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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说到，革命以强大的政府代替软弱的政府。这种强大的政府是政治体制中权力集中以及更具重大意义的权力扩大这两者的产物。按照德·茹弗内尔的话来说：“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力。”[48] 但是，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简言之，成功的革命要求创立一个政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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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革命造成过以下几种结局：（1）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或（2）军事独裁和武力统治；或（3）创立新的权威结构，以便反映革命造就的政治体制中权力在分布和总量方面的基本变化。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八代表了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克伦威尔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但却未能成功。拿破仑亦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建立新的帝国王朝，从军事胜利、民众拥护和君主制的神秘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但也未能成功。这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与军事的合法性来源联结在一起的做法。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则试图把合法性的军事来源与现代来源联结起来。国民政府部分是党治政府，部分是军事独裁。但是它却没有能在国民党内部创立一种有效的制度来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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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革命却首先导致由胜利的将领们实行统治，披上一层薄薄的宪政伪装。但是在1929年，环境、私利和卡列斯的政治家才能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了革命政党的建立，于是由寡头将军们统治的半合法体制遂转变为由制度革命党领导的制度化的合法权力体制。后来，这个构架提供了制度化的机制，使卡德纳斯加强了革命号召力并扩大了人民大众对新政治体制的认同。卡列斯建立的革命政党使卡德纳斯有可能利用该党来扩大革命。当中国国民党人从党的统治倒退到军事独裁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则沿着相反方向，由几乎纯粹的军事独裁演变为纯粹的政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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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把许多年代称为革命的年代。但是只有20世纪才真正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因为只有在20世纪，革命的进程才产生了革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失败的。英法两国的痛苦挣扎和艰苦努力只换来了军事独裁与传统权力的复辟，即一位护国主和一位皇帝，两人中谁也没有使自己的统治制度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别被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所代替。英国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法国革命则造成两派对立的政治传统，使法国其后自作自受了一个半世纪。在法国，革命未能产生共识，在英国虽产生了共识，但却又不是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场革命都发生得太早，都是在人们尚未意识到并能接受作为组织的政党的时代发生的。这两场革命都扩大了政治参与，但却未能产生新的政治结构来使这种参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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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将这些“不完全”的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对比一下。自从美国在18世纪末建立常设的政党以来，政治参与的革命性扩大已与革命政党的建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反，俄国革命既避免了军事独裁也避免了君主制复辟。俄国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至上、“民主集中制”及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体制，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大，并使之制度化。20世纪每一场重大的革命都导致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便组织已经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稳定化和制度化。这些革命还包括建立起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的政党体制。和以往的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把权力扩大集中于一党制的做法制度化了。不管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差异，这是俄国、中国、墨西哥、南斯拉夫、越南甚至土耳其革命的共同遗产。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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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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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革命都能以胜利告终，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胜利都是不可逆转的。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一种途径。在共产党通过起义和内战获得权力的那些地方，由革命推动的政治发展是清晰可见的。也可以在别的例子中看到，例如在墨西哥，革命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造成了重大变化。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20世纪，一个国家也可能遭受革命创伤的痛苦折磨，但却没有获得革命能够带来的稳定和统一。就政治发展而言，比较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也许可以为估价其他方兴未艾的革命将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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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十分可观的经济发展。矿业生产提高了3倍；建立了好几十个纺织厂；许多糖厂也修建起来，糖产量提高了3倍；建立了一家钢铁厂；石油生产成为主要工业；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外贸和税收增加了10倍。“整套现代经济的设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已安装完毕：铁路、银行、重工业、稳定的通货、政府在国外享有的最好的信用。”但是，这种经济膨胀却伴随着贫富之间鸿沟的日趋扩大。新的金融和工业财富的控制权集中在外国人和抱成一团的少数寡头统治者手中。暴发户搜购印第安人的私有和公共土地，以至在1910年，占人口1％的人拥有着85％的可耕地，1 000万从事农业的人口中，95％的人没有任何土地。农民实际上被降低到农奴的地位，据估计，在1910年债农的工资只相当于1800年债农工资的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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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日趋扩大的不平等，发生在一个既无力缓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也不能为政治表达和消除紧张提供机会的政治体制之中。权力集中在一个冷酷而年迈的独裁者手中，此人被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欧裔寡头包围着。到1910年，这个政治体制中的最高层领导人都已达七八十岁的高龄，许多人任职已达20年甚至更久。城市中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集团被剥夺了参与这个政治体制的机会。政府竭力阻碍工会发展并禁止罢工，因此引起了工人的暴力行动，并促使劳工运动沿着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路线发展。这个政治体制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个人寡头统治，缺少自主性、复杂性、内聚力和适应性。权力已被集中，但总量极小，并且越来越成为个人谋私的工具。迪亚斯带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各种社会势力，但这些势力却无法被纳入他坚持要维护的那个政治体制中去。当这个独裁者最后被推翻时，好戏就开始了：解放了的精英分子相互展开了血腥的夺权斗争，工农群众立即动员起来投入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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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在墨西哥政治文化中造成了重大的变化，并创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在1910年以后的30年里，墨西哥进行了同样迅速（如果不是更迅速）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革命前实行的那种受个人利益和社会势力支配的、软弱的、个人的和非制度化的统治制度被一种高度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灵活的政治制度所代替。新制度明确地独立存在于社会势力之外，并表现出具有一种足以把适度的权力集中与权力扩大、社会团体对政治制度参与扩大联合起来的能力。这些成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100万墨西哥人被杀或死于饥馑，几乎所有发动革命的领导人在革命进程的不同时刻被谋害，墨西哥经济已完全崩溃。但是，这些代价至少没有被白白地付出。革命中产生的政治体制为墨西哥提供了堪称拉丁美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稳定，并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时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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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打破了僵化的阶级分层并弥合了墨西哥社会中传统的裂隙，即以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贵族、地主、军人和宗教的传统力量为一方，以19世纪形成的自由派、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和文官政治潮流为另一方的长期裂隙，革命加强了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内聚力。事实上，墨西哥革命产生的东西就像黑格尔逻辑学上的“合题”一样。保守的殖民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团体的，而在内容上却是封建的；19世纪胡亚雷斯和马德罗的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个人主义的，在内容上却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恰到好处地把这两种模式混合成一种政治文化，其形式是多元主义的，其内容是平民主义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消除了分裂墨西哥社会的重大障碍，甚至那些曾被革命疏离的团体——地主、教会和军队——最终也在革命的条件下就范，承认现实。革命还提供了社会团结的新神话及合法性基础。它给予墨西哥以一部民族史诗、若干民族英雄和一个民族理想，从而有了制定目标和判断成果的标准。部分地由1917年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所昭示的墨西哥革命理想，构成了该国共识的基础，犹如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一样。斯科特（Scott）评论说：“每一个公共问题都是在符合所谓革命理应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才被提出、探讨、接纳或拒绝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提案人，即便是谈到鸡毛蒜皮的事，也决不会忘记将他的特殊论点贴上真正的——或者唯一真正的——革命意旨的标签，以求具有合法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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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仅缔造了新的政治制度，而且还使这种制度建立起独立于社会势力的自主性和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的权威。政党为各集团利益的聚集和表达提供了有效的构架。革命之前，墨西哥政治已成为典型的拉美“地中海”型的团体政治，按等级组织的社会势力——主要是教会、军队和地主——互相竞争并主宰着脆弱的政治制度。[51] 随着墨西哥社会变得较为现代化，除上述传统的社会势力之外，又出现了商业、劳工和专业人员团体等。革命面临的课题是使自主的各派社会势力服从于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目标达到了，各种社会势力被合并进革命政党，党组织分为农业、劳工、平民和军人四个部门。而每个部门就统辖着来自相关社会势力的各种团体和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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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之间的冲突现在就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在总统和党的中央领导之下来谋求解决。每个地区的官位根据各部门在该地区相应的力量来分配，每个部门都有义务支持其他部门提名的候选人。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磋商和妥协系统代替了昔日的公开冲突和暴力行为的普力夺政治。通过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影响，党的这种按部门组织的办法有助于加强中央领导。部门利益服从并集中为党的利益。一种权威性的政治制度和继续存在的倾向于组织化团体结构的地中海式制度，二者相结合起来，就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斯科特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团体集中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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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种以前是自主的社会势力对现政权的臣服，那没有谁比军队在墨西哥政坛上所起作用的变化更能戏剧性地说明问题了。1910年以前的墨西哥政治是军事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列文（Lieuwen）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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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哪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墨西哥更加长期深受掠夺成性的军阀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了。在建国后的100年里，发生过1 000多次武装起义，可怜的共和国整个算遭了殃。”[52] 革命结束了这种局面。在墨西哥历史上，总统选举与军事叛乱一直形影不离，最后一次成功的反对总统选举的军事暴动发生在1920年。在1923年的叛乱中，半数军官站在叛乱分子一边；在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力量支持下，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工农集团参与平叛表明，军队垄断暴力的能耐和要挟政治的本领已经吃不开了。墨西哥政治已变得如此之复杂，军方一家的力量已经不能呼风唤雨了。支持1927年军事叛乱的军官不到其总数的1/4。1938年发生了革命以来最后的一次军事叛乱，因为没有什么人支持，轻而易举地就被弹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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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训练制度，并贯彻相当严格的军官任命及退休政策，着眼于防止任何一个将军建立起地方性的政治山头。这两个措施自然有助于迫使军人退出政治舞台。但是迫使军队脱离政治的关键因素当推1929年革命政党的组建。该党最早两位领袖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两人都曾是将军）都坚持，职务分配和政策决定都必须在党的机构之内进行。党在1938年改组时，设立了一个军事部门，以便在党内代表军方的意见。提出这一计划并非要加强军队在墨西哥政治上的作用，而是要把军队的这种作用由使用暴力手腕转变为利用选举和谈判的技巧。就设立党的军事部门一事，卡德纳斯辩称：“我们没有把墨西哥军队引入政治，它本来就在政治之中。实际上，军队过去一直就主宰着局势，我们现在妥善地把它的影响削减为四票中的一票。”[53] 3年以后，阿维拉·卡马乔（Avila Camacho）总统解散了党的军事部门，打乱了国会中的军队党团，并让其余许多革命的将领退休。政治职务和政治角色越来越多地由文职官员和政治家而不是由将军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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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创造的政治体制也反映了高度的制度复杂性。就像在其他革命后的国家里那样，基本的制度分野是党与政府。前者垄断着政治系统的“输入”功能，后者在“输出”功能上起到关键作用。在党内，部门组织提供了一种跨阶级和跨地区的划分模式。因此党的农业部门又划分为农民组织、农业工人组织、农学家组织及农技人员组织；党的劳工部门划分为占支配地位的右翼集团和规模较小的左翼集团。党的平民部门则包括了按成员的不同性质来划分的各种集团，分别代表文职官员、小企业、专业人员、妇女和其他各界人士。这种结构分散了冲突，并使政治利益易于集中。墨西哥传统的政治冲突基础——家庭、集团、地区——现在又被部门之间的竞争和部门中各个集团间的竞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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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革命的政治体制还表现出它的适应性。或许墨西哥政党体制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它基本上解决了和平接班这个问题。革命初期的口号是“不许连任”，革命党把这个口号转化为政治稳定的基础。任期六年的总统只能担任一届。候选人通过一种复杂和近似神秘的党内推荐、协商、讨论和建立共识的综合考虑过程而被挑选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在职总统发挥着指导性的或许是主导性的作用。一旦经过非正式程序被选中，候选人便由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有把握击败体制中其他弱小反对党派而当选。在总统任职的六年里，他确实握有大权，但没有希望连任。这种做法明显地有助于体制的稳定。如果总统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权力，其他想当总统的人就会找到种种口实，去非法地搞掉他。由于每个总统限于一任，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可以期望有好几次被提名参加总统竞选的机会，等到他因年迈而不能被提名时，他就只好认命，再发牢骚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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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创制方面，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也表现出相当大的适应性。1933年卡列斯宣称，革命已难以实现其目标，腐败和愚昧逐渐在阻碍其进步。第二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使该政治体制体现出它有能力提出新目标、同化新集团并能展开一系列彻底的新式改革。就政策而言，卡德纳斯政权堪称第二次墨西哥革命。土地改革又鼓起了新的劲头，铁路和油井实现了国有化，教育范围扩大了，新的社会福利计划也开始实施。制度本身能够造就出开创改革的领导人，而这种改革又能够在制度的运作之内顺利进行。凡此皆突出地表明了墨西哥领导人的才智和墨西哥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时年仅39岁，他的当选代表着在党组织内部更加年轻、更为激进也更有知识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已经崛起。这一代人获得权力是墨西哥政治体制史上的一次和平革命，在许多方面可以和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开始掌权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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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纳斯在任期结束时，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了一个比他保守得多的人即阿维拉·卡马乔当选为总统。卡马乔在1946年则由较为激进的阿莱曼（Alemán）接替，后者在1952年又被较为保守的科蒂内斯（Cortines）所继承，科蒂内斯在1958年由较激进的洛佩斯·马特奥斯（López Mateos）接任，而马特奥斯则在1964年由较保守的迪亚斯·奥尔达斯（Días Ordaz）接任。这样，通过非正式但却有效的程序，让激进和创新的总统与比较保守的总统轮流上阵，制度自然也就产生了固有的灵活性。该体制通过有意识地选择不同倾向的领导人从而使发展与巩固能交替进行，这种交替在更具竞争性的党派体制下则是通过投票人偏好的变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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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政治体制的高度制度化使它能有效地应付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问题。1929年革命政党建立后，30年代随之就实现了为促进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牵涉到加强人民对该政治体制认同的权力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关键人物是卡德纳斯，他使党变得制度化，把权力集中于总统，发动了社会改革，并扩大了政治参与。在20年代，权力集中已由卡列斯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先行了一步。在30年代创立革命政党以后，权力集中于总统已成为制度化。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有效地改变了卡列斯仅具非正式权力的局面，在全党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改组后的党立足于部门，而不是立足于地区的基础上，这就打乱了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党的经费由部门组织流入中央组织，组织就能对地方上的党务活动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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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德纳斯领导下，权力集中了，并且也扩大了。卡德纳斯积极地推进劳工和农民组织，赞助“全国农民联合会”和“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成立。这些组织被纳入党的组织结构。这样一来，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且其成分已非以政府雇员为主，而是以工农分子为主。到1936年党员已超过了100万人。接着，各种专业组织、青年团体、合作社团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也被纳入党的组织构架。这个过程实际上动员了新的集团加入了革命政党并投入了政治，同时也就加强了这些新集团的组织性。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同样重要的是，卡德纳斯还为民众对该体制认同提供了象征。在1934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创了一个先例（嗣后的竞选者纷纷仿效），旅行了16000英里，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激发公众的兴趣。任职之后，他竭力宣传自己深入群众与平易近人的作风（甚至他曾下令国家电报局每天拨出一小时，免费让公众给总统打电报）。[54] 像卡斯特罗和麦格赛赛后来做的一样，他花去大量的时间在全国旅行、访问村庄、听取抱怨，使人民感到这个政府确实是他们自己的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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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曾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态度作过比较分析，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分析中清楚地发现，墨西哥这种扩大民众在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对该体制认同的过程是有其意义的。[55] 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都表明，墨西哥和意大利排在其他三国之后，墨西哥还相当远地落在意大利后面。但就政治文化而言，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和其他三个高度现代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比起美国人和英国人，墨西哥人对他们的政治和政府表现得不那么自豪，但比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他们的自豪感就强得多了。对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墨西哥人很少承认，但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甚至那些在生活中很少觉察到政府影响的墨西哥人也仍然极为频繁地触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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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有意义的是，像美国人一样，墨西哥人的公民能力远胜于他们的臣民能力。就像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这就是革命社会和非革命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换言之，这差异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资料，印证德·托克维尔的见解，即美国得益于一场民主革命的结果而又不必进行一场民主革命。33％的墨西哥人显示出公民能力，对比之下，意大利却只有27％的人有这种能力；从政治系统的输入方面看，45％的墨西哥人被列为疏离型的，而意大利人却有63％是疏离型的。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在正常情况下，人民形成其臣民能力在先，形成其公民能力在后。然而在墨西哥，革命将这种进程颠倒过来了。因此墨西哥人说，他们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中所得的好处甚微，但是他们却怀着得到更多好处的希望。他们的政治是一种期盼性政治。墨西哥的政治文化以其“革命的诺言”而闻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期盼之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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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从无尽头，从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解决了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与其他革命相比，墨西哥革命在政治发展方面是高度成功的，就是说，它创造了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有适应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它也有可观的成就，就是说，它获得了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集团认同所必需的权力扩大。在革命政党创立35年之后，很多人对该政治体制能否继续满足墨西哥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提出过怀疑。可以想象，必须对政治体制作出重大变革才能应付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想象，这个体制也许不再能够适应新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复杂性。不管它今后的命运如何，这个由革命产生的体制给了墨西哥以政治稳定、民众对政府的认同、社会改革，以及在这个国家早期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在拉丁美洲也属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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