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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还政并扩大参政（古赛尔选择） 军事领袖可以还政于民并允许以前被禁止的社会集团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领导下重新掌权。在1960年政变后，土耳其陆军推翻了门德里斯政府，军方还处死了前政府许多领导人。但是古赛尔将军同样也坚持还政于民。1961年举行了选举。主要竞争者是得到军队支持的人民党和先前支持门德里斯政府的正义党。谁也没有赢得多数，但古赛尔将军当选为总统，人民党组成了一个软弱的联合政府。然而很明显，土耳其的主要选民阶层是倾向于正义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二：其一是正义党是否能足够稳健到不致引起军队的对抗并挑起另一次干预；其二是军队是否能有足够的器量允许正义党通过和平选举而上台。在阿根廷庇隆分子和军队的关系上，上述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然而在土耳其，妥协和克制占了上风。得到军方高级将领支持的政府粉碎了军中激进派发动第二次政变的图谋。在1965年的选举中，正义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明显的多数席位，并组成政府。军队默认了由商人和农民形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尽管过去当门德里斯领导这同一个商人和农民的联盟时，军队曾把它拒于政权门外。可以设想，真到将来政治参与发展成为一场新的危机——很可能就是城市工人阶级要求分享权力——之前，土耳其军队大概不会闯进政治之中。1958年在委内瑞拉及1966年在危地马拉，军队也同样默许了他们先前反对过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登上权力的宝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得掌政权的文官领袖的态度是对军队限定的条件采取妥协，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们最起码也得表明，对军队当权时的任何行为，放弃进行报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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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人恋栈并限制参与（卡斯特略·布朗库选择） 军人可以恋栈并继续抵抗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怀有何等美好的动机，他们必然会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巴西军队在1964年4月推翻戈拉特（Goulart）政府之后走的就是这条路。政变使得到商界和技术官僚界人士支持的军人政权上了台。然而，1965年巴西的全国大选举清楚表明，广大选民站在反对派一边。这次选举马上促使军中的强硬派要求取消选举结果——和阿根廷军队1962年所干过的及1961年土耳其青年军官试图要干的如出一辙。土耳其的古赛尔将军镇压了强硬派试图发动的政变。在大选后的数周内，巴西好像也将重演这一幕。大家预料强硬派将试图驱逐稳健派的总统卡斯特略·布朗库将军，建立独裁统治以阻止反对派染指政坛。同样也有许多人指望卡斯特略·布朗库能够统一稳健派的意见并粉碎强硬派的政变。但是，卡斯特略·布朗库并没有从正面去抵抗政变，而是出人意料地决定自己去发动政变，停止了议会，取缔了政党，对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实施了新的限制。姑且不论卡斯特略·布朗库此举出自何种理由，这次政变的结果使得巴西难以模仿土耳其模式，同时也难以达成一项让经过整肃的反对派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妥协。巴西的形势进一步向两极分化；曾为自己过去坚守严格的非政治的、护卫性的作用而感到自豪的巴西军队，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不能把权力交出去，要交就只能交给自己的死对头。为排除别人可能唤起民众，1966年总统选举，干脆就在旧的国会内间接举行，因为旧国会中的反对派人士早就被军队请出去了。没有一个反对派的候选人站得出来和军方候选人科斯塔·席尔瓦（Costa e Silva）将军竞选。在随后的新国会选举中，对反对派候选人施加了许多条件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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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人恋栈并扩大参与（庇隆选择） 军队可以恋栈保留权力并允许甚或乘机利用政治参与的扩大。这就是庇隆遵循的道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的道路也与此相差无几。在这些例子中，军官凭借偏离于否决型模式的政变上台，然后利用吸收新集团进入政界作为自己支持者的办法，改变其政治基础。这种行动的代价通常是双重的。它使军人领袖与军队中原来支持他的力量源泉相疏远，因而易遭保守的军事政变的攻击。它同样也会激化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广大民众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将寡头普力夺社会的模式颠倒过来了：在这种社会里，名不见经传但深得人心的鼓动家总是背弃追随自己的群众，以便能投靠社会上层分子；而中产阶级的领袖则背弃自己的阶级，以便赢得广大民众。军队司令企图变为人民拥戴的独裁者。然后，最终和他的文官对手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失败了。庇隆重蹈了瓦加斯的覆辙；罗哈斯·皮尼利亚遭到了阿亚·德拉托雷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努力被仍忠于护卫职守的老战友们所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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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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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的社会里，共同体的观念使政治制度的发展成为可能。在较为复杂的社会里，政治制度之首要的——如果不是唯一首要的——功能乃是使共同体更加像个共同体。故而，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即是说，始则是社会秩序在形成政治秩序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继则是政治秩序在缔造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普力夺社会却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形式较为简单的普力夺社会缺乏共同体，这就阻碍着政治机构的发展。在形式较为复杂的普力夺社会又因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而阻碍了共同体的发展。结果，在普力夺社会就存在着鼓励保持原状的强烈倾向。观念和行为的方式一旦形成，就趋于固守而往复。普力夺政治逐步禁锢在该社会的文化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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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力夺制度在某些文化（例如西班牙、阿拉伯）中比在其他文化中更为流行，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和较为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兴起的过程中，它仍能顽固地存在于这些文化之中。拉丁美洲普力夺制度之所以存在的渊源有二。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政治制度，二是其后又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制度引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普力夺制度，其渊源有三。一是在奥斯曼征服下阿拉伯国家的崩溃；二是长期的奥斯曼统治，而奥斯曼统治却又从高水平的制度化发展退化成一个软弱的异族统治，它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失去其合法性；三是阿拉伯世界其后大抵都沦落为英、法两国的半殖民地。这些历史上的经历使得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一直脆弱不堪，与拉丁美洲是难兄难弟。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猜疑和仇恨使政治制度化一直处在低水平上。当一种文化中存在这种情况时，人们不禁会问：怎样才能使它们得救？在什么情况之下，方可使一个充满政治化社会势力的社会步入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能否找到个支点去把社会从这种状况中拖出来？谁人或者何物能够缔结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制度，俾使普力夺社会转变为公民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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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没有明显的答案。不过，关于从普力夺乱世到公民秩序的社会进步，或者可以作出两种理论上的概括。第一，这种演变在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过程中发生得越早，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反过来说，社会越复杂，要创建统一的政治制度也就越加困难。第二，在扩大政治参与的每一阶段，政治行动的成功机会取决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对于处在激进普力夺阶段的社会来说，创建持久性政治制度的领导显然应当来自中产阶级方面的各种社会势力，并必须求助于这些社会势力。有人认为，领袖人物的英勇和魅力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在传统政治制度脆弱——或已崩溃或已被推翻——的地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常常能临危受命，力图以强大的个人号召力去弥补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差距。在这些领导人能集大权于一身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他们就足以推进制度化的发展，担当起“伟大的立法者”或“开国之父”的角色。马基雅维里认为，腐败国家的改革或新国家的建立，只能是单独一个人的作品。然而，个人的利益和制度化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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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制魅力十足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否则他们就会专横武断地运用这种权力。制度建设者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制度，但是他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就无从来创造制度。制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如果超凡领袖人物想建立公共秩序的稳定机构，他们就自己推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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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统一政治制度可能是由政治组织派生出来的产物，这些政治组织原先只代表一些狭隘的种族或经济集团，但是它们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超出其原先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势力。然而，普力夺社会的政治能动力会阻挠这样做。冲突的本质造成政治组织路子越走越窄，更趋于专门化并带有更大的局限性，更加致力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更加依赖他们自己独特的政治行动手段。这样，得到眼前好处的是拼命致力于自身利益的人，而不是那些试图集中众多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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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理论上说，更有效的制度建设的领导应当来自那些并不怎么直接与特定的种族或经济阶层相认同的集团。学生、宗教领袖、军人可能多少就属于这一类人。然而，史录显示，不管是学生还是宗教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方面都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就其本性来说，学生一般是反对现存秩序的，他们通常不足以构成权威或树立起合法性的原则。学生和宗教界的示威、骚动和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从未有过学生政府。宗教政府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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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军人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却可能在建立秩序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不错，有军事政变，但也有军人政府和军队孕育出来的政党。军人有内聚力、条理化和纪律性。上校们能管理政府，学生与和尚则不能。军事干预的效力来自于其组织上的特性，这至少不亚于它通过掌握和使用暴力而达到的效力。如果说在政治上发生暴力和政治上出现军人干预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这种相关也最多只能说是时多时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政变牵涉到的死伤人数实在不多。学生闹事，或工人总罢工，或宗教示威，或种族抗议通常比军事政变造成的伤亡多得多。军人高度的组织能力，使其干预比起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来，更带戏剧性、危险性，然也更具把握性。许多人认为军人干预是普力夺社会中罪孽的渊薮，实则不然，它与学生干预不同，倒可能是剪除罪孽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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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或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小有赖于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军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主宰着政治舞台。当社会进入激进的中产阶级阶段时，军队通常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地发生，军人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制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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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需要创立起新的政治制度。激进普力夺制度特有的社会外观就是城乡无涉，于是政治就成了中产阶级各城市集团之间的相互讨伐，谁也看不出促进社会共识或政治秩序的道理。确立稳定的社会先决条件是农村主导社会势力再现于政治舞台之上。知识分子有头脑，军队有枪杆子，但是农民有数量和选票。政治的稳定至少需要这三股社会势力中两方的联合。有鉴于中产阶级的这两股具有鲜明政治性的势力通常相互敌视，头脑和枪杆子联合起来对付农民实属罕见。然而，确实出现了这种局面，例如土耳其在阿塔图尔克时期就是那样。不过，稳定的出现也只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终将被农村大众的进入政治所倾覆。对照起来看，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合通常又会出现革命，即把摧毁现存体制当作是创立新型的稳定体制的先决条件。通向建立稳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是军人和农民结合起来反对知识分子。这种可能性倒给军队提供了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将社会从普力夺制推进到公民秩序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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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建立稳定政治制度的能力，首先取决于他们使自己的统治认同于农民大众并动员农民在政治上站到他们这一边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这正是在激进普力夺统治早期取得政权的现代化军事统治者们所试图做的。军官时常就出身于农民阶级或和农村有联系。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朝鲜的军官大多数“来自境况勉强可以凑合的乡村或小镇”。[49] 60年代早期的韩国军人统治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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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到45岁的具有农村背景的青壮年，不少人曾亲身体验过贫困的滋味；他们自然会倾向农村，惦记着农民。这种人总是对城市的那一套既爱又憎。近年来，韩国政治（的确也可说是整个韩国的社会生活）特有的沉沦、腐化和自私，难道不是城市造成的吗？然则他们也明白，韩国的经济现实需要进一步的城市化，而非相反。军人政府很清楚，工业化是这个劳动力过剩的社会的唯一出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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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埃及政变领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纳吉布证实，“军队是地道的埃及农民子弟兵，当官的出身于农村的小康人家。”而军官团则“大部分是由公务员和兵士的儿子以及农民的孙子所组成”。[51] 在缅甸，人民反法西斯联盟的精英分子已经西化。相比之下，缅甸军人领袖“与乡村佛教徒的联系更为密切”[52] 。军人的农村社会背景常常导致军政权优先考虑实行有利于农村大多数人的政策。在埃及、伊拉克、土耳其、韩国和巴基斯坦，军事政变产生的政府都推行土地改革计划。在缅甸和其他地方，军政府在预算方面都是先农村后城市。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里，基本满足农村大多数人及有势力分子的愿望乃是任何一家政府稳坐江山的命根子，军政府如此，其他任何政府亦如此。一个不能争取到此种支持而仅仅依靠营房和城市的军政权，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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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军人政权来说，农村的支持只是发展出政治制度的一个前提。首先，现代化军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未来的许诺。但是，这种许诺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是终归靠不住的。如果这种政权不发展出一种政治结构，使某些合法性的原则得以制度化，其结果就只能是形成军人寡头统治。而由于这样的政权在参加逐鹿的寡头们手中经常借政变而易手，从而就有被其他新的、无法被它借制度化的途径来吸收的社会势力所彻底推翻的危险。埃及和缅甸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社会变革和从事现代化的形象，但除非这两个国家能建立起新的制度结构，否则泰国就是它们的未来。在泰国，1932年也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军政府夺取了政权，铺开了全面变革的计划。然而到了一定时候，它也就逐渐偃旗息鼓，自安于官僚寡头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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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或具有特殊社会势力的领袖不一样，军人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一个集团，军政府能够保持政权，同时使之制度化。在他们个人利益和政治制度化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能够把军人干预政治转换成军人参与政治。军人干预违反任何公认的官场准则，破坏政治秩序的完整性和合法基础。而军人参与却意味着老老实实地按政治上的规矩办事，以图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最初的干预可能不具合法性，但是当干预转变为参与，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从而使未来的军人或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时，干预也就能获得合法性。阻止或中断政治的间歇性军事干预是普力夺制度的实质。持久的军事参与政治则可能导致社会摆脱普力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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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军队要这样做，主要障碍不是来自于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是来自军人对政治和对自身的主观态度。问题就在于军人是反对政治的。军事领袖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的护卫作用，并能以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眼光远大、公正无私的促进派自居。但是，除去极个别的例外，他们总是回避担当起政治组织者的角色。他们特别厌恶政党。他们试图不通过政党来治理国家，从而也就切断了本来有指望把他们的国家从普力夺状况中解脱出来的一条主要渠道。阿尤布·汗（Ayub Khan）说，“政党使人民分裂而迷惘”，使他们无辜地受到“不择手段的煽动家的宰割”。——这话听起来好似出自乔治·华盛顿之口。阿尤布·汗说，立法机关应由“不属任何政党的，品德高尚的，大智大睿的人士所组成”。[53] 纳赛尔则宣称，“政党是分裂因素，是外国的移植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帝国主义企图“分裂我们并在我们中间制造分歧”。[54] 同样，奈温将军提到，在1958年夺取政权后，有两个政治领袖曾经来访并要求他组织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政党，但他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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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把他们打发走了。组织另一个政党有什么用？我必须站在政治之外以确保下一次选举将是公正的。在缅甸没有哪一个政党不是靠腐化而赢得选举胜利的。如果我当初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去组织自己的政党，我就不得不也去腐化。鄙人实在不敢领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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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温的这番话是军人希望兼得鱼与熊掌的极好例子。好似政治、党派和选举都是腐败的；军人必须干预，以把它们洗刷干净。而军队万万不可参与党派政治使自己变得肮脏而腐化。无论是带有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1943年罗森（Rowson）将军在发动政变后第二天就宣布：“现在，政党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是阿根廷人。”这种态度十分普遍。莱尔·麦卡利斯特（Lyle McAlister）在归纳拉丁美洲军人的观念时写道：“（军队范围之外的）政治就是‘搞分裂’；政党就是‘拉山头’；政治家就是‘耍阴谋’或‘闹腐化’；公众舆论表达就是犯上。”[56] 与社会上的其他集团比起来，军官最倾向于认为党派不是建立共识的机制，而是分裂的祸根。他们的目标是没有政治的共同体和强迫命令下的共识。通过批评和贬低政治的作用，军队阻止社会获得它需要的也是军队珍重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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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军人领袖陷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中。所谓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通常指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够反映现存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于造成这些制度的那些社会势力的存在。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制度必须反映已经掌权的军人集团的利益，但还需具有最终超越这些集团利益的能力。第二，在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官僚输出部门常常极为发达，相比之下，理应能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功能的输入部门却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之中。军人当家的官僚机构将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职责集于一身。因此，就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在这当中起到平衡作用，将政治功能从官僚机构中分离出来，使官僚机构专司其职。第三，还需要有能够控制接班问题的政治制度，俾使权力从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移交给另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时，不至于诉诸政变、造反或别的流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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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发达的政体中，这三种功能大部分由政党制度来履行。由于军人领袖一般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政党，这就使他们难于创造出能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他们试图逃避政治，把政治理想化，认为若把其他较为容易处理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冲突与共识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虽然也有几例军人领袖带头建立政党的，但是普遍地看来，他们总是倾向于建立诸如全国协会和咨询团体一类的非政治的或至少是非党派的组织，来填补政治制度的真空。然而，这些组织都无法去履行必要的政治功能，炮制者最终还是不得不被迫接受实质上颇像政党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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