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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议会宗派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雏形政党。若不存在议会和竞选的话，主宰局势的雏形政党组织形式就变成革命密谋集团。与议会宗派如出一辙，这些密谋集团规模小、存活率低，数量却很大；它们在初创时期，与任何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无涉。这些小宗派内部的知识分子及其同仁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其分化改组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管具有何等寓意深刻的名称或发表了何等长篇大论的宣言，它们仍是不折不扣的宗派。它们是平民的密谋集团，与军官们为了向现存传统秩序挑战而组成的秘密军事政变集团和俱乐部之类堪称伯仲。如果说18世纪的英国提供了议会宗派政治的原型，那么19世纪的俄国则提供了革命密谋团体政治的原型。此二者的区别尽管很大，但却不是根本性的。前者在现存制度内部行事，后者在外部活动，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宗派模式的权力总量都是很有限的，而且仅有的那点权力也是支离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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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无政党政治一样，宗派政治或雏形政党政治在本质上是保守的。革命派别可能大谈群众，当然还可能做出一些努力去动员群众的支持。可是条件尚未成熟。像民粹党人一样，他们恰恰被那些他们想要增进其利益的集团所唾弃。于是革命宗派分子只好孤独地待在地下室里，就像议会宗派分子在会议室里坐冷板凳一样。派别——不管是议会的还是革命的派别——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总是趋向于变成某种封闭体系，变成没完没了的争权斗法，表演者们在其中不断地变换着伙伴和敌手，从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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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化阶段 当政治冲破革命的或议会的派别活动封闭圈、政治参与扩大起来、新的社会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政治宗派和社会势力之间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政治体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来到了。但在政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冲破”或“起飞”得以发生以前，宗派政治模式本身必须先发生变化以便刺激宗派领袖去扩大政治参与。只要还有数量众多的集团在互相竞争，就很少有理由指望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做出扩大政治参与的尝试。两派相争，谁能争取到其他派别支持，谁就稳操胜券。若无根本的分歧使政治战场上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每一派都会试图联合昨天的敌手来反对今天的敌手。派别名目繁多和分歧数不胜数的状况，导致政客们费尽心机去求得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而不是求得体系权力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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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至权力的扩展必须首先出现派别的联合和两极化。而联合和两极化出现的条件又是要么分歧积累到了使所有派别都归向相当稳定的两大集团，要么是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参与者向两极分化。一旦政治体制中的主要政治家都在一场双边战斗中选定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各方的领袖就会被迫扩大战斗的规模，动员起额外的社会势力在政治上站到自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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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充满多角利益冲突的封闭制度会转化成为一个两方分庭抗礼的开放制度呢？显然，在某些派别试图完全摧毁现存制度的地方就存在着两极化的最强大动力。一旦反对派或革命派停止内讧并把矛头指向现存政治制度，那么革命者和卫道士之间两军对阵的擂台就搭好了。在议会派系之间同样可能出现重大分裂。这种分裂可能植根于它们对待传统权威的态度，例如辉格党对抗托利党，即保皇派回击民权论者。此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对政府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为了适应这些要求，政府究竟推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是上策，日趋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倘把汉密尔顿式的经济现代化计划搬进议会派系政治，那是于事无补，但它会引起意见的两极分化和派别的恢复。同时，若在政治体系外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并要求进入该体系，这也会引起体系内部派别之间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新势力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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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家们总是对纵横交错的冲突模式津津乐道，认为这可以减缓社会冲突的强度。这种模式实不失为政治稳定的一个条件。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指明，两极分化正是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它包含着政治冲突的强化。但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这种冲突的强化也许正是创建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假如这能通过扩大早已包容在制度内部的诸集团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那么革命或许会是和平的。一个广泛动员并具有相当高度民众参与的制度，需要纵横交错的冲突模式来避免自身被两个享有几乎全体人民忠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斗争撕裂为两半。但是，在一个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活跃于政治的社会中，意见的两极化和冲突的积累却有更为积极的功能，可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并增加政治派别和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不管采取上述哪一种方式，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对于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都是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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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阶段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并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政治领袖们只有在认识到号召力和组织联系对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可缺少之时，才会在这两方面下功夫。这些目标通常是获取权力和重建社会。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把此种参与纳入政党组织的轨道，正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政治领袖们通常也致力于这种斗争，或意在推翻现存制度，或打算控制现存制度，或试图打入现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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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模式或民族主义模式中，政治活动家的目标是要摧毁现存秩序或驱逐帝国主义外强。为了争取民众支持以反对现存统治制度，革命的或民族主义的领袖不得不持久地把他们的政治号召力推向更广泛的人民大众。他们同样也不得不将这种支持组织起来，建立一党或多党。正像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革命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还造就强大的政党来组织这种参与。旷日持久的民族独立斗争也有着类似的结果。民族主义领袖们起初只不过作为一些派别在宗主国统治权力的外围活动。在此阶段，他们时常被各种各样的选择和互相冲突的目标所困扰：同化？参与？自治？恢复传统权威？还是彻底独立？——各种意图纷争不已。但火候一到，问题就会简化，各个派别就会联合起来；这时，“统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开始对民众形成更广泛的号召力。那些不愿号召群众的派别就被愿意这样做的派别所淘汰。通过民族主义的斗争，政治参与得到扩大，政治组织得到发展。殖民统治下的这种政党孵化期，要求殖民当局愿意在长时期内对民族主义运动实行既能容许、又加限制的政策，以便给政党的制度创建提供不可缺少的时间，使其通过磨炼逐步承担重任。但就一般而论，殖民政府总是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压制民族主义运动，而当认识到独立已势在必行时，则又尽快促其成功。简言之，民族独立有可能使政治发展中途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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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典型的西方政党发展模式中，在政治体系内部活动的议会派别常联合成为较大的集团，然后就开始动员新的支持者进入政治。从派别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变和政党间日益增长的竞争，是直接与政治参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21] 这种在现存制度范围内由两个领导集团带头扩展体制的模式，在政治进化中能够保证最大限度的连续性。进入政治体系的新兴社会势力因为经过恰当的保举，所以较易获得认可。但是，只有作为竞争的产物，政治参与的扩大才能持久，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才能有效力。强有力的一党制向来都是自下而上为夺权而战的民族主义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产物。相反，像纳赛尔那样自上而下建立一党制的努力却总是一事无成，因为动员和组织本来就是获取或建立政权的过程，而大权在握的独裁领袖们通常都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正因如此，朴正熙将军在韩国做到了纳赛尔上校在埃及没能做到的事。奥妙的是，两党制可自上而下建立之，一党制却只能自下而上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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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势力进入政治体系的努力有时也可能形成扩大政治参与和组织政党的竞争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势力往往创建一个政党，起初在政治体系外部或其边缘活动，然后就试图渗入政治体系内部。和拉丁美洲的若干政党一样，西欧的许多社会主义政党就是这样干的。对于现存制度的这种挑战往往促使派别领袖和传统的政治领导人联合起来以对抗新的威胁。来自下层的组织诱发和刺激着上层组织，其结果往往是形成一个多党制度，其中每一种主要社会势力都拥有自己的政治工具。这时，由于政治精英分子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起的作用较小，比起现有的领袖们在其内部为扩大政治参与而互相竞争的局势，此种过程就可能包含着更多的暴力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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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阶段 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显然会影响到随后将要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常会建立起一党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取代原来的制度。政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制度较早地制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变成制度化。此后，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政党体制才会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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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党制度下，政府决策和选拔政治领导人的过程几乎完全是在单一政党的构架内进行的。小党或许可能存在，但这些党是如此之小，以致对主要政党内部的运作不可能施加任何重要影响。在20世纪中期实行一党制的，包括共产党国家，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样一些独裁国家，突尼斯、墨西哥，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地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主从政党体制下，只有一个政党具有统治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通常代表着较特殊社会势力的反对党，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主要政党内部的决策过程。简言之，主要政党并不垄断政治，它必须或多或少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意见做出反应。在不同时期存在过主从政党制的国家有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以及某些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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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也会形成一个多数党和一个少数党。但它与主从政党制不同，少数党能发动足够的反对派力量来组织一个站得住脚的替换政府。主从政党制中的主要政党在全体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很可能少于半数，但其他政治集团的四分五裂却使它能够稳居主宰地位。20世纪50年代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比例要高于印度的国大党，但印度的制度就是主从政党制，不存在另一个足以与国大党匹敌的大党；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能组织政府，与基督教民主党轮流坐庄。在两党制国家中通常还会存在着一些小党；为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能达到权力平衡，确也需要它们的存在。不过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只有两个主要政党才有能力组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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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多党制度下，没有一个党能靠自己的力量组成政府或者高居其他对手之上。有些政党可能比其他政党大些，但要建立政府却需要数党的联合，而可以被认为是能够构成一届政府基础的联合形式，又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时而执政，时而下野，这倒不在于它们在选举中得票多少发生了变化，而在于其领袖的态度和野心发生了变化。多党制和主从政党制的界限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一个颇常见的临界模式是：一个党比其余的党大得多，在政治态度上又相当居中，因此联合政府之中必有它的份。许多年来，以色列工党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就处在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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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体制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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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地区）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政治学论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笔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政党的数量只有在它能够影响到该制度为政治稳定提供必需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具有重要性。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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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正如表7.2所示，强大政党和弱小政党都可存在于以党派多寡为区分的多种政党制度形式之中。根据班克斯（Banks）和泰克斯特（Textor）论述的政党稳定和政党数量相互关系而绘制的表7.3，显然证实了表7.2所示情况大体属实。表7.3中“不稳定一党制”一栏是零，但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备尝军事政变之苦的那些非洲国家也统计在内的话，此栏就不会是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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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政党力量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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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表7.3明示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不存在重大相关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例如，班克斯和泰克斯特统计中的11个稳定多党制国家是以色列和10个西欧国家；2个较稳定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13个不稳定多党制国家有9个在拉丁美洲，2个在亚洲，1个在中东，1个在非洲。简言之，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只有以色列是个可以存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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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政党稳定性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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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rthur S. Banks and Robert B. Textor，A Cross-Policy Survey （Cambridge，M.I.T. Press，1963），pp. 97—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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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举例来说，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制、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1965年和1966年，许多非洲国家确确实实地遭到了军事政变的蹂躏。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党数量及其稳定性之间呈现反比例的基本图像。正如表7.4所示，即便到了1966年，具有一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而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却恰恰相反。当然，一党制并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却几乎肯定要产生改变。仅有的少数例外，一个是两可之间的摩洛哥，1965年该国发生过一次重建君主统治的王党改变，还有就是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即以色列和智利，移民加上历史传统使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欧洲大陆式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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