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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地区）里军事政变成功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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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党体制适应性的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各组成政党的平均年龄。未尝不可推想，各政党的平均年龄越大，该体制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就越高。当然，一般来说，多党制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要比一党制或两党制政党的平均年龄偏低。但对政党的高度制度化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中的所呈现的不同形式还是能够加以比较的。设以70％的成人识字率为界限，那么大体上就可以说，高出这个界限的是现代化国家，低于这个界限的就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29个识字人数多、政党年龄大（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指数超过30年）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党体制类型能占压倒地位；在识字人数比例高的国家中，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党体制可以呈现多种形式。相反，在16个识字人数比例低但具有高度制度化政党体制的国家中，10个是一党制，6个是两党制，而没有一个是多党制。这好似再一次表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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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乃在于各种数量多寡不一的政党制所具有的不同适应类型，以及政党在制度中显示力量的不同形式。与两党制相比，多党制中强党通常较有内聚力，组织较为复杂，但灵活和自主程度则较差。在一个强大的多党制中，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劳工、商界、土地所有者、城市中产阶级、教会，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社会中。如果这两者是有限的，政治上积极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有限的，从而一个强大的多党制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存在着多党制，那它通常也只会反映在狭小的精英分子圈内各个宗派和家族之间的不同利益。在这样一个多党体制当中，制度化的不完善和公众对政党支持的不充分使得该体制极其脆弱。结果，从多党向无党和从无党向多党，都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就制度化的不完善这点而言，无党制度和多党制度彼此是十分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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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种政党体制适应并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颇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制度化。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表明两党制和主从政党制比一党制或多党制更能促成长治久安，因为它们具有更加有效的党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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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制度化的政党体制 （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在30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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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制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一党制，这个体制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的社会状况。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制要比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已经存在了62年；突尼斯诞生时新宪政党已存在了22年；当以色列在世界上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以色列工党已经历过18个春秋；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已建立了32年之久。所有这些政党都能在独立之后的年代里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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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许多只有短短几年历史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对政权的控制就不那么牢固。正如爱默生（Emerson）所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它们的革命被人骗走了”[22] 。既然没有搞革命，那它们也就无从享受革命的果实。几内亚政治稳定的前景看起来比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要光明得多，主要因为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独立之前不得不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与法国进行斗争，在独立后还经受过法国的敌意。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意反倒可能为新政府帮大忙。未尝不可以说，整天高喊打倒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不上殖民政府的敌意给新政府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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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在一党体制下，一个新集团要进入该制度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党制比起多元政党体制来，就不那么复杂，同化新兴社会势力的途径因此也就较少，其政治领袖们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方面也就能够控制裕如。他们感觉不到为了保住权力而去扩大号召力、引导新兴集团进入政治的竞争压力。他们在限制或控制政治动员方面的本领提高了他们推行种族、宗教或地域性集团“横向”融合的能力。相反，在一个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间的竞争则加深着原有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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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恒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一党制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的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它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动一阵子，倘若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很高的制度化水平，这样的惯性运动当可维持一段时间。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此时已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冲动，而正是这种斗争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党的领袖们的政治理想通常使他们立志彻底改造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没垮台，或者顽抗的据点仍然存在，那么增强党的力量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动力也就不会消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共产党那样，一个政党可能会一心一意地去消除旧传统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来源，而以完全由自己缔造并由自己控制的社会结构取代之。但在这样重新安排了社会以后，它也就由于对立面的消亡而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倘若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并向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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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一个党与立足于政治体系之外的集团（如殖民政权，传统的寡头集团）的斗争必须在本体系之内获得制度化。可是，一党制的基本理论通常总是建立在一种否认分歧、杜绝斗争的愿望之上的。因此，一党制持久的生命力恰恰依赖于某种被其领袖们视为异端邪说现象的存在。在没有党派竞争的情况下，一党制所能提供的最合格功能性替代物就是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有以下两个先决条件：（1）党、政系统保持分立；（2）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大致的平衡。再者，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两个在功能上相异而非相同的系统之间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格局和结果更类似于总统制政府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斗争，而不像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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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出现了一党制。作为社会革命的产物，墨西哥的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动员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居民，而土耳其的动员程度就要低得多。因为土耳其的一党制是范围有限得多的一场民族运动的产儿。但1946年以后土耳其转变成为两党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规模，特别是农村人口政治参与的规模，就随之大大地铺开了。在1946年以前的20年中，墨西哥的一党制远比土耳其的一党制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在1946年以后的20年当中，情形却正好相反；土耳其两党制变得比墨西哥一党制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在土耳其争取农民选举的竞争加剧时，墨西哥的革命热情却日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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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在使一党制的领袖们慵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的数量，并使它们日益多样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构架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那些在同化新社会力量方面最为成功的一党制国家，通常是按行业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党的外围组织，就像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所干的那样。如果新的社会力量不能被党组织所吸收，那要么就是一党制消亡（像1946年以后的土耳其），要么这个体制只好靠日趋强化的高压手段在日趋增长的动荡局势下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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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制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社会的斗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制度化的竞争。从理论上来看，多党制有颇大的制度化竞争余地，因此多党制应该是强大的政党体制。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一个大量的社会势力已经参与政治活动的高度现代化社会中，这种看法才有道理。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多党制是软弱政党体制，然而党派竞争却又被认为是政党的力量所在，究竟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答案显然在于：党派竞争和党派数量并无直接联系。党派竞争在一党制下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多党制下却也可能不如在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下。在后两种制度下政党领袖们都是为争取选票而激烈竞争。两党制是一党赢一党输，因此每个党都抱有最强烈的激励在动员和组织选民方面战胜对方；在主从政党制下，主要政党的领袖同样也指望在与小党派竞争中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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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党制的党派竞争却并不那么普遍。在各政党刚由派别集团转化而来的一个软弱多党体制下，众多的集团使得任何有效的政治号召成为不可能。在各政党已经较为稳固地在不同社会势力中扎下根来的多党体制下，每一个党通常都有自己的选举地盘并全力以赴地在其中活动，类似相互挖墙脚的党派竞争就不如在两党制或主从政党制下来得激烈。每个政党都趋于有着稳定的选票阵地，其中的选民一成不变地支持该党，坚定地与党保持一致，其他政党则无从插足。因此，要想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到多党制当中去，总是需要建立一个新党。多党制从整体上说是适应性很强的，但其中各个政党却不然。所以各个政党就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活跃人口成分的变化或兴或亡。每一个新政党建立伊始都俨然是一次进步和改革的先兆，因其体现了某种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但是，一当它在政治体系内部占据了一席之地，就会随其选民群的变化而变化，最终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多党制确实不失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自己所隶属的社会势力来说，各党几乎无独立性可言。秘鲁的美洲民众革命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主张改革的政党，但到了60年代却成了一个奇怪的保守政党。秘鲁社会已经变化了，但这个党却没有随之改变，它仍就代表着30年前就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这就为对进步中产阶级有吸引力的新型改革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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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从维护民主、建立负责的政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等角度来为党派竞争辩护，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角度来为它辩护。政党间的竞选趋向于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又加强党的组织。这种形式的党派竞争大大有助于使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企望的新兴社会势力得以被纳入政治体系，而不会使它们走上反对该体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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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政党制对新社会力量的同化通常经过两个阶段。新集团首先通过一个完全是或基本上是代表该集团利益的小党来表达它对于政治体系的权利要求。当这家小党的选票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主要政党就会调整它的政策和做法，并试图把这个小党的领袖人物和支持者吸收到它自己的组织构架中来。在主从政党制下，小党领袖并不敢奢望赢得对政府的控制，但他们却可以有效地不让主要政党顺利掌权。所以主要政党的政治宣传和行动基本上都是以抵消当时最强大的对手的政治号召为目的的。假如舆论向左转，主要政党也会朝相同方向调整，以尽可能减少左翼小党所能获得的好处；假如舆论朝相反方向转变，主政党也会作出同样反应。小党派因为有着它们各自特殊的号召力，所以通常并不互相竞争，而是以各自的方式与主要政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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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各特定地区的牢骚常常首先是通过小党或非党派运动来表达的，但国大党随后就会将这些牢骚派的头面人物吸收到自己的组织结构当中来。在以色列，选举通常是围绕着工党和它当时最重要的对手之间的斗争进行的，在这种斗争中工党会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号召力以求尽量削弱反对派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的地区选举也出现过多少与此类似的局面，例如在1957年，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尽管在教育问题上遇到了天主教的强烈反对，还是在东部议会获得84个席位中的64席，但独立候选人也得到了将近总数约20％的选票。面对这种挑战，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的领导顺应地把地区政府14个阁员位置中的5个给了天主教人士，尽管在此之前天主教在政府中只拥有一个阁员。所以说，在主从政党制下新集团总是首先通过一个压力政党提出其要求，然后就被吸收到主导的共识政党当中去。[23] 如果未被主要政党同化，新集团就会充当永久性的压力政党在主要政党的圈外继续活动。这样，主从政党制就为特定集团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安全阀，同时也为同化那些看来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此类集团提供了强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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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下扩大政治参与的压力要比在其他任何类型的政党体制下都要来得强烈。在野党显然具有动员新的投票人参与政治以便挫败对手的动机。例如在乌拉圭，科罗拉多党和布兰科党的竞争实乃城市工人阶级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参与政治体系的原因之一，这在拉丁美洲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动员了这个城市集团，巴特尔（Batlle）便确保了科罗拉多党在其后半个世纪中的统治地位。两党制的问题确实在于政治参与可能扩展得太快，以致会在政治体系内部造成严重的分裂。动员起来的集团可能无法被同化，诚如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在论及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时所言，“过头的民主”和“膨胀起来的民众参政”可能会腐蚀政府的权力，削弱政府“精心处理微妙问题”的能力。[24] 在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两党竞争导致新集团迅速进入政治的局面，不时地引起旨在限制参与和恢复团结的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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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所固有的迅速扩大政治参与的趋势有时会挑起故意限制这种扩大的尝试。例如在哥伦比亚，两个政党长期以来故意将相互的竞争局限在政治精英的圈子之内。20世纪30年代这种格局受到了挑战，因为民众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压力高涨起来。到了40年代后期，这一体制就随着失控的暴力行为的蔓延和军事独裁的出现而崩溃了。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试图完成民主制所未能做到的事，即促进社会改革并使新政治集团与该体制认同。一位观察家写道，罗哈斯“给群众指出了争取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他的政府强调群众福利，仅凭这一点就使百姓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位军事独裁者对民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5] 。但是罗哈斯在1958年被推翻了，政党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就限制彼此之间的竞争达成了协议。总统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内阁职位和国民议会议席则由两家对半瓜分。另一位专家就此写道，1958年，“政党领袖们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在把政治时钟拨回到1930年，恢复了一种雅典式的民主，回到了自由党左翼在社会精英圈子以外寻求支持之前的那种状况”[26] 。结果是投票人数显著下降，新的运动和新的政治势力（包括一个死灰复燃的罗哈斯党）抬头，这些势力所诉诸的就是那些被互不相争的现存政党所忽视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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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韦尔热说过一句最常被引用也最常受非难的话：“社会的自然运动趋向于两党制。”[27] 但事实上，两党制度具有的任何“自然性”，都不会来自社会运动的本质，而是来自这种政治制度的本质。舆论可能会聚结于“对立的两极”，但也可能相当支离破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里，社会势力的众多及其性质的歧异足可创造出远比两党制更为自然的多党制来。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中，各种社会势力和集团之间形成的两极化，最关紧要的乃在掌权或接近权力的一派和被迫下野的那一派之间。政治体系内朝野两派之分即构成所谓“自然的”界限。如果政治体系本身虚弱，缺乏权威，制度化程度又不高的话，那么两者的差别就会太大，因此导向两党制的动力也就不会很强。但在政府强大而有威望的情况下，那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与当权者离心离德的政治领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共同奋斗以求东山再起。对于那些意在卷土重来的人来说，当会有争取不满分子或潜在的不满分子支持的自然趋势。自然的两极化并非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社会分化，而是当朝和在野的政治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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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党制就能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而正是此种两极化才首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兴起。在一党制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在多党制下，社会势力则主宰政党，而两党制却与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维持着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两党都为争取社会势力的支持而竞争，但每一个党都从诸多势力当中获得支持，因此都不致沦为某一种势力的工具。与多党制不同，两党制下的政治当中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时，无需另建新党。与一党制不同，两党制下对社会势力的同化不必仅仅通过某一个政治组织来进行。因此，两党制有其自身的某种逻辑，然而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逻辑；它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之中，也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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