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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劳工组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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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源：Ted Gurr，New Error-Compensated Measures for Comparing Nations：Some Correlates of Civil Viol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search Monograph No.25，1966），pp.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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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由于工会成立得早致使劳工不怎么激进，而且，工会本身就具有这种不偏激的倾向。因为工会通常是现行制度的衍生物而不是现行制度的反对者。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最根本原因，或许就是当局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利，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原则在19世纪只有通过斗争才得以确立。一个政府越是坚持拒绝承认劳工组织的合法性，工会就变得越激进。工会化被解释为是对现存秩序的一个挑战，这种解释本身就倾向于使工会化真正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但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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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提到，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工会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会相比，具有更浓的“政治色彩”。此种评论的含意往往是指工会注重追求长远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工会之所以有政治色彩，通常因为它们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劳工的组织和成长得到了政府或政党的帮助和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政府对工人组织一般采取放任的态度。在不允许成立政党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建立工会的。一旦民族独立运动发生，它和工会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在劳工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大有人在，尼赫鲁、甘地（Gandhi）、姆博亚（Mboya）、阿拉杜（Adoula）、恩科莫（Nkomo）、吴巴瑞（U Ba Swe）和杜尔（Touré）等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诚然，某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成功显然会给工会造成问题，因为大批工会领袖已经进入政府的各级衙门。同样，拉丁美洲的工会也与政党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工会组织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在某些地方，如巴西，工会中出现了一大批特殊的干部，他们同时又受雇于政府，在许多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像工人代表，倒更像国家官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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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不但对劳工组织予以扶植，而且双管齐下，对劳工福利也加以促进。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和斗争方法；相反，“德国矿工在前工业时期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地位和特殊的经济利益，但也养成了对国家顺从和依赖的传统”[23] 。这也就是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在这些国家中相对算是弱小的产业工人所享有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主动赐予的恩惠，而不是由工人通过政治过程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拉丁美洲，政府的主要手段是“远在劳工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之前，就让他们全体——或者其受忽视的部分——能首先获得重大的好处。政府在施舍这种恩惠时，免不了还要张扬一番，意在巴结工人，寻求支持的来源，或防止不满因素的滋长”[24] 。同样，在南亚，据说“因为来自上层的政府官员、政治领袖或雇主控制了工会的普通成员，南亚各政府惯于通过广泛的社会立法来保护工人（这常常难以付诸实施），而不允许工人独立发展出自己的保护手段”[25]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产业工人几乎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他们在经济上比农村老百姓富裕得多，而且，他们通常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在当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法勒（Fallers）说过，工人进入工业环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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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处的境遇，与西方产业工人先辈相比，较少产生像马克思用“异化”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挫折感和焦虑感。在新兴国家固然不乏大量有疏离感的人，但是，产业工人却不是这些人当中的突出分子，因为工业部门规模依然不大，和同胞们相比，工人也相对地较有保障，生活富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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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政治意识只能由外部集团灌输给工人，这个观点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在当今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这种意识不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由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吏去向工人灌输的。故此，工人的目标就是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目标，而不是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秩序。在竞争拉丁美洲工人领导权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上不太极端的人士胜过了较极端分子，只要不太极端的分子是相当进步的”[27] 。劳工组织由政治创立并在政治上很积极，然而他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的而只是经济的。他们和美国工会的区别不在于追求的目标，而只在于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反映出他们自身的起源和他们在其中运作的政治体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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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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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有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霍尔珀林对中东所作的观察也适用于大部分其他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地区，他说：“新兴中产阶级的革命正如火如荼。”中产阶级的革命特点突出表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白领和蓝领工会政治观念的区别上。前者较后者总是更为极端和激进。例如在拉丁美洲，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和共产党支持者的根据地。在委内瑞拉1960年左翼竭力推翻志在改革的贝当古（Betancourt）政府的过程中，银行雇员工会起过领导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作为一种规律，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共产党对其影响也就越大，银行雇员工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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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典型的情况是，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他们也就变得较为保守。这些集团的全部或多数不时会扮演革命的角色。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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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顿和其他人辩称，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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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再没有人像不满的知识分子那样倾向于鼓励暴力了，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霍斯里茨和韦纳曾这样评述道，“就是这批人充当了不太负责任的政党的骨干，构成了煽动家的扈从，并且是各种千年王国和救世主运动的领袖。只要时机成熟，所有这些都可能威胁到政治稳定。”在伊朗，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极端分子比温和派更可能来自城市，来自中等经济阶层，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9] 这种综合征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知识分子搞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在初期，他们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集团；此时，他们发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唤起其他民众——譬如农民——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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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就像大多数普通民众一样——在政治上就不是冷漠的。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在大部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学生中占优势的积极分子集团是反政府的。而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就在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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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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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农民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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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但是，他们不能只靠自己就把革命搞起来。在城市之内他们可以反对政府、鼓动暴乱和示威游行，有时则能动员工人阶级和游民无产者来支持他们。如果还能争取到军队内某些分子的合作的话，那么，他们便能推翻政府。不过，城市集团推翻一个政府，一般并不意味着推翻政治和社会体制。这只是体制内部的变更，而不是体制本身的变革。除了极少数例子之外，它并不预示对社会进行革命性重建的开始。简言之，城市反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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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如果农村支持政府，政府就有潜力去孤立并遏制城市反对派。鉴于主要城市集团的不良政治倾向，任何政府，甚至一个在旧政府被这些集团推翻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如欲免遭其前任政府的同样下场，都必须在农村找到支持力量。例如在土耳其，城市中的那些学生、军人和专业人员集团在1960年推翻了门德里斯的统治。上台的古赛尔将军的军人政府和随后的伊诺努领导下的共和党政权得到了这些集团的有力支持，但是却无法得到乡村农民大众的支持。只是在1965年由于正义党在广大农民支持下赢得了明显的胜利时，一个稳定的政府才随之出现。该政府仍旧遭到城市主要反对派的挑战。但是在一个自诩为民主的制度内，得到农村支持但遭到城市反对的政府，比起主要以城市中反复无常的集团为后盾的政府来，要稳定得多了。如果上台的政府都不能够得到农村的支持或默认，那么，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微乎其微了。例如在越南，吴庭艳政权被城市学生、僧侣和军官们组成的反对派推翻之后，这些集团的成员反对继任的每一届政权。由于被越共切断了来自农村的支持，继任政权在城市政治的泥潭中便不可能找到稳定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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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作为把农民纳入政治制度方式的“绿色起义”，其性质决定着以后政治发展的路线。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和城市皆能压住阵脚的上层土地所有者。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其他集团就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向现存制度发起挑战。然而他们要成功地推翻该体制，则有赖于他们赢得农村同盟者的能力，也就是说，赢得农民的支持去反抗传统的寡头政治。政治体制是否能幸免于难，其政府是否能保持稳定，那就要看它能否抵消革命吸引力，并使农民在政治上站到自己一边。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体制内占优势的集团必须转变自己的支持基础，并赢得农民的效忠。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带根本性的政治竞争就是政府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进行的竞争。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农民积极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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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既能起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高度的革命作用。农民的这两种形象，都是常见的。农民时常被看作是极为传统的保守势力；抵制变革，忠于教会和国王；敌视城市；埋头于家庭；关心本村；怀疑有时甚至敌视那些带来变革的人，如那些直接来到乡下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农民状况的医生、教师和农学家。这样的好心人被疑心和迷信的农民杀害的事例，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化中的地区都时有所闻。凡此都显示出农民的保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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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这种极为保守的形象与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形象同时共存。西方及非西方社会内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三个国家内，农民多少是自发起来推翻旧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结构，夺取土地，在乡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没有农民的这种行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不可能称为革命。在1789年夏季的法国，当国民议会还在凡尔赛宫辩论时，农民在农村发起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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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叛乱猛烈地蔓延到全国。农民拒付官税、什一税和田赋。他们闯入城堡，烧毁记载他们义务的法律文件。通过自己的行动，农民是有意去摧毁采邑或“封建”制度及这个制度所代表的财产和收入的形式。在这个意味上来说，他们希冀做到的实与社会革命相差无几……农民毁灭了庄园制度，实际上也就摧毁了贵族等级的经济基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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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农村这种基本上不合其意的形势，国民议会里的中产阶级多数派干脆将它“阻止不住的东西加以合法化”。在8月4日的决议案中，中产阶级宣布“废除封建主义”，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认可了农民在乡村造成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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