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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胜利对人民民族党产生了影响，促使它加强在群众组织方面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作为布斯塔芒特工会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还帮助了人民民族党内的温和派在50年代早期的党内斗争中战胜了极左派。因此该党能够在1955年以颇大的多数战胜工党，重新执政。几年之后，工党通过动员它在农村的力量又一次上台。于是，牙买加两巨头和政党之间的竞争，就推动了牙买加民众的政治动员，并通过政党及其附属工会把民众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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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莱索托 巴苏陀兰接近独立时，其主政党是巴苏陀兰大会党。该党是按照加纳人民大会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支持者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教师、新教传教士以及其他城市集团。党的领袖们都曾到过国外，与泛非运动关系密切，但他们对本国农村情况却不甚了解，缺乏具体接触。像在牙买加、锡兰和塞内加尔一样，反对党“巴苏陀兰民族党”（BNP）在1965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才刚刚成立不久，它的力量来自农村，那里的酋长们和罗马天主教士们都积极支持它。在竞选中，它把力量主要集中在“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上。大出多数观察家所料，该党以保守主义纲领赢得了选举，得票率42％，战胜了得票率40％的巴苏陀兰大会党。政党竞争使得一个保守的农村政党压倒了一个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城市政党，这又是一个例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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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员和同化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渐次的、有时甚至是暴风骤雨式的。上文所举诸国的例子，也只不过是这种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罢了。在某些国家中，这一过程的确可能是非常缓慢的，以致几乎不可能指出哪一次特定的选举堪称是权力从城市精英手中转到农村群众手中的显著标志。例如在菲律宾独立之后，对农村选民的动员在历次大选中都曾进行过，而每次大选中在职总统无例外地总是被击败。1953年麦格赛赛一举击败了季里诺（Quirino）总统。麦格赛赛的竞选口号和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所作所为，都是面向农村选民的。除了土地改革法和其他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外，他还开拓了“公开的渠道，和菲律宾的农村民众建立起持久的政治联系……他是使大量的民众有机会接触政府和总统的第一位领袖；他也使人们相信，政治变革可以在政府结构之内合法地进行，诉诸暴力既无必要亦非明智。麦格赛赛以后，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无视他的目标和形象”[76] 。但他的继任人加西亚（García）却是个比他保守得多的上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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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反对派候选人马卡帕加尔令人惊异地战胜了加西亚，从而开始了农村群众政治动员的第二个阶段。马卡帕加尔与麦格赛赛一样，出身贫寒，非常重视争取农村选民的支持。在四年的竞选活动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及菲律宾23000个村镇的每个角落。他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动摇了地主和民族主义党对农村选票控制的总统候选人。[77] 1965年马卡帕加尔又被斐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击败，马氏似乎也有决心继续推行农村动员和土地改革的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菲律宾缺乏有效的政党组织，政党与社会力量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绿色起义”曾经在各种党派的旗帜之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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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国存在的较为显著的农村化选举诸例，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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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上层阶级的现代化精英集团被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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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结果出乎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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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胜党之所以成为赢方，主要是依靠它能动员农村新选民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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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胜党的领袖通常原属主张现代化的城市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但后来脱离了这个集团，并举起更得人心和更为保守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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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走马上任的新党，除去第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和代表通常都是些不具备全球眼光的、地方性的农村精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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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胜党用以争取农村选民的口号既强调种族和宗教感情，又重视“面包和黄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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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许多情况下，获胜党极大地得益于教士、佛教僧侣、阿訇及其他宗教人士在农村为它所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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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反对党的胜利被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共同视为国家政治进程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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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旦掌握政权，新政府的政策通常尽力取悦它的农村支持者，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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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会开罪于老派精英集团，以至于常常导致一场反对它的军事政变，这种政变在土耳其和缅甸是成功的，在锡兰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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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例子当中，下台的政党会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格局，努力争取群众支持，并在一些国家里（如在锡兰和牙买加）能重新通过选举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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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这正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经验的对比，说明了两党制在完成这种同化时比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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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组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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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却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但它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需求。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美国促进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把群众动员起来进入政治。其他的集团也为组织这种动员做了许多有意识的和认真的工作。列宁在1905年曾说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道：“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78]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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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onard B. 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60），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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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ilip Rudolph，North Kore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9），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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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ymond Vernon，The Dilemma of Mexico’s Developmen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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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Corpierre，“Le totalitarisme africain，”Preuves，143 （January 1963），17，转引自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the Partyin Single-Party African States，”in LaPalombara and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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