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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菲尔麦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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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菲尔麦把一种“绝对权力”交给了“根据生育权而来的父亲们”，他很难决定儿子对于自己的儿子们所享有的这种权力应当是多大。结果，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把一切的权力授予亚当。当亚当在世，而他的儿子们又已做了父亲的时候，就得让那些儿子们享有菲尔麦无法加以否认的一部分权力。这就成了一桩非常难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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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麦说：“上帝给了父亲把对于儿女的支配权转让给别人的权利或自由。”我怀疑他能否全部“转让”应受儿女“孝敬”的权力。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对于同一种权力，他不能既“转让”又保留。因此，如果统治者的主权如菲尔麦所说的那样，“只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父亲所享有的威权”，而统治者享有这种父权的全部——如果“父亲身份”是一切威权的源泉的话，统治者必然享有全部的权力——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他的臣民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享有对自己的儿女的支配权，不能享有受他们孝敬的权利。因为全部东西在别人手中，一部分仍留归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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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菲尔麦就陷入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戒命是指政治上的支配，它便直接推翻了菲尔麦的君权之说。因为这既然是每一个孩子对其父亲应尽的义务，甚至在社会中也是如此，那么，每一个父亲就必然享有政治支配权。这样一来，有多少父亲，就会有多少个统治者。根据这种政治学，在一个国家里，有多少个父亲就设立了多少个君主。除此以外，母亲也有这种权力，这又破坏了单一的最高君主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如果“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戒命指的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与政治权力完全无关的意思，那么这一戒命对他的目的就毫无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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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难使菲尔麦在用语上非常含糊，也使他在把“父权”这种绝对自然权安置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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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只有亚当一个人享有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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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双亲”具有这种权力，而“双亲”一词是不可能单指父亲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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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父亲在世时的“儿子们”拥有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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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家族的父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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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泛指“父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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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亚当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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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亚当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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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先祖们，诺亚的一切儿子们和孙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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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最年长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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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一切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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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一切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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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最早的祖先——他们最初是全人类的生身父母——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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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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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治理“国家”的人们，不问其是少数几个人，或是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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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一个“篡位者”，即能够攫取这种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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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拥有一切权力、威力和治理权的“新的乌有先生”。按照菲尔麦的见解，这个用以指定和确立人民必须服从的君主和君位的“父的身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为任何人所有。其结果是，他既可以把王权授予民主制度，又可以使篡位者成为合法君王。如果他的政治学竟能建立这样巧妙之奇功的话，那菲尔麦和他的信徒们凭借万能的“父的身份”，便作了大大的贡献。因为这个“父的身份”除了把世界上一切合法的政府推翻、摧毁，并代之以动乱、专制和篡夺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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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章至第六章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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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终于把菲尔麦关于亚当有“绝对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类并非是生而自由的”这两个观点的一切论证，全部考察过了。综上所述，既然上帝的创造只是给了人类一种存在，而不是把亚当“造成”“他的后裔的君主”；既然亚当不是被确立为人类的主人，也没有被赋予支配其儿女之外的“个人支配权”，而只是被赐予了全人类子孙都共同享有的支配土地和低级动物的权利和权力；既然上帝也没有给予亚当支配其妻子和儿女的政治权力，而只是作为一种惩罚，使夏娃服从于亚当，或者只是在有关家庭事务的处理上对女性的从属地位作了预言，但并没有因此而使作为丈夫的亚当拥有属于行政官长的生杀予夺之权；既然父亲们不能因生育儿女而取得对儿女们的政治统治权；既然“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戒命也没有授予这种政治权力，而只是责成人子对双亲应尽的孝道，不论他们是不是臣民都一样，并且对母亲与对父亲一样；既然上述诸点都是对的——在我看来，根据上面的论证，这是十分清楚的——那么，人类确实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由”，而不管菲尔麦如何坚决地对此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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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切具有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共同的权利和特权。这一点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菲尔麦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王权的有力拥护者——约翰·黑沃德爵士、布莱克伍德和巴克利三人也不能否认，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人类天赋的自由和平等”，认为这是无可怀疑的真理。菲尔麦所提出的任何论据，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主张：“亚当是绝对的君主”，以及“人类并非是生而自由的”。甚至于，他自己的论据也自相矛盾，打了他自己的嘴巴。所以，用他自己的论证方法来说，“最初的谬误原则一旦失败，这个绝对权力和专制制度的庞大机构也就随之坍塌了”。至于对他在如此荒谬和脆弱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切理论，也就没有必要去驳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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