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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们和社会革命者一样，对这两种理论也不可能兼得。如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或许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条件下那种理论是正确的。所谓有关的条件，就是指改革和革命的前提和改革的后果对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改革与革命之间最重要的关联，就是二者的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即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是集中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特别是在一个权力总量本来就很小的体系中的权力集中，是政策创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革命的一个前提。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遭革命推翻的程度是与它进行改革的能力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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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立志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经历变革的政体所特具的普遍问题的一例显证罢了。18世纪重农学派的莱特劳纳（Letronne）认为：“当前法国的形势比起英国要优越得多，因为在这里，推行那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刹那之间就能实现，而在英国，这种改革却总是被政党政府制度所阻滞。”[24] 但使得改革在法国得以顺利推行的这种条件，同时也使革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了改革的“政党政府制度”却同时也使该国免遭革命。同样，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凭一道圣旨就成功地废除了农奴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改革却是用了四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完成的。但这个使1860年俄国改革成为可能的政治集权，同样也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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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守的集权传统体制，特别是像清朝、罗曼诺夫、奥斯曼等这样的官僚帝国，最可能会因革命而覆亡。在这些国家，君主垄断了所有的合法性，因而政体就无法进行和平的调整以适应政治权力的扩散以及其他社会创新和政治权威来源的出现。于是这些来源的出现就必然要求推翻整个制度。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更为复杂和分权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和自治性的州或省的国家里，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几率都不确定。那些对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集团持反对态度的社会势力可能控制着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它们能认同现行制度的某些成分，而不至于和整个制度相疏离。坦纳鲍姆（Tannenbaum）写道：“如果说对于革命还有任何确定不移的东西可以谈的话，那便是在那些政治力量极其分散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自己与所在的自治教区或城镇的各种问题息息相关，并且参与制订更大的单位，乃至县级、州级或整个国家的各种法规的国家里，革命是不会发生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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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这便常常在二者之间形成戏剧性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分和改革的时机了。例如，政策改革会加大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改革会激起得一望二的期待，同时又暗示着现行政权的软弱。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则可能把革命运动中的能干分子笼络起来，并使之加入现存体制，从而降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英国的法、德两国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与这些不同的改革方式有关。[26] 此外，某些政策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和某些领导层的人事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可能会分裂革命力量、缓解他们的热情、减弱他们对潜在同盟者的号召力，并使那些反对向革命势力做进一步让步的集团聚集在改革势力的周围，特别是改革本身就会改变各种各样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为迎合较为温和的革命派领袖的要求而实施的改革，能强化这些领袖们的地位和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使极端派革命分子逊色。改革若是迎合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派所发动的暴力和直接行动，那这种改革就会增强这些领袖们的力量，并使其他人也会相信其策略和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些常常正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此类政府太软弱、太冷漠、太保守或者太糊涂，对革命阵营中的分歧视而不见，未能用某种形式的改革来增强革命运动中的温和趋势。相反，只有骚乱、示威和暴力才能刺激他们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列宁指出的，改革只会招致更多的骚乱、示威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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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指出，社会精英中的反叛分子最可能提出革命要求的时机，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小的阶段，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大的阶段。[27] 在前一种时期，他们认为不值得去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重建整个社会的抱负相比，这种让步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后一种时期，他们接受改革和让步的意愿也不强烈，因为他们此时觉得获取整个政权已近在咫尺：他们已处在可以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地位上了。但如果他们的力量处在强弱两极之间的状态时，则可能对进入现存权力结构感兴趣。他们会愿意分享统治权力，就是说立即得到某种利益，而不是流连于推翻整个制度的向往之中。因此，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在这一阶段可能非常奏效，而在革命者太弱或太强时，这种做法则可能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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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集团及其要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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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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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制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普力夺国家中，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国家里，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普遍的合法性观念的限制，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却与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反政府综合征同属一个病根。在传统政治制度下，首都的最高学府通常是敌意和反政权密谋的中心。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大学和海尔·塞拉西大学都是反王权情绪的大本营。摩洛哥和利比亚城市也曾被学生暴动和示威搞得一团糟。在处于另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中，大学同样也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中心。在苏联、波兰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但在这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所提出的疑问少，而对政治体制和现行政策所提出的异议多。[28] 在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明显的是在先前的法属殖民地——学生也常是政府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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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因其持久性而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反政府综合征。改革和政府的改良措施只能对学生反对派产生很小的影响。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韩国，越来越多的首都学生成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中心，1960年4月的学生示威和骚乱引起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氏独裁被推翻的事件。代替它的是尹谱善的开明政府。尽管新政府从目标、政策、领导人和支持来源看，实际上都代表了学生们的一切要求，但几个月以后，学生示威又动摇了该政府；当时对学生政治态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4％的学生无保留地支持政府。[29] 6个月以后，当尹谱善政府被军方赶下台时，学生反对派几乎立刻就表明，他们反对朴正熙将军的新政府。其后几年，在反对李承晚的“四月革命”周年纪念和其他场合，朴正熙政权常常面临着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暴动。管它是独裁统治也罢，自由民主制也罢，军事管制也罢，政党政府也罢，韩国学生一概反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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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在1957年，哥伦比亚学生在推翻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统治和恢复竞选制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仅仅事隔几年，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学生就说，他们对这个政治制度和这个政府的社会价值观念完全没有信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亦无二致。哈瓦那大学曾是反对巴蒂斯塔的中心，后来却成了反对卡斯特罗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30] 。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支持政府的主要是富有阶级；在另一些国家里则主要是贫苦大众。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对新派人士有号召力；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则依仗保守集团的支持。在某些国家中，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机构来组织的；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是通过社团组织或关系集团来组织的。但几乎在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界的支持。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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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所构成的反对派格局表明，它是不会被改革所平息的，改革反而会使它恶化。这种形式的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个人的疏离和负罪感，以及出于一种急需的稳定认同感。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故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分子。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确都强烈地反对改革，将其视为规避变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这种情况固然时常发生，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因为，如果改革的呼声可以作为行动不彻底的借口的话，那么，革命的要求就常常是什么也不干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馆和酒吧间经常坐满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那些切实改善自己国家状况的机会嗤之以鼻，说什么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够革命，或用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来说，不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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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尤其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存在着两种极大的差距，一是现代性原则——平等、公正、共同体、经济福利——和这些原则在他们的社会中实现的程度之间的差距，二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况之间的差距。利普塞特写道：“当然，在所有国家中，现实一般总是与原则有出入，年轻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对此感受特别强烈。因此，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都早熟地支持理想主义运动，比成年人自己更加坚贞不渝地崇尚成年人的意识形态。”[31] 这些学生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辱并与之相疏离，他们热切希望重建自己的祖国，将其推向“世界的前列”。在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疏离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加彻底地与抽象的现代性准则相认同。这些抽象的准则成了他们评价自己国家的绝对标准。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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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开了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生和知识分子问政的先河。俄国知识分子的作为也清楚地说明了改革是如何能变成极端激进主义的催化剂的，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立即引发了学生和其他知识界成员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学生骚动，亚历山大推行了一种宽容和自由化的政策。可这只不过使不满情绪加剧，并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的那几年掀起高潮，而于1866年达到顶峰，发生了企图暗杀亚历山大的事件。莫斯写道：“新沙皇恩准自由的些许扩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自由的进一步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几乎毫无怨言而接受的那些限制，现在突然变得难以忍受了；迄今为止多半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的公众，现在开始抱怨说，亚历山大所给予的相对自由是不够的。”[32]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正是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推行“伟大改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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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是，1848年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就是紧接着政府为了迎合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之后才发生的。例如在教皇领地之内，庇护九世在1846—1848年间放宽了出版自由，建立了罗马市自治政府，革新了省级行政，创立了一个咨询议会，设置了“保民官”，“于是就武装了强烈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但庇护的改革并未使中产阶级分子感到满意，革命还是爆发了。保民官站在起义者一边，庇护被迫逃往那不勒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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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雷德·卡布拉尔（Reid Cabral）政府在刚刚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之际就被一次中产阶级起义所推翻。这些改革包括搞活经济、扩大政治自由、整肃贪污、厉行节俭、确立选举并清洗“军队中某些最暴戾腐化的分子”。可是，“恰恰值此缓慢上升和逐步改善之际，1965年4月革命爆发了。雷德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所开始推行的改革而被赶下台，这似乎是一种讽刺”[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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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激进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计划只会增强这个阶级的力量及其激进思潮，而不会减弱它的革命倾向。对于意在维护政治稳定的政府来说，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凡是能够削弱这些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着眼于限制大学发展的政治措施，也会相当程度地减少革命派制的影响。而旨在给学生提供福利的计划却不会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只会增强身处中上层阶级的学生经常的潜在负罪感，并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对倾向。举例说，波哥大国立大学乃是一个政治鼓动和反政府、反美行动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校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实施一个广泛的计划以求减少这种不满。这个计划包括“提供更好的住宿和其他便利设施，扩大教员队伍并修改课程设置”[35] 。但这种改革反倒可能会方便和鼓励学生去进行政治鼓噪。就维持政治稳定而言，埃塞俄比亚政府倒有更明智之举，它在1962年和1963年之间关闭了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学生宿舍，从而迫使许多学生离校回家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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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于农民是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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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过，英国海军的光荣在于它的水兵从不哗变，或至少是难得兵变，除非为了更高的军饷。对于农民，大体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在土地所有、租佃、劳作、赋税以及物价等条件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忍受时，他们才会变成革命者。纵观历史，农民的反抗和起义通常都是为了消除某些特定的祸害和虐待。在俄国，农民起义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几乎总是针对当地的地主和官吏，而不是针对沙皇或教会的权威，也不是针对整个政治或社会体制的结构。在许多例子当中，农民的经济状况总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急剧下降。帕尔默指出：18世纪80年代法国农村的骚动“并非仅仅由于贫困所致，而且也是由于一种对贫困化的意识所致”[36] 。1789年的经济萧条使这些条件更加恶化，面包价格达到了100年来的最高点。这些物质上的苦难又碰上由于召开三级会议而出现的政治机会，农民暴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所有的大革命中，农民行动的矛头所向，基本上都是针对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切身物质利益，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得到矫正，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宣布旧秩序的死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革命的农民则杀死税吏，抢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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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这对于避免革命的发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让造反学生感到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的状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改革在城市虽可能是革命的催化剂，但在农村就可能是革命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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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骚动的这种物质背景，还有助于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何以给人们造成互相冲突的印象。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抱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反复无常的状态当中，对他们的角色不会发生误解。而农民却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要看现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定。这些要求通常都集中在土地的佃租制度、赋税和物价等问题上。只要土地的占有状况比较公平，并能维护农民的生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土地占有状况不公平，农村民不聊生，那么革命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有可能的——除非政府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补救。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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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要求再分配。这种特点使农民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地主必须被剥夺，农民才能得益。这是一种零和效应，即一方受损而另一方得利。但在另一方面，农民的目标总是具体的，这一点意味着只要政府强大并足以硬性推行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那就能使农民获得革命的免疫力。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物质让步滋长不满情绪和负罪感，而对农民的物质让步则带来满足感。因此，通过革命或其他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成为基本的社会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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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使日本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呼声无动于衷，并使他们成为保守党派最强大、最忠实的支持者。1947—1948年，韩国在美国支持下把原属日本人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极大地减少了农村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农民当中削弱了现有的和潜在的共产党影响，使他们更乐于和选举程序进行合作，并在他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希望，即韩国地主的土地也会被同样处理（这种希望后来实现了）”。在印度，国大党在独立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使得“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所扮演的角色更像革命后的法国农民，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或中国农民，从而造成了一个由在现存制度下具有既得利益的私有者所组成的广泛基础，而不是一个为迅速推动工业化而被搜刮的对象”。墨西哥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乃是20世纪30年代墨国政治一直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支持政府与革命团体进行斗争的主要保守力量。正如一次研究报告所指出：“尽管土改在开始时有着过火的革命倾向，但并未促使该国家走向公社化。土改实际上使农民成了激进工人的遏制力量，因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他们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休戚相关。”玻利维亚政府有时甚至还动员武装农民来镇压城市起义和暴力行为。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一样，委内瑞拉的土地改革也使政治气候变得“更为保守”，并增加了“人口中基本上属保守部分的影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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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及1906—1911年间斯托雷平所进行的俄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尝试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土地改革可能产生的这种保守影响。斯托雷平的目标是要削弱农村公社即“米尔”（mir）的作用，促进土地的个人占有权，以便形成一个心满意足的农民私有者阶级，充当支持君主制的稳定来源。斯托雷平说：“私人占有制……是秩序的保证，因此小私有者是维持国家得以稳定的所有条件的基础。”[39] 列宁直截了当地批驳了那些认为这些改革毫无意义的革命者。他在1908年宣称，斯托雷平宪法和斯托雷平的农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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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旧的半封建的沙皇制度崩溃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新运动……如果它能延续一个长时期……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任何土地纲领。说这样一种政策在俄国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毫无内容的和愚蠢的民主空话。它是可能的！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持续下去……那俄国的农业结构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了，富裕农民将得到所有土地份额，农业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农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土地问题的“解决”不管激进与否都将是不可能的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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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完全有理由感到忧虑。作为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从1907年到1914年，约有200万农民从“米尔”变成了个人土地所有者。到1916年为止，在1 600万户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有600万农户提出申请，要求独立耕作；1915年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半农民获得了世袭的土地使用权。贝尔特拉姆·沃尔夫（Betram Wolfe）写道：“（列宁）认为这是斯托雷平改革和下一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的一场时间竞赛，假如大动荡被推迟二十几年，那么斯托雷平这些新的土地措施将会使农村大大改观，以至于农村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革命力量了……列宁在斯托雷平统治的末期曾几次这样说：‘我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41]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一预测之所以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全靠了暗杀者在1911年9月击中斯托雷平的那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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