变革。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不稳定。排斥农村于政治之外使城市的不稳定稳定化。
1703369722
1703369723
比较进步的、西方化的或激进的军官造反，推翻传统政治制度或寡头统治，会为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治扫清道路。从军人推翻君主或寡头统治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之间，可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在这种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早期阶段，政治典型地表现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结构松散的集团之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和冲突。譬如，这就是1908年到1921年间的土耳其和“1932年革命”后30年来泰国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突破性政变后的政局。其时，将军和校官集团为争夺控制权而彼此进行斗争，然而因为没有一个集团愿意将其影响（及其权力）扩展到军界以外，将其他社会势力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所以也就没有哪个集团得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基础。然而，一旦传统的合法基础威信扫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在适当时机就在政治舞台上增援军人，并力图以他们自己独具的方式参与政治。这些中产阶级包括专业界和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商人，实业家，律师和工程师。普力夺社会发展到中等水平时，有两股最积极的社会势力。典型地来说，一个就是知识界特别是学生，另一个就是军队。学生参与政治和军人参与政治，很像一对孪生兄弟。两者都是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显著特征。
1703369724
1703369725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参政分子的多样化导致不同集团的政治行动、技巧，明显地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体制下的参与集团，比起在较为高度发达而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下的参与集团来，其政治性要强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在功能上，它们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却比在较为发达的体制下的参与集团要差得多。例如此时的大学，一般都聘兼职教员，招收半工半读学生。这种大学往往算不上是地道的大学，作为其主要功能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很低，学术声誉很差，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却又很闻名。知识和学术价值很少受到尊重；学生可以指望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赤裸裸的贿赂来混日子；委任教授很可能不考虑学术水平。总之，学术价值和程序常常只获得了低水平的制度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功能的学术机构，大学没有制度的自主性。
1703369726
1703369727
然而，这种功能自主性的缺乏常常又和高度的政治自主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警察看来，大学处于他们采取适当行动的范围之外。在校园之外非法和立即遭禁的活动，如果要是在校园内进行，是能被容忍的。正如利普塞特（Lipset）曾指出：“在沙皇俄国，大学自主性有时是存在的，以便让非法革命团体中的成年人在校区举行会议而不受警察干预。最近几年，委内瑞拉的恐怖主义者就钻了大学自主传统的空子，把学区作为逃避警察的庇护所”。[23] 大学的政治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从中世纪大学和其他行会享有的法人自主性中继承下来的。学生的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他们历来出身于上层阶级这一状况的产物。“既成权力机构内部人物的子女”比起与既成权力机构不太沾边的人有更大的自由去破坏这个既成权力机构。“我们能把机关枪对准他们吗？”一位伊朗警官在一次重大的学生反对当局的示威时问道，“我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嘛。”[24] 以法人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传统遗产，赋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大学及其成员一种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根据地。
1703369728
1703369729
在普力夺社会里，大学的特点是学术职能居次而政治自主性居首，这种现象在军队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军事职业化水平较差，军事价值像学术价值一样，从属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涉足军事领域。同时，军方亦竭力保卫自己的政治自主；武装力量被认为处于文职政治领导人的直接权威之外；军事预算总是由宪法或习惯加以规定；军队控制其内部活动，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阁中掌管军队的阁员来自军方。军队和大学一样，为了政治权势而牺牲职能自主性。在大学里不能发号施令的政府，大体上也奈何不了军队。
1703369730
1703369731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盛行的政治活动形式——贿赂、罢工、示威、政变，都是给政治权威带来压力的手段，而非行使权威的办法。它们不是国家或者主要从事政治的机构的行动形式，而是从理论上讲其主要职能乃是非政治性的一些团体的行动形式。因此，这些团体对政治的介入是因时而异的。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各集团对政治的参与是随着选举和代表大会的周期，或随着政治问题的起伏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政治集团的活动家为了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而进行的努力会刺激其他各反对派集团采取类似的行动。结果，参与升级，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参与会采取类似的形式，并通过类似的机构渠道来表达。在一个普力夺社会中，各社会集团对政治的参与也倾向于同起同落。但是，一个集团的政治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这些依次又可能引起第三集团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行为。冲突激化，方法亦多样化，于是导致一场重大政治危机，而只有当各集团的政治行动松劲时，危机才得以缓解。政治活动有助于现代的制度化政体的稳定，却促进普力夺社会的不稳定。
1703369732
[
上一页 ]
[ :1.7033696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