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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麦认为，亚当“父权”是指亚当基于“父亲身份”而拥有的统治除他以外所有人类的权力。父权既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只源于父子的关系。父权不能被世袭，正如父子关系本身不能被世袭一样。如果一个人可以世袭父亲支配儿子们的父权的话，那么，他作为继承人，照样可以声称具有世袭丈夫对妻子的夫妇之权。丈夫的权力是基于契约，而父亲的权力是基于“儿女的生育”。如果一个人可以世袭由“生育儿女”而来的权力，那他就同样可以世袭由私人性质的婚姻契约而取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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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人们就有理由问一个问题：既然亚当在夏娃之前去世，继承亚当“父权”的继承人（比方说该隐），是否对他的母亲夏娃具有统治权呢？亚当的父权不过是因生育儿女而取得的一种统治儿女的权力，即便照菲尔麦的意思来说，世袭亚当“父权”的人，也只能继承亚当因生育行为而享有的对其子女的统治权。因此，亚当继承人的统治权不包括夏娃。如果包括夏娃的话，那么这种统治权也不过是亚当传袭下来的“父权”；而“父权”不是别的，只是与生育儿女有关的事情，那么，结论将会是：亚当的继承人是因为亚当生育了夏娃而获得统治她的权力。这显然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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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菲尔麦会说，一个人可以转让自己对子女的支配权，凡是由契约可以转让的东西，也可以由世袭而取得。我的回答是：一个父亲不能转让他对子女的支配权。也许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这种权力，但不能转让。如果有别人获得了这种权力，那也不是由于生身父亲的许可，而是由于那人自己的某种行为。譬如说，一个父亲违反天性，对自己的孩子不尽养育之责，把他出卖或送给别人，而受让者又把孩子抛弃了。这时，第三个人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养育、关爱和照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人怀疑，儿子的孝敬和服从应该大部分献给他的养父，或者说偿还给养父。如果另外两个人要向他索求什么，那也只有他的生身父亲有这种权利。但是，对于“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条戒命中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这位生父可能已经丧失了一大部分。而且，他也不能把儿子对他的义务中的任何部分转让给其他人。购买儿子而不尽养育之责的那个人，不能仅凭其购买行为和生父的许可，就享受儿子孝敬的权利。只有那个在行为上对垂死的弃儿尽了父亲职责的人，才有权享受与养育之恩程度相应的父权。在考察父权的性质时，这点将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阅本书下篇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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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目前的论证，有一点是很明白的：父权只是由“生育儿女”（菲尔麦把它作为父权的唯一根据）得来，既不能“转让”，也不能“世袭”。没有生育儿女的人不能获得源于“生育”行为的父权，正如一个没有写书的人不能享有作家的权利一样。如果有人问，父亲根据什么法律拥有支配儿女的权力？我可以回答说，无疑是根据“自然”的法则，自然赋予他支配儿女的权力。如果又有人问，菲尔麦所说的继承人根据什么法律获得世袭的权利？我以为也可以回答说，是根据“自然”的法则。因为，我没有看见菲尔麦曾引用过《圣经》中的一个字来证明他所说的那种继承人的权利。“自然”的法则之所以赋予父亲支配儿女的父权，是因为父亲的确“生育了”儿女。如果同样的“自然”法则把同样的父权交由继承人世袭，使他支配并非由他所生育的兄弟姐妹们，那么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父亲没有因生育儿女而获得父权，要么继承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样一件事：既然“自然”的法则根据“生育儿女”这个唯一的理由赋予父亲支配儿女的父权，那么怎么又可以不需这个唯一的理由就把支配兄弟姐妹的权力赋予长子。如果长子依照自然的法则可以世袭父权，却不需具有这种权力所依据的唯一的理由，那么，最小的儿子也可以有这种权力，乃至于外人，也和长子与最小的儿子一样可以拥有这种权力。既然只有生育儿女的人才有父权，那么，在无人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一切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我确信，菲尔麦拿不出什么根据来，如果有其他人能拿出根据的话，我们将在下面看看，它是否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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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能够证明，夫权可以属于不是丈夫的人所有。那么我相信，他也能证明菲尔麦所说的因生育而取得的父权可以由长子世袭，继承父权的长子可以拥有支配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权利，并且依照同一原则也拥有夫权。但是，在这点没有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亚当真有这种“父亲身份”的统治权，那亚当这种父权也不能传给他的第二代继承人，不能为他的儿子所世袭。如果“父权”这个名词对菲尔麦有用的话，我可以承认它。因为只要世界上一天还有父亲，便一天还有父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父权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所有的父亲中没有一个人会拥有亚当的父权，也不会有人从亚当那里取得他们的父权。每一个父亲都只是根据与亚当享有父权的同样资格而拥有各自的父权，即根据“生育”而不是根据世袭或继承，这正如丈夫的夫权不是从亚当那里承袭来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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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亚当“统治权”的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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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讨论亚当“统治权”的世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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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些国家的民法把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给予长子，权力的继承也是依照这种习俗而传给后代。因此，有些人就容易被这种现象所迷惑，认为对“财产”与“权力”两者都同时存在着一种自然或神授的长子继承权；认为对人的“统治权”和对物的所有权乃是从同一的根源产生，也应依照同样的法则世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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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我们已经知道，财产权最早产生于人类可以利用低级生物供自己生存和享受的权利。它以财产所有者的个人福利为目的。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人们甚至可以为了使用他们拥有所有权的东西而毁坏它。但是，统治权却大不相同。统治权以被统治者的福利为目的。设立统治权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财产免受他人的暴力或侵犯。统治之剑就是要使“为恶者恐怖”，凭借这种恐怖来迫使人们遵守社会的明文法律。这种法律是依照自然法则制定的，是为公众谋福利的。换言之，公共法规应尽可能地为社会的每个成员谋利益。这把统治之剑交由统治者掌握，不是让他只为自己谋私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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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文已经阐明的，子女们要依靠父母才能生存，因此，他们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由于这种财产是为他们自身的福利和需要才归他们所有，所以把财产称为财物是合适的。根据上帝或自然的法则，长子没有独占这些物品的权利。长子的权利与他的弟妹们的权利是一样的，即都是基于他们必须靠父母养育、扶持和过舒适生活的那种权利，舍此以外，别无其他根据。但是政府则不同，它不是为统治者的私利，而是为被统治者的福利而设立的。当然，统治者作为共同体的一分子出现时，也和其他人一起受到政府的照管，并依照社会的法律，各尽其职，为全体谋福利。因此，统治权不能依据子女世袭父亲财产的理由来承袭。儿子有权利从他父亲的财产中取得生活的必需品来养活自己，因此他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继承他父亲的财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也有权去继承他父亲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儿子有权向父亲索要的只是抚养和教育，以及自然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他没有权利向父亲要求“统治权”或“支配权”。如果父亲拥有统治权的话，那种权力也是为了他人的福利与需要而赋予他的。儿子没有那种统治权，也仍然可以生活下去，并从他的父亲那里取得他应得的生活品和教育的福利。因此，儿子不能凭着一种完全基于自身私利的权利，来要求统治权或世袭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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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谁有权继承统治的权力，就必须先弄明白第一个统治者是怎样获得他的权力的，也即就要弄清他根据什么理由获得“最高统治权”，凭什么资格享有这种权力。最初的权力来源方式，必然决定这一权力传承和移转的方式。因为使第一个人成为合法“统治者”的权力，也必然使第二个人成为合法的统治者，这样它也给予了后者的王位继承权。如果最初是人们的同意和许可，把权杖交到一个人手上或把王冠戴在他头上，那么，继承习惯或长子继承权本身都不能成为世袭王位的权利或口实，除非建立这种政府形式的民众同意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王位继承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不同的国家里，王位的传承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个地方根据世袭权而当上君主的人，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只是一介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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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最初是通过正式授予和明确宣告，把“统治权”和“支配权”交给某个人，那么，此后要求得到王位的人，也必须取得上帝的正式授予和明确宣告。因为，假如上帝没有规定权力传承和移转给别人的方式，那就没有人可以获得最初的统治者的权力，包括他的儿女。除非上帝有命令，长子继承制也不能成为要求世袭统治权的根据。如我们在《圣经》上所见，扫罗由上帝直接指定而获得王位。扫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对王位的继承权也就没有了。大卫王凭借与扫罗登基同样的资格——即上帝的指定——继承了他的王位，这就排除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世袭父权的要求。至于所罗门拥有继承他父亲统治权的权利，那也一定是基于别的资格，而不是基于长子继承制。如果弟弟或姐妹的儿子也具备与第一个合法的君主同样的资格，那么他在王位继承上就必然享有优先权。在统治权由上帝亲自指定的情况下，只要上帝发出命令，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和同族中最初拥有这种权利的人一样，也必定会承袭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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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育儿女”的行为给一个父亲“统治权”和“支配权”，那么继承和长子继承制就不能给儿子这种权力。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父亲的生育儿女的资格，那他也就不能继承他父亲根据父权而拥有的支配他兄弟的权力。同时，还有一点也是很明白的：一个政府，不管它最初是被认为建立在“父权”，“人民的公意”，还是“上帝的正式指定”基础之上，依据继承的权利，它的统治权只能够传给那些与被继承人具有相同资格的人。具体来说，基于“社会契约”的权力，只能够传给依照该契约取得这一权力的人；基于“儿女生育”的权力，只有“生育儿女”的人才能享有；基于上帝的正式“授予”或“赐予”的权力，只有这种授予或赐予所明确指定的人才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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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利用万物的权利，本来是基于人类具有的维持自己生活和享受生活便利的权利。子女之所以有承袭父母财产的自然权利，是因为他们有从父母的财产积蓄中取得维持生存与生活物资的权利，父母在自然慈爱的教导下，把子女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抚育。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财产所有者或继承者的利益，不能作为儿子们继承“统治权”与“支配权”的理由，这些权力的起源和目的都与财产权不同。长子继承权也不能作为一个人独享承袭财产权和统治权的依据，这一点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说，亚当的“财产权”或“个人的支配权”不能赋予他的继承人任何统治权或支配权。他的继承人由于没有承袭亚当的一切所有物的权利，因此不能取得支配他的兄弟们的统治权。因此，纵使亚当由于他的“财产权”而使他拥有了任何统治权——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统治权也随他的死亡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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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正如亚当没有足以使他对人类拥有“统治权”的“财产权”和“父权”，亚当建立在这两种资格中任何一种之上的统治权，不能传给他的继承人，而只能随着他的死亡而告终。因此我们说，亚当既然不是君主，他那虚构的君位是不可以世袭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一下所谓亚当的继承人，看看亚当是否曾经有过如菲尔麦所说的继承人，来世袭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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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 第十章 论亚当君权的嫡传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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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麦告诉我们说：“任何一群人，无论是一大群还是一小群，也不管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或是天涯海角，在这群人当中必定有一个人，由于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天生就有权利做其他一切人之君主，那么其他一切人都从属于他。一个人生来不是君主就是臣民，这是一条不容争辩的真理。”他又说，“如果亚当自己还活着，并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一定有一个人——而且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菲尔麦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一群人”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君主，那么，依照菲尔麦的法则，他们“当中必定有一个人，由于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天生就有权利做其他一切人之君主”。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倘若这个“嫡传继承人”的权利真的是有效力的话，也就是说，倘若如菲尔麦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的意旨”的话，那岂不是一切人，包括从最高贵的到最卑下的都要做这个“嫡传继承人”的臣民吗？那些拥有君主称号而不具备做“亚当的嫡传继承人”资格的人们，能够凭借这个称号向他的臣民继续要求服从，而不必依据这个法则把自己的权力交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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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只能是：要么不能以亚当的“嫡传继承人”资格来要求或掌握世上的统治权，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提出这一资格便毫无意义，是否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与能否取得统治权也就毫无关系了；要么如菲尔麦所说，亚当的“嫡传继承人”的确具有执掌政府与统治权的真正条件。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找出亚当的真正“嫡传继承人”，立他为王。然后，让世界上的一切君主都把他们的王冠和权杖奉还给他，因为这些东西已不属于他们了，正如臣民们也不属于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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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一切人聚在一起，便形成“一大群人”。这样，上面的结论就变成：要么亚当的“嫡传继承人”生来就有做世间一切人之王的权利，这对于确立一个合法的君主并不是一种必要条件，因此没有这种权利的人也可以做合法的君主，君主、君位和君权的取得并不取决于它；要么全世界的君主除一个之外都是不合法的，因而也无权使人服从。换言之，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亚当的“嫡传继承人”的地位，是保有王位和取得人民服从的依据，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资格，其余的人都是臣民，不能向与自己同样是臣民的其他人要求服从；要么这个资格根本不是君主据以行使统治权和要求人民服从的依据，这样，即使没有这种资格，现在世界上在位的君主们还继续当他们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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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亚当“嫡传继承人”的自然统治权的梦想，对于现世君主获得服从和进行统治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如果君主们不是，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却照样享有统治的权利和要求臣民服从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这种资格我们也必须服从他们，那么这种资格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菲尔麦和他的代言人定要坚持亚当的“嫡传继承人”的资格，却又指不出这个“嫡传继承人”是谁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便不受任何拘束，都是自由人了。因为现世君主们没有“嫡传继承人”的资格，他们就无权发布命令，我们也就没有服从他们的义务。倘若亚当的“嫡传继承人”只有一个，那么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君主，在谁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够心悦诚服地去服从别人。因为也许这个“嫡传继承人”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中的一员，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倘若亚当的“嫡传继承人”不止一个，则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嫡传继承人”，每一个人便都有王权。因为，如果两个儿子可以同时是“嫡传继承人”，那么所有的儿子同样都是“嫡传继承人”。这样一来，由于一切人都是亚当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儿子的儿子，便都是“嫡传继承人”。简言之，要么只有一个人是君主，要么所有的人都是君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统治和服从的纽带都会因此而断裂。因为，如果一切人都是“嫡传继承人”，他们就对任何人都没有服从的义务；如果只有一个人是“嫡传继承人”，那么，在人们找到他并且弄清他的身份之前，谁也没有必须服从他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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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嫡传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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