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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从政党制下，民主的分散化和乡村化后果也会影响政党之间的权力分布，但这些后果更可能在主要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分布的变化当中显示出来。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国大党内发生了“政府”派和“组织”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组织派的“做法确实无异于一个十足的反对派”。组织派的成员们批评政府，在报纸上发表不满言论，试图在立法机构中获得自己的多数，并且发起强有力的竞选攻势为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领袖们拉选票。[46] 在这场斗争中，组织派最终赢得了胜利，一批来自地方和各邦国大党组织的新领袖随之终于占据了党政要职，这些人特别能满足地方的、村社的和乡下的要求，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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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竞选加速了富于乡土气息、受教育不多并具有地方倾向的领袖取代民族主义的、具有世界眼光并受过西方教育的领袖的过程。在1962年大选中，“实际上各地民众所关心的都是选举地方人士、而冷落那些能够就国家大政发表意见的各邦或全国知名人士，因为前者能够充当选民和那部复杂而又经常运转缓慢的政府机器的中介人”[47] 。国大党内部这种总体性的转变也许可以以其1965年最高领导的更替作为标志。曾在哈罗（Harrow）和剑桥深造的尼赫鲁可以说是半个印度人加上半个英国人。相反，沙斯特里（Shastri）在成为总理时尚未曾跨出国门一步。适逢印度本土政治势力节节取胜之际，沙氏英年早逝，尼赫鲁家族的甘地夫人乘机补缺，这就加速了国大党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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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原动力本身也会把农村领袖们推到前台。1947年印度临时议会议员约有15％来自农村地区；1962年则有约40％的人民院议员来自这些地区。在国大党的邦一级领导层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例如在马德拉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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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部长从原来的一位婆罗门等级律师C.拉加戈帕拉查里（C. Rajagopalachari）换成了K.卡姆拉齐（K. Kamraj），后者只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农民。前者除了本地方言外，还懂英语和梵文，是第一个印度人总督，也是国大党全国领袖之一。后者是一个精明的地方政治领袖，只能操泰米尔语，他肯定算不上知识分子，但被誉为“人民之友”。这可以与美国历史上约翰·昆西·亚当斯被安德鲁·杰克逊击败一事相提并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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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迈伦·韦纳（Myron Weiner）在农村地区发现，国大党“吸收新党员已从城市转向小城镇和大村庄，受过最完备教育的高等种姓的优势普遍下降，同时农民新秀、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干部以及所谓中等种姓的人数却相应地膨胀起来”[49] 。随着这种党员成分的变化，权力也从党中央领导全面向邦首席部长和邦一级党组织逐步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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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和锡兰，竞选和民主带来的“结果，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领袖的权力”，并从而“在代议政府的价值观和有计划的经济—社会改革之间”造成了“剧烈的冲突”。而50年代末曾进行竞选的巴基斯坦就没有产生这种冲突。[50] 但是，巴基斯坦基本民主派在60年代的工作也把同样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诚如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指出：“此即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之一，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计划果能成功，领导着这个计划的人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将为此而丧失其地位、特权和权力。今天，政治和经济权力正集中在西方化的少数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手里，而社会的民主化必将削弱他们的这种权力。”[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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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竞争与选举农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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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南亚国家清楚地显示出民族主义运动和农村政治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三种关系。印度的民族精英分子在独立之前已经在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独立之后他们也能够扩大并完善这种支持。因此，他们能够保持政权达20多年。巴基斯坦的民族精英分子在独立之前并未取得农村民众的支持，独立后他们也不敢让自己接受竞选的考验。因此，他们很轻易地被从前殖民政权雇佣的官僚所取代。锡兰的民族精英分子在独立之前基础也很狭窄，也没有去争取群众支持。但他们决定接受民选的考验，结果于1956年在一次堪称典型的“农村化选举”中被赶下台。此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两党制容纳农村群众政治参与的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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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锡兰 锡兰于1948年在森纳那亚克及其刚成立才一年的联合民族党领导下获得了独立。联合民族党从创建于1919年的锡兰国大党当中吸引过来许多党员。锡兰国大党并未能像“印度的国大党那样，在农村以及城市下层阶级中形成组织基础，但其成员和领导却和印度国大党毫无二致，皆属西方化的中上层阶级人士”[52] 。锡兰的独立基本上可以说是印度人和英国人白送的一份礼物：印度迫使英国人给它以独立，从而也就使英国人除了给锡兰以独立之外别无选择。绝大部分锡兰民众在独立斗争中并未起任何作用。“在锡兰没有争取自由的群众运动，难得有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在最高领袖人物中间），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英雄和烈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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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控制新政府的是一个中上层阶级的全盘英国化的城市精英，其政治工具就是联合民族党。正像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个党的成员“除了肤色之外，什么都像原来的殖民统治者”[54] 。尽管锡兰有70％的农村人口，但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城市；尽管锡兰人91％不信基督教，而且有64％的人信佛教，但这伙人却大多是基督徒；这伙人讲英语，而92％的锡兰人对这种语言却一字不识。简言之，他们出身于并代表着不到人口10％的一个少数。这种诱人的局面足以使想借助占大多数的农村佛教徒和僧迦罗选民之力的人很快就动了心。1951年，这个集团的一位领导成员S. W. R. D.班达拉奈克（S. W. R. D. Bandaranaike）果然叛离了联合民族党，并自组反对派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以角逐1956年的大选。在大选前，普遍认为联合民族党将会轻而易举地再次获胜。斯里兰卡自由党“在开始竞选活动时几乎毫无获胜的希望。金钱和组织的优势以及大多数有声望的家族都站在联合民族党一边”[55] 。但结果却是斯里兰卡自由党及其同盟者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差一点获得半数的选票，更在全部95个议席中得到了51席的稳定多数。联合民族党的议席减少到8个，其10个内阁部长中有8个失去了席位。议会的组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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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选中，农村的中下阶层和下层僧迦罗人“突然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治力量，打破了从前少数富裕的西方化精英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局面”[56] 。自由党政府的就职典礼重新出现了民间的传统热闹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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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身披黄袈裟的佛教僧侣参与盛典，传统击鼓取代了喧闹的西洋小号；庆典结束时，身着围裙的友善而好奇的人群涌上国会大厦的台阶，穿过正在离场的宾客，来到议会大厦。他们一边端详着这座会议大厅，纷纷在他们刚刚选出的议员的座位上试坐，一边说道：“这是我们自己选出的政府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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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127年，一位目睹美国乡巴佬进城参观政府机关的新闻记者曾经写道：“这是人民感到自豪的日子。他们认为杰克逊将军是自己的总统 。”[58] 尽管1956年班达拉奈克的革命比1829年杰克逊的革命更具有根本性，性质却是非常相似的。正如霍华德·里金斯（Howard Wriggins）所指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所有南亚国家的大选中，“唯有这次选举明显导致政治权力从一部分人民转到另一部分人民的手中。这次权力点的转换没有伴随着流血、贿赂或对选民的暴力威胁。它也不是一次对政变的认可，而是成千上万个投票人所做之选择汇集成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权易手”[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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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自由党胜利的基础是它能诉诸锡兰农村大多数人的利益、佛教信仰和僧迦罗人的偏见。联合民族党被当作西方化和基督教的异党而受到攻击。佛教僧侣走村串巷，沿途宣称投执政党一票就是投反对佛祖一票。自由党主张以僧迦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这既迎合了下层中产阶级和厌恶上层阶级张口就说英文的“小知识分子”，也能取悦于一向对操泰米尔方言的少数人（约占人口的20％）把持政府职位耿耿于怀的僧迦罗多数人。语言和宗教问题克服了其他方面的分歧，为自由党的竞选联盟打下了基础，“使城市政治领袖、农村中产阶级和农民得以联手共同抵御在1956年被认为是由联合民族党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侵蚀”[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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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果然采用了僧迦罗语为官方语言，并实行了其他一些旨在加强它与农村选区联系的计划。这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1958年泰米尔人与僧迦罗人的种族冲突和1959年班达拉奈克被一名僧迦罗极端分子所暗杀。1960年3月的大选形成僵局，但7月举行的复选再次使斯里兰卡自由党获胜。对它的支持仍然是来自农村，它在那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相反，在1960年的第一次选举中，自由党在大城市的18个议席中未获一席。在复选中也仅获四席。自由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国会的某次讲话，一语中的地表达了该党的态度，他宣称自由党已经建立起一个“准则……一个非常简单的准则；我们站在我国农村人民的利益一边……我国的普通人民，我国的农村人民大可放心，我们决不会使他们失望”[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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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的政策引起其他上层集团的反感是如此之大，以致在1962年1月发生了一场未遂军事政变。这实际上是老的、西方化的上层阶级精英分子试图东山再起的一场较量。“几乎所有的阴谋嫌疑分子都是基督教徒，其中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许多人出身富有的名门世家，曾在有名望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大体上代表着信奉平均主义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矛头所向的‘特权阶级’。”[62] 这次政变反映了农村群众参政后在政治体系内部造成的紧张局势。1965年联合民族党和代表泰米尔少数派的联邦党携手合作，获得了胜利，显示出这个政治制度不但有足够的适应性去吸收农村群众，而且也有足够的适应性让已经成为反对党的城市精英集团在新形势下重新掌权。联合民族党把自己的口号调整到堪与自由党进行竞争，它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得以重新执掌权力的。一方面，农村群众被同化到政治体系中来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参政也改变了该体系的风格、术语、政策和领导方式。可以说，竞争性政党体制大体可以成功而和平地调节政治参与范围和政治权力分配这两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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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及以后的土耳其 土耳其在20世纪50年代差不多同时也经历了与锡兰多少相类似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复杂的环境迫使伊斯麦特·伊诺努政府准许共和人民党内部一批高级负责人脱离出去另组反对党。这批负责人与共和人民党掌权人物之间并无根本分歧，但他们的确具有更加自由的倾向，对私人企业也抱着赞同的态度，因此与在30年代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商业阶级联系密切。在共和人民党的长期统治中，反对党曾于1924年和1930年两次短暂地获准存在，共和人民党领袖此时无疑也认为，这个党内新的异己分子集团在党外构成的威胁将比留在党内要小。不管怎样，这批人组织起了民主党并参与角逐1946年的大选，获得了国民议会15％的议席。在以后的4年中，民主党先声夺人，接着共和人民党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地在农村和城市动员和组织自己的选民。在1950年大选中，共和人民党本指望再一次获得绝对多数，可它失算了，结果是一败涂地。民主党获得了53％的选票和408个议席，共和人民党获得了40％的选票和可怜的6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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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个相当大的多数，而在农村又与共和人民党平分秋色。这次大选标志着农村选民在土耳其政治中开始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以后的几年中，阿德南·门德里斯（Adnan Menderes）的民主党政府竭尽全力认同于农民。在经济上，政府修建农村道路、发展农业机械、提供农业津贴和信贷。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它在文化方面放松了共和人民党统治时严格规定的世俗化政策，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程，提供政府基金修造清真寺。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门德里斯“是土耳其第一个迎合农民的人”[63]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农村对民主党的支持增强了，同时城市中产阶级对它的支持却减少了。在1954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得票率提高到56.6％。门德里斯如此发问道：“只要农民跟我们在一起，伊斯坦布尔的知识分子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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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大选中投票下降，民主党的得票数也随之减少。门德里斯政府日益转向独裁的统治方式，城市中产阶级舆论越来越对它不利，1960年5月它被军方赶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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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否决政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由于古赛尔将军及其同僚尽快设法恢复到文官统治，从而迅速地获得了妥善的解决。但在1961年大选中，从前的选举模式再度出现。尽管所有的条件都对共和人民党有利，它还是只得到了37％的选票，而新成立的正义党却继承了已处非法地位的民主党的衣钵，得票率35％。在1965年的大选中，正义党所向披靡，锐不可当，获得了56％的选票和57％的国民议会议席。对其支持来自各个方面，但其中最有力者当推农民的选票。照韦克（Weiker）的话说，土耳其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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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迅速的改革和坚持自由的多党政府，二者同时并举是困难的……土耳其领袖们时常宣称，只要在正确的领导下，人民就会理解形势并自愿做出牺牲。可这种事还从未在土耳其发生过。事实上，具备自由选举权的土耳其人民从未把他们的选票投给那些主张迅速改革的代表，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事在今天也同样是不大可能发生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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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制不仅导致迎合农村的利益，也导致原属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权力逐步分散的趋势。1947年，为了对付民主党人的挑战，共和人民党放松了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因而有70％的议员提名落到了地方党组织手中。弗雷写道，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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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中央控制和党的纪律就明显地削弱了。地方势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损害了党执行必要的政治任务的能力，甚或进行党内的调查都办不到……那些在中央失势的桀骜不驯的党魁们就不顾中央的反对，开始迎合地方势力，以便重新获取权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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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印度和锡兰一样，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趋向于由全国性的、西方化的、“主张国家实现训政式发展的”官僚精英让位给“注重眼前地方政治利益”的乡绅。[67] 在40年代晚期从一党制向竞争性政党制度转化时期，这一变化最为惹人注目。农民、律师和商人取代了军官和文官，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上风。同样，地方主义也在加强，譬如在一党制的鼎盛时期约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出生在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实行两党竞争制10年以后，这类议员就增加到了三分之二。[68] 政党竞争不仅把群众带进政治，而且也使政治领袖更加接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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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和土耳其的例子，突出地显示了两党制竞争和农村化选举有助于将那些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农村集团溶化到政治中去。颇为类似的国家，下面不妨再举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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