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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党制度下，政府决策和选拔政治领导人的过程几乎完全是在单一政党的构架内进行的。小党或许可能存在，但这些党是如此之小，以致对主要政党内部的运作不可能施加任何重要影响。在20世纪中期实行一党制的，包括共产党国家，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样一些独裁国家，突尼斯、墨西哥，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地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主从政党体制下，只有一个政党具有统治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通常代表着较特殊社会势力的反对党，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主要政党内部的决策过程。简言之，主要政党并不垄断政治，它必须或多或少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意见做出反应。在不同时期存在过主从政党制的国家有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以及某些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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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也会形成一个多数党和一个少数党。但它与主从政党制不同，少数党能发动足够的反对派力量来组织一个站得住脚的替换政府。主从政党制中的主要政党在全体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很可能少于半数，但其他政治集团的四分五裂却使它能够稳居主宰地位。20世纪50年代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比例要高于印度的国大党，但印度的制度就是主从政党制，不存在另一个足以与国大党匹敌的大党；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能组织政府，与基督教民主党轮流坐庄。在两党制国家中通常还会存在着一些小党；为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能达到权力平衡，确也需要它们的存在。不过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只有两个主要政党才有能力组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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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多党制度下，没有一个党能靠自己的力量组成政府或者高居其他对手之上。有些政党可能比其他政党大些，但要建立政府却需要数党的联合，而可以被认为是能够构成一届政府基础的联合形式，又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时而执政，时而下野，这倒不在于它们在选举中得票多少发生了变化，而在于其领袖的态度和野心发生了变化。多党制和主从政党制的界限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一个颇常见的临界模式是：一个党比其余的党大得多，在政治态度上又相当居中，因此联合政府之中必有它的份。许多年来，以色列工党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就处在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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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体制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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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地区）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政治学论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笔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政党的数量只有在它能够影响到该制度为政治稳定提供必需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具有重要性。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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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正如表7.2所示，强大政党和弱小政党都可存在于以党派多寡为区分的多种政党制度形式之中。根据班克斯（Banks）和泰克斯特（Textor）论述的政党稳定和政党数量相互关系而绘制的表7.3，显然证实了表7.2所示情况大体属实。表7.3中“不稳定一党制”一栏是零，但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备尝军事政变之苦的那些非洲国家也统计在内的话，此栏就不会是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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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政党力量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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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表7.3明示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不存在重大相关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例如，班克斯和泰克斯特统计中的11个稳定多党制国家是以色列和10个西欧国家；2个较稳定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13个不稳定多党制国家有9个在拉丁美洲，2个在亚洲，1个在中东，1个在非洲。简言之，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只有以色列是个可以存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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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政党稳定性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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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rthur S. Banks and Robert B. Textor，A Cross-Policy Survey （Cambridge，M.I.T. Press，1963），pp. 97—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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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举例来说，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制、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1965年和1966年，许多非洲国家确确实实地遭到了军事政变的蹂躏。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党数量及其稳定性之间呈现反比例的基本图像。正如表7.4所示，即便到了1966年，具有一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而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却恰恰相反。当然，一党制并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却几乎肯定要产生改变。仅有的少数例外，一个是两可之间的摩洛哥，1965年该国发生过一次重建君主统治的王党改变，还有就是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即以色列和智利，移民加上历史传统使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欧洲大陆式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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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地区）里军事政变成功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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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党体制适应性的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各组成政党的平均年龄。未尝不可推想，各政党的平均年龄越大，该体制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就越高。当然，一般来说，多党制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要比一党制或两党制政党的平均年龄偏低。但对政党的高度制度化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中的所呈现的不同形式还是能够加以比较的。设以70％的成人识字率为界限，那么大体上就可以说，高出这个界限的是现代化国家，低于这个界限的就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29个识字人数多、政党年龄大（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指数超过30年）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党体制类型能占压倒地位；在识字人数比例高的国家中，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党体制可以呈现多种形式。相反，在16个识字人数比例低但具有高度制度化政党体制的国家中，10个是一党制，6个是两党制，而没有一个是多党制。这好似再一次表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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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乃在于各种数量多寡不一的政党制所具有的不同适应类型，以及政党在制度中显示力量的不同形式。与两党制相比，多党制中强党通常较有内聚力，组织较为复杂，但灵活和自主程度则较差。在一个强大的多党制中，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劳工、商界、土地所有者、城市中产阶级、教会，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社会中。如果这两者是有限的，政治上积极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有限的，从而一个强大的多党制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存在着多党制，那它通常也只会反映在狭小的精英分子圈内各个宗派和家族之间的不同利益。在这样一个多党体制当中，制度化的不完善和公众对政党支持的不充分使得该体制极其脆弱。结果，从多党向无党和从无党向多党，都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就制度化的不完善这点而言，无党制度和多党制度彼此是十分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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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种政党体制适应并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颇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制度化。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表明两党制和主从政党制比一党制或多党制更能促成长治久安，因为它们具有更加有效的党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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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制度化的政党体制 （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在30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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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制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一党制，这个体制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的社会状况。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制要比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已经存在了62年；突尼斯诞生时新宪政党已存在了22年；当以色列在世界上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以色列工党已经历过18个春秋；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已建立了32年之久。所有这些政党都能在独立之后的年代里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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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许多只有短短几年历史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对政权的控制就不那么牢固。正如爱默生（Emerson）所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它们的革命被人骗走了”[22] 。既然没有搞革命，那它们也就无从享受革命的果实。几内亚政治稳定的前景看起来比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要光明得多，主要因为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独立之前不得不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与法国进行斗争，在独立后还经受过法国的敌意。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意反倒可能为新政府帮大忙。未尝不可以说，整天高喊打倒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不上殖民政府的敌意给新政府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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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在一党体制下，一个新集团要进入该制度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党制比起多元政党体制来，就不那么复杂，同化新兴社会势力的途径因此也就较少，其政治领袖们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方面也就能够控制裕如。他们感觉不到为了保住权力而去扩大号召力、引导新兴集团进入政治的竞争压力。他们在限制或控制政治动员方面的本领提高了他们推行种族、宗教或地域性集团“横向”融合的能力。相反，在一个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间的竞争则加深着原有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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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恒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一党制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的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它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动一阵子，倘若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很高的制度化水平，这样的惯性运动当可维持一段时间。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此时已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冲动，而正是这种斗争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党的领袖们的政治理想通常使他们立志彻底改造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没垮台，或者顽抗的据点仍然存在，那么增强党的力量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动力也就不会消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共产党那样，一个政党可能会一心一意地去消除旧传统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来源，而以完全由自己缔造并由自己控制的社会结构取代之。但在这样重新安排了社会以后，它也就由于对立面的消亡而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倘若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并向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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