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69736
1703369737
另一方面，如果军队强烈地认同政府或坚决效忠政府，学生的造反活动将不会对政府的存在构成威胁。例如在1961年和1962年，德黑兰的学生骚动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军队仍然忠于政府，动荡遂被遏止。1960年秋天在加拉加斯，学生骚动导致军队包围了中央大学，这也是因为士兵和劳工组织忠于政府。同样，1962年在缅甸，学生反对军人政权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士兵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战斗，学生会大楼被夷为平地。学生的示威和骚动在诱导或迫使政府作出实质性让步时是有些能量的，然而很有限。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他们具有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并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或支持或反对政府的能力。
1703369738
1703369739
在普力夺体制中，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政治技巧的多样化。政治参与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就将示威的方式增加到一切可能的类型，并将作为直接政治行动主要形式的罢工也引了进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劳工参与政治标志着普力夺社会已开始从激进普力夺阶段向大众普力夺阶段迈进。然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有组织的劳工，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说，并不完全是下层阶级的运动。凡是能组织起来的，通常包括工业劳动大军中经济处境优越的人，而最强大的工会经常是中产阶级和白领职业者的组织。大规模的示威和骚动是学生的拿手好戏，而罢工，特别是总罢工，则是劳工独具的杀手锏。劳工采取罢工行动的能力像军队发动政变的能力一样，部分来说，取决于其团结的程度。如果劳工内部团结得不错，那么，其政治行动的成功就取决于劳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其他集团采取协调或平行的行动，而最重要的又是军队的动向。在格局上，存在下述四种关系。
1703369740
1703369741
1. 劳工对政府和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的政治行动几乎总是不能达到其目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就会被政府、警察和军队的联合行动所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常常证明劳工的软弱（1962年在秘鲁，1966年在智利）。
1703369742
1703369743
2. 劳工加上军队对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起到学生暴动一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形势发生分化。如果军队本来就对政府怀有反对情绪，它就会乘罢工之机，与劳工采取相应或合作的行动去推翻政府。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相对来说较少（1946年在海地，1958年在委内瑞拉）。
1703369744
1703369745
3. 劳工加上政府对军队 这种形势最常出现于军队率先采取直接行动推翻得到劳工支持的政府时。劳工马上会团结在政府周围，宣布总罢工，以便挫败军队的政变。德国的卡普暴动就是这种模式；1923年在墨西哥，军队反叛，试图推翻奥夫雷贡（Obregón），而劳工起来支持奥夫雷贡，也属这种模式。1949年危地马拉发生过类似情况，其时一个军人集团反叛了阿雷瓦洛总统，而劳工支持阿雷瓦洛，号召进行总罢工，并组成志愿军，忠于政府的军队为这批志愿军提供了武器。一般来说，劳工和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军队，其胜利取决于军队内部的某种不和。
1703369746
1703369747
4. 劳工、政府、军队三者相互对抗 这种情况指的是，劳工以罢工和造成国内混乱相威胁，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又可能诱使军队为了钳制劳工并恢复秩序转而去推翻政府。政府面临着要么就改变其政策，要么就失去政权的选择。这种“通过暴力实行民主”的模式在秘鲁政坛上盛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1964年，玻利维亚铅矿工人反对帕斯·埃斯登索罗（Paz Estenssoro）政府的罢工导致国内动荡和混乱，从而招致军队起而推翻帕斯。军队领导人对工人并无特殊的好感，几个月后他们就与工人干了起来。政府权威的削弱和文职官员的无能使局势不堪收拾，给军队造成了可乘之机，得掌大权。在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伊瓦拉（Velasco Ibarra）在类似的局势下，三起三落。每次当选总统后，他都使自己的追随者大失所望。“昔日的党徒，特别是学生和工人开始示威，反对他的政府，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武装力量就认为必须把他赶下台。”[26] 在这种冲突模式中，普力夺制愈演愈烈：军队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怂恿劳工和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促使另外一个集团以削弱政权的力量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27]
1703369748
1703369749
这样说来，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军人干预通常是对几个社会集团冲突升级及任何可能存在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衰弱的反应。军人干预能起到阻止各种社会势力被急速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或涌上大街（二者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其实是一回事）的作用，并通过消除冲突升级的目标和直接刺激，收到缓和爆发性政治形势之效。简而言之，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动的终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显著地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所能采取的手段。虽然骚动、罢工和示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政府修改其政策，然而这些手段本身不能改变执政者。军事政变是使政府换马，而不仅仅是改变其政策的直接行动方式。妙的是，要达到仅仅改变政策的有限目标，军界领导实际上是无计可施的，它当然可以以政变胁迫政府改变其政策，但它若是真的发动了政变，也就无从给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改变政策了。在这一点上，民间社会势力，甚至部队中的义务兵（他们可以罢工或哗变）也比军官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事实上，军官只有动武或威胁要动武这两种选择，别无他法。
1703369750
1703369751
军队采用的政治策略的实质，反映了军队的组织内聚力，也反映了其他社会势力能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军队却能取代政府这样一个事实。和尚、牧师能示威，学生会闹事，工人能罢工，但是除非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当中谁也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全局。一位学者曾就1960年韩国李承晚被推翻一事说，动乱中最严重的因素是，“首先发难的学生和城市势力既无组织，也没有足以恢复社会秩序的纲领，国内尚存的其他政治势力在推翻李承晚时也未曾与他们密切配合”[28] 。相反，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中，军队确有某些能力，至少使秩序短时期内得以恢复。政变是直接行动反对政治权威的极端手腕，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该权威的行动告一段落的办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办法。这样，在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军事政变能收到立即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的效果，包括使纷争不已的社会势力各方从大街上撤退，从而产生令人一种松口气的和谐气氛。举例来说，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局势至少不会进一步恶化”[29]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政变取代文官政府之后，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冲突的严重性也会有所减弱。在政治暴动逐步升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集团在政治上急速地（即便是暂时地）降温，离开街垒回家，以观事态的发展。
1703369752
1703369753
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军事政变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是一种政治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去非法地取代现存政府的领导人；（2）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3）卷入的人数不多；（4）政变参加者已在现存政治体系中拥有权力基础。显而易见，政变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时才能成功：（1）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全部人数很少，或者，（2）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人数量很大，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却赞同政变。后一种情况很难得，因为如果参加者人数极多，实际上就很难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合来支持政变。此种联合建立不起来，政变不是被其他各集团组成的反对派所击败，如卡普政变，就是导致一场全面的内战，如1936年西班牙军队的反叛。
1703369754
1703369755
在一个成熟的普力夺社会里，导致军人掌权的政变，是一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是各种社会派别和集团——通常包括军方和文职官员——联合行动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此前已经酝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酝酿阶段，各派政治人物的底牌都已摸清，对支持的人，要他们作出保证，对反对者，要使他们中立。如果政变的发生是由于知识界、劳工或其他民间团体制造了国内一系列的混乱，政变的预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使政变之前未曾发生公开的暴乱和动荡，从政治上的改换门庭、效忠和结盟的分化改组诸迹象中，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感到，政变是迫在眉睫了。
1703369756
1703369757
一个谋划政变的上校，如果他是精明的，其准备的方式大体上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一项关键提案进行点名表决前所作的准备差不多：他利用过去给人的恩惠做交易，承诺将来还有好处，晓以爱国和忠诚的大义，力图分化离间反对派，而在最后摊牌的紧要关头，他尤需有把握，使自己的支持者都动员起来，严阵以待。正是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政治上的多数——才能使政变免于痛苦和流血。真正把权力本身夺过来，可能只消少数人马，但在发动政变之前，通常已取得了社会上大部分政治头面人物的支持。实际上，就干得最干净利落的军事政变而言，被推翻的对象实难进行任何抵抗，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政变发生，他们就大势已去，赶快悄悄地奔向飞机场，溜之大吉。在此意义上，夺权表明政治斗争的终止和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选举日发生的状况一样。
1703369758
1703369759
1703369760
1703369761
1703369763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1703369764
1703369765
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和时间，辩论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起了进步作用还是保守作用。大多数人似乎同意，在中东，军队总是变革的倡导者，正如哈尔彭（Halpern）所说，军队“是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先锋”，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有内聚力和纪律性的成分，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革命性的。至于在拉丁美洲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持“进步”说和持“保守”说的人都能在事实、逻辑或统计方面举出突出的例证来自圆其说。[30]
1703369766
1703369767
双方的观点都正确。拉丁美洲的情况只是比中东来得复杂而已。除了土耳其，实际上中东所有的普力夺或半普力夺制社会仍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参与从寡头统治向中产阶级扩展的过程中。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制的环境中，执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由中产阶级进入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在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军队在20世纪初期起过改革作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领导过或配合过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60年代初期，秘鲁军官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厄瓜多尔军官亦起了进步作用，然而，在5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在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军队的这种角色显然是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的效应。
1703369768
1703369769
若泽·努（José Nun）论证说，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频率与中产阶级的大小无关。[31] 普力夺政治存在于社会动员的所有阶段上和政治参与扩大的全部进程中。然而，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和意义却随着中产阶级的大小而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那些中、上层阶级很小即不到总人口的8％的国家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政治仍然是个人或寡头统治那一套，中产阶级的军人改革者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三四十年代，在那些中产阶级比较强大即占总人口的8％到15％的国家里，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集团总是扮演着更为倾向现代化和改革的角色。这些国家包括危地马拉、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50年代的巴拿马和巴拉圭，中上阶级估计分别占到15％和14％，情况却略有出入。在那些较大和较复杂的国家，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15％到36％，军队或者是回避政治，主要作为一种职业力量（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或者是干预政治，扮演着日益保守的政治角色（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
1703369770
1703369771
随着社会发生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这样，微妙而又可以理解的是，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在1890年，阿根廷的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来促进改革。30年以后，他们又成立了“圣马丁共济会”反对改革，并谋划了1930年旨在恢复正在被伊里戈延（Yrigoyen）总统的“大众统治”所颠覆的“稳定的民主宪政”的政变。[32] 土耳其也是这样，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和基马尔分子在20年代都扮演了极为进步的改革角色，这和二次大战后其他中东国家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是如出一辙的。在当时的土耳其，军人干预政治意在阻止得到农民支持的新兴商人阶级出来掌权。士兵的立场没有变，他们仍旧支持基马尔时代的改革。但是，他们此时不愿让那些可能会使改革发生变化的社会阶级染指权柄。
1703369772
1703369773
军队部门和军方人士变得政治化的程度，是文职政治机关软弱和文职官员无法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一种函数效应。政治化的军官团在政治上起的保守或改革作用的程度，也是社会上政治参与职能扩大的函数效应。
1703369774
1703369775
与中产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军队性质的变化；与下层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军队已现代化，并形成了使其疏远于现存秩序的概念，如效率、诚实和民族主义。他们干预政治，想使社会与军队并肩前进。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中先行突破。他们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统一，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一旦中产阶级的城市集团成了政治上的主导因素，军队就担负起一种仲裁或稳定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从中产阶级过渡到大众参与时具有相当发达的政治制度（诸如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军队起的作用就是非政治性的、专门化的、职业性的，“客观”的文职控制的体制皆具此种特征。事实上，拉丁美洲只有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在战后20年间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过渡到大众参与阶段而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那么，军队就会竭力去保护现存的制度，反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下层阶级插手政治。军队成为现存中产阶级秩序的护卫者。故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力夺制社会政治参与扩大时的门卫：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为中产阶级开门，而将下层阶级拒之于大门之外。普力夺社会的激进阶段始于别开生面的现代化军事政变。它推翻了寡头统治并预示着开明政治已经发端。它结束于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有害社会的拦路虎行为，力图阻止下层阶级攀登政治权力的高峰。
1703369776
1703369777
此种“否决”型的军人干预就是对下层阶级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直接反应。1930年以后，阿根廷军队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这10年多的时间内从50万增加到100万，这二者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同样在巴西，“正是由于城市大众的吵嚷和政客放肆地到处乱拉选票才导致军队于1950年重返政坛”。1954年，当瓦加斯（Vargas）像庇隆（Perón）那样唤起民众迅速再次站出来支持政府并信口向工人许诺时，军队就把矛头指向了他。[33]
1703369778
1703369779
更具体地来说，否决性干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在军方反对的党或运动，或代表着军方欲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党或运动，在选举时获得或可指望获得胜利的时候。1962—1964年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七次军事政变中，有五次就是这样。1962年3月，阿根廷军队插手推翻弗朗迪西（Frondizi）总统，并取消这次选举的结果，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庇隆分子获得了35％的选票，在14个州中他们选出了10个州长，在众院占了几乎1/4的席位。1962年7月在秘鲁，军方在一次选举之后接管了政权，以阻止美洲革命联盟党的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或前将军曼努尔·奥德里亚（Manuel Odría）成为总统。1963年3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旨在阻止激进派胡安·阿雷瓦洛（Juan Arévalo）可能当选为总统。1963年7月在厄瓜多尔，军队废黜了阿罗塞梅纳（Arosemena）总统，部分原因乃在防止他们于1961年11月推翻的贝拉斯科·伊瓦拉东山再起。[34] 1963年10月在洪都拉斯，军队再次插手，以阻止深得人心的改革者罗达斯·阿尔瓦拉多（Rodas Alvarado）当选总统。拉丁美洲军队否决民众下层阶级或改革派运动获得政权的这种日益保守的作用，反映在军事政变越来越和选举相联系在一起。从1935年到1944年间，拉丁美洲的政变，只有12％发生在预定选举前12个月之内或选举后4个月之内。从1945年到195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2％；而在1955年到1964年，大约有56％的政变就发生在选举前后。[35]
1703369780
1703369781
否决性政变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在当权的政府开始推行激进政策，或开始争取那些军队希望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支持之时。1948年在秘鲁，1963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64年在巴西情况就是如此；1960年在土耳其，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背景略有不同，但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所有例子中，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反对一个相当得人心的政党或运动——美洲革命联盟党、庇隆主义者、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等——并采取行动把这个集团撵下台或阻止其上台。
1703369782
1703369783
在从传统的或寡头统治体制转变到中产阶级起关键作用的体制的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而在社会从激进转变到民众阶段的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并不那么明确。政治化的军官团反对城市下层阶级涉足政治，这几乎是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干预的矛头所向具有保守性：它阻止政治参与扩大到更激进的集团，从而减缓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然而在中东和亚洲国家，群众可能比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衰微而掌权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更加保守。在这种情况下，意在阻止新兴集团步入政坛的军事干预，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完全属进步性的影响。简而言之，促进社会经济改革和扩大政治参与是冲突的。例如1960年，土耳其的门德里斯（Menderes）政府被逐，就是要剥夺得到较为传统和保守的乡村大众支持的领袖人物参与政治。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可以说是首足倒置的，传统秩序的卫护士不在上层而却处在底层。
1703369784
1703369785
甚至在拉丁美洲，高度严密的阶级结构本足以使扩大参与和促进改革之间形成高度的相关度，局势还是能发展到军队采取行动支持改革但反对扩大参与的地步。例如在秘鲁，军队没能在历史上更早地扮演改革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于美洲革命联盟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和偶合使得这个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与军队疏远了。事实上，中产阶级集团发生了内讧，使“上层阶级集团坐收渔利、挑唆并扩大其已经存在的分歧”[36] 。结果，一直到50年代后期新的非美洲革命联盟的文人改革运动发展起来之前，秘鲁一直很不正常地处在寡头控制之下。1962年的军事干预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历史进程。就其阻止美洲革命联盟上台这一动机而言，军事干预表现出一个保守的卫道士的角色。就其先是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军政府上台，继又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文职政权上台这一点来看，此种军事干预又属于较老式的、进步的模式，其行动使人们联想到20年代智利的军事干预。1962—1963年事件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在步古典改革的后尘。1962年7月政变把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政府拥上台，开始筹划乡村和社会改革大计。然而军政府首领佩雷斯·戈多伊（Pérez Godoy）将军更加保守，正如理查德·帕奇（Richard Patch）所说，他是“旧时代将军中的最保守者”。他还计划让保守派的曼努尔·奥德里亚将军重新上台。因此，1963年初一次巩固政变排除掉戈多伊，代之以围绕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周围的进步军官团体的领袖尼古拉斯·林德利·洛佩斯（Nicolás Lindley López）将军。一位分析家曾写道：“除掉军政府首领佩雷斯·戈多伊将军是倾向改革派军官巩固地位的又一征兆。”[37]
[
上一页 ]
[ :1.70336973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