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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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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和时间，辩论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起了进步作用还是保守作用。大多数人似乎同意，在中东，军队总是变革的倡导者，正如哈尔彭（Halpern）所说，军队“是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先锋”，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有内聚力和纪律性的成分，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革命性的。至于在拉丁美洲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持“进步”说和持“保守”说的人都能在事实、逻辑或统计方面举出突出的例证来自圆其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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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观点都正确。拉丁美洲的情况只是比中东来得复杂而已。除了土耳其，实际上中东所有的普力夺或半普力夺制社会仍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参与从寡头统治向中产阶级扩展的过程中。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制的环境中，执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由中产阶级进入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在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军队在20世纪初期起过改革作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领导过或配合过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60年代初期，秘鲁军官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厄瓜多尔军官亦起了进步作用，然而，在5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在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军队的这种角色显然是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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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泽·努（José Nun）论证说，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频率与中产阶级的大小无关。[31] 普力夺政治存在于社会动员的所有阶段上和政治参与扩大的全部进程中。然而，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和意义却随着中产阶级的大小而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那些中、上层阶级很小即不到总人口的8％的国家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政治仍然是个人或寡头统治那一套，中产阶级的军人改革者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三四十年代，在那些中产阶级比较强大即占总人口的8％到15％的国家里，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集团总是扮演着更为倾向现代化和改革的角色。这些国家包括危地马拉、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50年代的巴拿马和巴拉圭，中上阶级估计分别占到15％和14％，情况却略有出入。在那些较大和较复杂的国家，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15％到36％，军队或者是回避政治，主要作为一种职业力量（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或者是干预政治，扮演着日益保守的政治角色（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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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生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这样，微妙而又可以理解的是，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在1890年，阿根廷的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来促进改革。30年以后，他们又成立了“圣马丁共济会”反对改革，并谋划了1930年旨在恢复正在被伊里戈延（Yrigoyen）总统的“大众统治”所颠覆的“稳定的民主宪政”的政变。[32] 土耳其也是这样，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和基马尔分子在20年代都扮演了极为进步的改革角色，这和二次大战后其他中东国家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是如出一辙的。在当时的土耳其，军人干预政治意在阻止得到农民支持的新兴商人阶级出来掌权。士兵的立场没有变，他们仍旧支持基马尔时代的改革。但是，他们此时不愿让那些可能会使改革发生变化的社会阶级染指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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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部门和军方人士变得政治化的程度，是文职政治机关软弱和文职官员无法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一种函数效应。政治化的军官团在政治上起的保守或改革作用的程度，也是社会上政治参与职能扩大的函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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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产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军队性质的变化；与下层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军队已现代化，并形成了使其疏远于现存秩序的概念，如效率、诚实和民族主义。他们干预政治，想使社会与军队并肩前进。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中先行突破。他们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统一，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一旦中产阶级的城市集团成了政治上的主导因素，军队就担负起一种仲裁或稳定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从中产阶级过渡到大众参与时具有相当发达的政治制度（诸如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军队起的作用就是非政治性的、专门化的、职业性的，“客观”的文职控制的体制皆具此种特征。事实上，拉丁美洲只有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在战后20年间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过渡到大众参与阶段而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那么，军队就会竭力去保护现存的制度，反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下层阶级插手政治。军队成为现存中产阶级秩序的护卫者。故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力夺制社会政治参与扩大时的门卫：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为中产阶级开门，而将下层阶级拒之于大门之外。普力夺社会的激进阶段始于别开生面的现代化军事政变。它推翻了寡头统治并预示着开明政治已经发端。它结束于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有害社会的拦路虎行为，力图阻止下层阶级攀登政治权力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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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否决”型的军人干预就是对下层阶级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直接反应。1930年以后，阿根廷军队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这10年多的时间内从50万增加到100万，这二者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同样在巴西，“正是由于城市大众的吵嚷和政客放肆地到处乱拉选票才导致军队于1950年重返政坛”。1954年，当瓦加斯（Vargas）像庇隆（Perón）那样唤起民众迅速再次站出来支持政府并信口向工人许诺时，军队就把矛头指向了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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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来说，否决性干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在军方反对的党或运动，或代表着军方欲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党或运动，在选举时获得或可指望获得胜利的时候。1962—1964年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七次军事政变中，有五次就是这样。1962年3月，阿根廷军队插手推翻弗朗迪西（Frondizi）总统，并取消这次选举的结果，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庇隆分子获得了35％的选票，在14个州中他们选出了10个州长，在众院占了几乎1/4的席位。1962年7月在秘鲁，军方在一次选举之后接管了政权，以阻止美洲革命联盟党的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或前将军曼努尔·奥德里亚（Manuel Odría）成为总统。1963年3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旨在阻止激进派胡安·阿雷瓦洛（Juan Arévalo）可能当选为总统。1963年7月在厄瓜多尔，军队废黜了阿罗塞梅纳（Arosemena）总统，部分原因乃在防止他们于1961年11月推翻的贝拉斯科·伊瓦拉东山再起。[34] 1963年10月在洪都拉斯，军队再次插手，以阻止深得人心的改革者罗达斯·阿尔瓦拉多（Rodas Alvarado）当选总统。拉丁美洲军队否决民众下层阶级或改革派运动获得政权的这种日益保守的作用，反映在军事政变越来越和选举相联系在一起。从1935年到1944年间，拉丁美洲的政变，只有12％发生在预定选举前12个月之内或选举后4个月之内。从1945年到195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2％；而在1955年到1964年，大约有56％的政变就发生在选举前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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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性政变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在当权的政府开始推行激进政策，或开始争取那些军队希望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支持之时。1948年在秘鲁，1963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64年在巴西情况就是如此；1960年在土耳其，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背景略有不同，但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所有例子中，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反对一个相当得人心的政党或运动——美洲革命联盟党、庇隆主义者、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等——并采取行动把这个集团撵下台或阻止其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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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的或寡头统治体制转变到中产阶级起关键作用的体制的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而在社会从激进转变到民众阶段的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并不那么明确。政治化的军官团反对城市下层阶级涉足政治，这几乎是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干预的矛头所向具有保守性：它阻止政治参与扩大到更激进的集团，从而减缓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然而在中东和亚洲国家，群众可能比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衰微而掌权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更加保守。在这种情况下，意在阻止新兴集团步入政坛的军事干预，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完全属进步性的影响。简而言之，促进社会经济改革和扩大政治参与是冲突的。例如1960年，土耳其的门德里斯（Menderes）政府被逐，就是要剥夺得到较为传统和保守的乡村大众支持的领袖人物参与政治。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可以说是首足倒置的，传统秩序的卫护士不在上层而却处在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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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拉丁美洲，高度严密的阶级结构本足以使扩大参与和促进改革之间形成高度的相关度，局势还是能发展到军队采取行动支持改革但反对扩大参与的地步。例如在秘鲁，军队没能在历史上更早地扮演改革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于美洲革命联盟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和偶合使得这个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与军队疏远了。事实上，中产阶级集团发生了内讧，使“上层阶级集团坐收渔利、挑唆并扩大其已经存在的分歧”[36] 。结果，一直到50年代后期新的非美洲革命联盟的文人改革运动发展起来之前，秘鲁一直很不正常地处在寡头控制之下。1962年的军事干预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历史进程。就其阻止美洲革命联盟上台这一动机而言，军事干预表现出一个保守的卫道士的角色。就其先是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军政府上台，继又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文职政权上台这一点来看，此种军事干预又属于较老式的、进步的模式，其行动使人们联想到20年代智利的军事干预。1962—1963年事件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在步古典改革的后尘。1962年7月政变把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政府拥上台，开始筹划乡村和社会改革大计。然而军政府首领佩雷斯·戈多伊（Pérez Godoy）将军更加保守，正如理查德·帕奇（Richard Patch）所说，他是“旧时代将军中的最保守者”。他还计划让保守派的曼努尔·奥德里亚将军重新上台。因此，1963年初一次巩固政变排除掉戈多伊，代之以围绕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周围的进步军官团体的领袖尼古拉斯·林德利·洛佩斯（Nicolás Lindley López）将军。一位分析家曾写道：“除掉军政府首领佩雷斯·戈多伊将军是倾向改革派军官巩固地位的又一征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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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护卫作用自有一套为其辩解的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这种大道理能说服许多国家的军方，也常常能说服美国舆论界的头面人物。军队卷入政治带有间歇性，目的是有限的；因此，军队既不自视为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者，也不自视为新政治秩序的创造者。他们以现存秩序的保卫者或净化者自诩。用玻利维亚总统（兼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Barrientos）的话来说，军队应当是国家的“监护机构……它热切关注着法律的实施和政府的操持”[38] 。所以，军队干预是腐化、停滞、僵持、无政府状态、颠覆既成政治制度等现象所引起的。军队声称，一旦这些因素被剪除，他们将还政于民。他们的任务只是整顿一下混乱局面，然后告退。他们的干预只是短暂的专政——或许有点类似古罗马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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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的这种护卫作用的理论基础，各国都差不多。这种理论在拉丁美洲自然是最完备的，因为那里普力夺制度和政治参与两者都相当盛行。正如一位阿根廷将军所说，军队应当干预政治，以便对付“危及我国稳定和统一的重大灾难，对那些无碍大局的问题，倘若一插手就徒使我们丢掉自己的使命、混淆自己的职责，则大可不予理会”。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含蓄或明确地承认军队的护卫功能。例如，秘鲁军队曾引用该国宪法的下述条款来证明他们阻止美洲革命联盟掌权的行动是正当的：“武装力量的目的是捍卫共和国的法律，保障宪法和法律受到遵从，公共秩序得到维护。”[39] 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又承担了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功能：他们有责任去维护政治秩序，故而在发生危机或争议时介入政治，否决政府的“政治”部门偏离国家制度要则的行为。他们也当然关心自己机构的完整性，所以他们又分为所谓的军事“司法积极派”和“司法自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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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能从巴西军队的观点中找到护卫作用最广泛而明确的表现。在巴西军队推翻帝国的时候，一个军方知识分子论证了他所描述的“武装力量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利去废黜合法政权……当军队感到它的荣誉需要它这样做，或当它判断这样做对国家利益是必要而适时的时候”[40]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的护卫作用载入了1946年的宪法，该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功能是“保卫祖国、保障宪法权力以及法律和秩序”。所以，军队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社会治安和巴西政府的共和体制。军队也因此必须是非政治的和超越政治的。如果军队判断共和国处境危险、面临动荡，它就义不容辞地要进行干预并恢复宪法。一旦完成其使命，然后它也就应义不容辞地急流勇退，还政于文官（保守的、中产阶级的）领袖。卡斯特略·布朗库（Castello Branco）总统说：“军队应当作好准备，采取协调而适时的行动，在绝对必要时能保障巴西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必要和机会，不是指军队渴望充当国家的太上皇，而是认识到形势要求它挺身而出，采取紧急行动，报效国家。”这种观点，曾被称为“超级使命”，但也许叫它“公民精神”更为贴切。它反映了军队对个人独断和强有力、得人心的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受广大群众拥戴的行政首长，不管他是张三李四，是存有戒心的。军队不需要庇隆主义，不需要能够组织起足以威胁它作为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护卫者的主宰地位的得人心的政党。[41] 因此，一个得人心的领袖，只有在他着手组织自己的民众队伍并从而向军队作为国家价值的仲裁人身份进行挑战之前，方能见容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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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常鼓励军人作为护卫者的观念，并常常为军队干掉它不喜欢的政府而十分高兴；然后，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民主良知，就坚持军事统治者及早地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新的——被认为是可靠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从现代化和发展的观点来看，美国这样做前后犯了两个错误；而第二个错误只不过又加重了第一个错误。因为，虽然军队护卫具有最崇高的理由和理论，但很显然，对政治制度它也具有最令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责任和权力这样就分了家。文职领袖可能负有责任，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权力，而且他们也不被允许去创造权力，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军队否定的掣肘。军人政府行使权力，但他们知道他们对自己行动的后果并不负责任，因为一旦治理的问题对他们太棘手，他们可以将权力交还文官。也许有人会想，这样做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文职人员会克尽责守，以免军队干预，而军队也将谨慎行事，避免在政治上受到损害。然而事实上，此类体制将双方最低劣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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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对中产阶级观点的固守程度表明，指望军队将日益成为改革的力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曾经有人提出，将来会出现拉丁美洲的纳赛尔主义，即是说“拉丁美洲的军队将像近东军队那样，担负起现代化和改革的重担”[42] 。拉丁美洲许多人，文职官员抑或上校，都认为纳赛尔的解决方式是走向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实现这些希望的机会是很小的。大多数拉丁美洲社会超出了实行纳赛尔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太复杂、结构太严密而经济又太过发达，以致不易借助军队领导的改革来挽救国家。拉丁美洲越现代化，军队的作用就变得越保守。1935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的政变有一半以变革经济社会的现状为目标；1945年到1954年只有23％的政变具有这样的目标；而从1955年到1964年这样的政变则只占17％。[43] 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需要一个纳赛尔，无异说60年代的苏联还需要一个斯托雷平。这两种类型的领导跟这些社会已达到的发展阶段简直风马牛不相及。60年代，斯托雷平在伊朗或埃塞俄比亚或许还可能派上用场，拉丁美洲的海地、巴拉圭、尼加拉瓜甚至多米尼加共和国也还可能有纳赛尔存在的余地，但在拉美大陆的其他地方，由于太发达，以至于此种诱人的万应灵药已经于世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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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军官们要想有效地行使权力，继而去成功地夺取权力，都会更加困难。军官团的骨干分子一般人数不多，意气相投，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内聚力的团体，可以在一个简单而差异很小的社会里起到相当有效的领导核心作用。当普力夺社会变得比较复杂、差异性增多时，社会集团和势力的数目就成倍增长，在它们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节它们的利益问题，就越来越令人头疼。在缺乏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中央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军队也只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孤立和自主的社会势力之一罢了。它们争取支持和寻求合作的能力下降。此外，对于复杂社会中采取政治行动不可缺少的一套谈判、妥协和号召大众的高超艺术，军官们自然不一定十分精通。发动、指挥并引导一个较为简单的社会走向某一目标，能做得到。但是在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社会里，政治领袖必须是个平衡者和妥协者。军队在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倾向于选择护卫作用，这本身就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统一各方社会势力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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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对于一个极为专业化的集团来说，不仅行使政治领导权变得越加困难，而且军队获得权力的手段也失去了效力。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技巧的政变，其实用价值也跌落了。在寡头统治社会和激进普力夺社会的初期阶段，暴力是有限的，因为政府软弱，政治范围狭小。政治参与者人数少，常常构成一个相对紧密的集团。例如在缅甸，军政领袖通过联姻而紧密结盟。[44] 然而，随着参与扩大，社会变得越加复杂，政变也变得越加困难、越加血腥。1935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的政变有81％基本上是不流血的，没有发生巷战和其他民众的参与。1945年到1954年，68％的政变也是低程度的暴力。然而，1955年到1964年这个比例却只有33％。[45] 政变牵涉暴力成分的增长，自然是和其他社会势力广泛运用暴力形式相伴而来的。当社会变得比较复杂时，其他集团也形成了对抗军队行动的手段。如果军队践踏了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能以自己的暴力或威胁手段来进行报复。例如，总罢工在推翻1944年危地马拉政权和1945年阿根廷庇隆的巩固性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46] 当众多的集团参与政治时，希望获取政权的人需要拥有比通常的传统政变更为广泛的基础。总罢工能阻挡住卡普暴动，但阻挡不了希特勒。同样，西班牙宫廷政变的传统也在1936年被打破了。当西班牙的劳工、激进派、加泰罗尼亚人和其他集团起而支持政府时，军队的叛变没有形成政变，而是导致了一场内战。在更加极端的否决型政变中，工人组成民兵支援政府而反对正规军，或者在正规军夺权之前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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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是观，一连串的军事政变最终将削弱政变发生的可能性。权力和政策的变化或者需要在众多集团之间进行复杂的讨价还价，或者就要打一场血腥的内战。随着政治范围的扩大，暴力行动的次数虽减少，可是格斗却更加强悍了。正如丹克沃尔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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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世纪以前，首相们可能会被放逐或处死，苏丹们亦可能会被废逐或谋杀，可普通的工匠、村民和牧人很少会发现有什么变化。现在却今非昔比了，任何政治谋杀或政变——有时甚至是纯粹的选举——也会伴随着广泛的警察乃至军事行动，伴随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报纸被禁以及政治审讯。不稳定一度只是表面上的一丝波纹，可现在却能吞噬整个社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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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暴力是政府的关键部分的社会里，政府民主化也意味着暴力的普及化。军事政变——国内暴力的有限战争——可能被革命战争或其他由许多社会成分卷入的反叛所取代。可以想象，保守分子在新兴集团的要求面前，可能会体面地退却，从而容许和平变革的进程得以发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随着军队在社会和政府中的作用下降，暴力的作用就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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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发动旨在否决政治参与扩大的政变来夺取政权，只能给政治体制带来暂时的解救。通常参与政变的集团之所以团结一致，只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希望去阻止或扭转被它们认为是破坏政治秩序的趋势。一旦军队大权在握，政变联盟就开始分裂。它可能分化成许多小派别，各自企图推行一己之主张。更常见的则是分裂为两大派别：激进派和稳健派，强硬分子和温和分子，游击派和法制派。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可能集中在许多问题上，但症结照例都在还政于民这个问题上。在否决政变中上台的军政府都毫无二致地许诺将尽快还政于正常的文官政府。而强硬派则认为，军队必须留在台上，以便永远排除被赶下台的民间集团，并对政治体制实施结构性改革。强硬派通常在经济上是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是独裁主义者。在另一方面，稳健派通常认为政变的目标是比较有限的，一旦不顺眼的政治领袖被撤换下来，再着手进行一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任务，并准备退居政治第二线。正如在标志着中产阶级于政治行动上崛起的突破性政变中一样，稳健派在否决政变中通常首先掌权。他们之所以是稳健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与现存寡头统治者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愿意与新生的民众运动进行妥协。在另一方面，激进派则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在突破性政变中，激进派不和寡头统治者妥协，在否决政变中他们不和民众运动妥协。这两派中，一个促进历史进程，另一个却阻碍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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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意味着，像突破性政变一样，否决性政变经常相继发生两次，首次政变之后又发生一次巩固性政变。在巩固性政变中，强硬派企图推翻稳健派并防止还政于民。然而这种情况下的巩固性政变和把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的巩固性政变相比，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例如，1958年和1962年在阿根廷，希望还政于民的军人稳健派将反对这种权力转移的游击派的阻挠压制下去了。1960年和1961年在土耳其，古赛尔（Gursel）将军也击败了激进的校官们试图发动的巩固性政变。韩国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类似的一场斗争在那些希望还政于民或将军事统治文官化的高级将领和坚持军队必须在长时间内掌权以纯洁韩国政治体制的青年校官们之间展开了。1962年秋，朴正熙将军表示他愿意使他的统治文官化并在公开选举中竞选总统。1963年冬，军政府的成员反抗朴正熙的做法。然而稳健派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并在1963年晚秋举行了选举。另一方面，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之后的斗争中，稳健派失败了，他们的代言人昂吉（Aung Gyi）准将由于主张恢复文官统治而在1963年2月被开除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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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作用的基本困境牵涉到下述两个假设：（1）军队是超越政治的；（2）军队必须干预政治以阻止政治体制的变化。军队的护卫作用赖以立足的前提是，军队干预的原因来自暂时的或非常情况下的政治体制的分崩。然而事实上，这种原因却是政治体制本身特有的，也是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后果。靠搞掉几个人是无济于事的。此外，一旦军队真的阻止住了另一个社会集团夺权，那么，为了保住现存制度和个人自身利益，军官们将整日提心吊胆，唯恐一旦放弃否决便会遭到报复。因此，对军人干预的刺激逐步看涨，部队铁了心，决不让被逐出的集团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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