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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贫民区居民在政治上不太偏激的第三个因素是他们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势必很操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现存制度而不是反对现存制度才能获得。正如19世纪来到美国城市的欧洲移民一样，进入今日现代化城市内的农村移民只会为政治机器和发给工钱的老板卖命，而不会去给允诺千年王国的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家充当炮灰。正如霍尔珀林（Halperin）所说，贫民区居民“是着眼于改善物质条件的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支持能为其提供这种改善的人，即使他是一位独裁者抑或一位声名狼藉的政客”[15] 。利马郊区给奥德里亚将军投赞成票，因为在上届总统任期内，这位将军通过大搞公共工程规划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贫民区居民是寅吃卯粮，能指望的报酬必须是立时立地的。时刻都在为糊口操心的人是无心去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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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能对政治激进主义起阻碍作用。在拉丁美洲，极端的相互猜疑和敌对存在于许多城市贫民区之中，这就难以形成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合作以表达要求并从事政治活动。这种猜疑气氛在城市贫民区较移民老家的农村社会更为盛行。比如在秘鲁，54％的贫民区居民说，他们始终觉得甚至在朋友之间也有猜疑。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却只有34％的人这么认为。[16] 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去结社，已是困难重重，而更加传统的社会结构的顽强存在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困难。家庭继续起着重大作用，地方上的政治小头目就好似是地主或庄园的大管家。只要这些传统的权威结构能满足贫民区居民的最低要求，它们也就自然会把在较广泛的政治和社区目标基础上实行结社的动机缩小到最低限度。在非洲，情形则相反，流入城里的移民显然很快就自愿组成以部落或区域为基础的社团。这些社团履行一系列互惠和福利的功能，似乎将为走向一种具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参与的较为发达的政治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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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贫民区居民可能支持政府，也可能投票赞成反对派。但是，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角。给贫民区在工作、住房等方面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改革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在某些时候，这种局面可能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贫民区居民状况的改进反倒完全可能引起较多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第一代的贫民区居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贫民区，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期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如果这种机会不能很快到来的话，贫民区内的激进主义就将显著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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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里斯（Soares）根据里约热内卢的资料生动地说明了城市居住期的长短、职业变动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巴西工党的熟练工人，在那些住在里约热内卢二十多年和不满二十年的人当中，比率是相等的（37％—38％）。但在流入城市的非熟练的移民工人中，城市居住期的长短造成了投票模式上的重大差别。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不满二十年的人支持工党的只有32％，而居住达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人支持工党的则为50％。[17] 简言之，长期居住城市，加之职业几无变动，便造成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加尔各答，在由职业无赖领头的暴徒集团中，不少人出生于占城市人口1/3的本地人，而出生于占人口2/3的农村移民和难民的人，在这种集团中却为数不多。后者的农村社会关系降低了他们参加无法无天活动的可能性。“与流行观念相反，移民与乡村和家庭的联系及其对大城市的不解甚至疑惧，使得他们颇为安分守己，而定居城内、在收入和安全方面依赖城市的居民，则会轻易地反抗当局并参加地下黑社会。农村移民必须先熟谙城市那一套之后才会去从事职业性犯罪。一个庄稼汉或他的子孙在变为罪犯之前，必须先有人教会他们不要惧怕而要藐视权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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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在欧洲人移居北美的过程中，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人在适应当地环境中产生的紧张和不满最为明显。用汉德林（Handlin）的话来说：“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捅乱子，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19] 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北部，黑人贫民区出现过大量的犯罪行为和暴力事件。这些坏事都是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南方农村迁移到北方的第一代移民在城市生养的孩子们干的。第一代人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后就从事其他的捣蛋活动。参加1967年7月暴乱的44％的底特律黑人出生在底特律，而且生于当地的黑人中只有22％没有参加暴乱。同样，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长大的人当中，暴动者占71％，未参加暴动者仅占39％。克劳德·布朗（Claude Brown）在1960年告诉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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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这样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之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通俗杂志一类的刊物，新的一代已不再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参议员，你知道吗？也许没有谁花时间注意这一点，但是，唯一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区作出了重大让步的事情就是暴动。在1965年瓦茨（Watts）社区暴动之前，没有人知道存在着瓦茨这个地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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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政治性和刑事犯罪性的城市暴力事件，势必随着移民人口中本地出生的人的比例增加而上升。在某种时机，由于城市出生的孩子要求得到城市的报偿，里约热内卢、利马、拉各斯和西贡的贫民区可能像纽约的哈莱姆和洛杉矶的贫民区一样，被社会暴力所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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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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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较少可能成为革命活动来源的是工业无产阶级。总的说来，在动员社会力量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与创立能组织这种活动的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比在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要大得多。但是在劳工界，情况刚好相反。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工人是激进的且有时是革命的，因为工业化常先于工会化。社会中占优势的集团经常竭力反对工会；雇主和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去抵制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在这些国家里，劳工动员很容易超过劳工组织。结果，在工会变得强大之前，激进的和极端主义的运动经常获得疏离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会所以组织起来，就是要代表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反对现存秩序，并与它作斗争。在不被政治、经济上层精英承认具有合法性的劳工运动中，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团体势力最强大。正如科恩豪泽所说：“较大的不连续性趋于发生在工业化的前期，即群众运动蓬发时期。群众倾向的缓和依赖于新的社会形式的创立，特别是工会，以便调解产业劳工力量和全社会之间的矛盾。这需要花费时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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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条件在新近实行工业化国家中却较为少见。在20世纪具有传统政治体系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工会时常遭到禁止。不过，在其他新近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工人的动员和工人组织制度化之间的差距如果没有消失，也已经大幅度缩小了。确实，在某些地方，劳工组织的出现几乎都先于劳工队伍的形成。在20世纪中叶，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50％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已组成了工会。在23个非洲国家中的14个国家内，以及在21个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园中的9个国家内，1/4以上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在中东和亚洲，劳工组织不太广泛，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某些国家的劳工组织也已达相当可观的比例。总而言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约37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加入工会的劳工比例都高于美国。这样，伴随农村移民进入工厂劳作而来的激进化和动荡趋势便极大地降低了。大体上，这些国家中的劳工运动与西方工业化早期相比，是一支比较保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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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组织可以减慢社会，经济变革的步伐，表5.1提供的数据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在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工会主义发展相对较为迟缓，致使产业工人受到的剥削比较厉害，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投资。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当年全力以赴的时候，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也很缓慢。而在新近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之中，工会化较早就铺开了。这意味着工业化在起步之时，工资就较高，福利津贴也较多，但这亦意味着资本投资率的放慢。较为发达的工会组织带来了更大的工业太平和政治稳定，但却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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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劳工组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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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源：Ted Gurr，New Error-Compensated Measures for Comparing Nations：Some Correlates of Civil Viol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search Monograph No.25，1966），pp.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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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由于工会成立得早致使劳工不怎么激进，而且，工会本身就具有这种不偏激的倾向。因为工会通常是现行制度的衍生物而不是现行制度的反对者。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最根本原因，或许就是当局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利，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原则在19世纪只有通过斗争才得以确立。一个政府越是坚持拒绝承认劳工组织的合法性，工会就变得越激进。工会化被解释为是对现存秩序的一个挑战，这种解释本身就倾向于使工会化真正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但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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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提到，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工会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会相比，具有更浓的“政治色彩”。此种评论的含意往往是指工会注重追求长远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工会之所以有政治色彩，通常因为它们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劳工的组织和成长得到了政府或政党的帮助和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政府对工人组织一般采取放任的态度。在不允许成立政党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建立工会的。一旦民族独立运动发生，它和工会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在劳工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大有人在，尼赫鲁、甘地（Gandhi）、姆博亚（Mboya）、阿拉杜（Adoula）、恩科莫（Nkomo）、吴巴瑞（U Ba Swe）和杜尔（Touré）等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诚然，某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成功显然会给工会造成问题，因为大批工会领袖已经进入政府的各级衙门。同样，拉丁美洲的工会也与政党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工会组织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在某些地方，如巴西，工会中出现了一大批特殊的干部，他们同时又受雇于政府，在许多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像工人代表，倒更像国家官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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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不但对劳工组织予以扶植，而且双管齐下，对劳工福利也加以促进。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和斗争方法；相反，“德国矿工在前工业时期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地位和特殊的经济利益，但也养成了对国家顺从和依赖的传统”[23] 。这也就是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在这些国家中相对算是弱小的产业工人所享有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主动赐予的恩惠，而不是由工人通过政治过程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拉丁美洲，政府的主要手段是“远在劳工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之前，就让他们全体——或者其受忽视的部分——能首先获得重大的好处。政府在施舍这种恩惠时，免不了还要张扬一番，意在巴结工人，寻求支持的来源，或防止不满因素的滋长”[24] 。同样，在南亚，据说“因为来自上层的政府官员、政治领袖或雇主控制了工会的普通成员，南亚各政府惯于通过广泛的社会立法来保护工人（这常常难以付诸实施），而不允许工人独立发展出自己的保护手段”[25]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产业工人几乎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他们在经济上比农村老百姓富裕得多，而且，他们通常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在当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法勒（Fallers）说过，工人进入工业环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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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处的境遇，与西方产业工人先辈相比，较少产生像马克思用“异化”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挫折感和焦虑感。在新兴国家固然不乏大量有疏离感的人，但是，产业工人却不是这些人当中的突出分子，因为工业部门规模依然不大，和同胞们相比，工人也相对地较有保障，生活富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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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政治意识只能由外部集团灌输给工人，这个观点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在当今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这种意识不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由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吏去向工人灌输的。故此，工人的目标就是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目标，而不是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秩序。在竞争拉丁美洲工人领导权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上不太极端的人士胜过了较极端分子，只要不太极端的分子是相当进步的”[27] 。劳工组织由政治创立并在政治上很积极，然而他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的而只是经济的。他们和美国工会的区别不在于追求的目标，而只在于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反映出他们自身的起源和他们在其中运作的政治体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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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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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有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霍尔珀林对中东所作的观察也适用于大部分其他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地区，他说：“新兴中产阶级的革命正如火如荼。”中产阶级的革命特点突出表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白领和蓝领工会政治观念的区别上。前者较后者总是更为极端和激进。例如在拉丁美洲，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和共产党支持者的根据地。在委内瑞拉1960年左翼竭力推翻志在改革的贝当古（Betancourt）政府的过程中，银行雇员工会起过领导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作为一种规律，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共产党对其影响也就越大，银行雇员工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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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典型的情况是，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他们也就变得较为保守。这些集团的全部或多数不时会扮演革命的角色。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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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顿和其他人辩称，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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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再没有人像不满的知识分子那样倾向于鼓励暴力了，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霍斯里茨和韦纳曾这样评述道，“就是这批人充当了不太负责任的政党的骨干，构成了煽动家的扈从，并且是各种千年王国和救世主运动的领袖。只要时机成熟，所有这些都可能威胁到政治稳定。”在伊朗，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极端分子比温和派更可能来自城市，来自中等经济阶层，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9] 这种综合征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知识分子搞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在初期，他们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集团；此时，他们发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唤起其他民众——譬如农民——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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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就像大多数普通民众一样——在政治上就不是冷漠的。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在大部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学生中占优势的积极分子集团是反政府的。而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就在大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