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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此详述见Daschitschew：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第41页起若干页和第51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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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比较，参见Göckenjan：Weltherrschaft oder Desintegration；关于蒙古帝国的扩张，参见Weiers：Geschichte der Mongolen，第45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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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第一帝国）及其希腊化继任帝国——作为连接地中海地区与亚洲的中间帝国——在Breuer的书中有生动描述：Imperien，第122～158页；对葡萄牙在欧洲殖民帝国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带头作用的深入研究，见Abernethy：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第45页起若干页，以及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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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方面的简述可参见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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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特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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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何谓帝国，不妨先走到其反面，试析帝国不是什么。首先，帝国有别于国家，准确地说有别于制度化的领土国家，后者遵从完全不同的准则和行动逻辑，包括内部人口融合方式和对属地边界的理解。一般而言，国家间的边界清晰而明朗，但这种明晰的国界除了少数例外，鲜见于帝国。昔日帝国属地广袤无垠，边境的部落和游牧族群时而顺从、时而违逆帝国的意志，帝国之界变得模糊不明。当然，如今帝国的疆界不再如上述古代帝国那样迷失于属地的辽阔无际，但是即便那些曾经不受统治的游离地带（古典帝国扩张的触角曾得以伸入其中）早已不复存在，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依然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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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疆界不是将权利对等的政治实体隔开，而是起到将权力和影响力分层之用。此外，与国家边界相反的是，帝国的疆界具有单向通行的特点：进入帝国的条件，绝不等同于脱离帝国的条件。这跟帝国本身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有关，想进去的人多于想出来的人，而这一点也会对边缘政权造成诸多影响。美国人旅行、工作，在全世界畅行无阻，但没有美国国籍的人，就不能随意踏上美国的领土。这昭示了一种地位上的差距：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政治实体并不享有与帝国同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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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国边界的单向通行性相对应的，是极端不对等的干预条件。从19世纪开始，美国涉足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从不必担心这些国家倒打一耙，干预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更别提军事事务了。这种不对称性恰恰反映了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的差别所在。与国家截然不同的是，帝国没有与之权利对等的邻国，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是个复数概念，帝国则往往是单数形式出现。帝国这一事实上或自我标榜的独特性对其内部融合方式不无影响。由于面临来自邻国的直接竞争压力，国家在整合其境内人口时会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这就意味着：无论民众是生活在中央，还是远在边塞，都须给予其同等权利。而帝国却并非如此。在政治中心地带和外围之间总是存在融合度的落差，越往外围去，法律约束力越小，而参与权力中心决策的机会也随之下降。以美国为例，这种情况体现在所有那些被美国政权所左右但又绝无可能被美国吸纳为联邦州的地区。在加勒比海地区就不乏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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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时候，帝国疆界也可以替代国家边界。曾几何时，在欧洲境内，诸多殖民帝国通过国家边界各自分开，但在亚非大陆它们则借助一道道帝国边界，同自己的欧洲邻居——很多时候是松散的统治联合体——彼此隔开。两种边界截然不同，透过边界可以看清楚，在边界之外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帝国。但是帝国疆界也可能与主权国家间的边界 重叠，而且这种叠加会使得国家间的边界更加泾渭分明、壁垒森严。曾经横亘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那条国界，在当时，也是苏联帝国的对外边界。这种功能二合一的情形，赋予了两德边界独有的特点，也正因如此，这条边界才没有在历史的长卷中被人遗忘。自地球上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以主权国家的形式在政治上被敲定以后，上述两种边界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互补性关系，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性关系了：帝国结构覆盖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但不再取而代之。这时候，辨识一个帝国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一旦认定帝国体系和国家政权之间非此即彼，那么难免会得出当今世界不存在帝国的结论。相反，如果相信帝国结构会覆盖主权国家体系，就会发现还存在另外某种权力和势力架构——它并不等同于主权国家的秩序体系。帝国的结构主要在非正式领域才显露面目，这也是帝国边界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国家间的边界往往是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边界的叠加。这个特点赋予边界以力量，但同时也让它显得僵化和死板。帝国边界则不同，它像一张交错的网，在那里面政治和经济的界线彼此分开，文化差异呈层级化分布，而语言差别从来无足轻重。这个特点减少了帝国边界的正式性，增加了它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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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还可以比照霸权的支配性结构来勾勒帝国的轮廓。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霸权统治和帝国统治之间的界线是动态的。但在两者之间做个区分，还是很有必要的。霸权是形式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所构成的集团中雄踞主宰地位的力量。帝国则不同，至少在形式上，取消了平等，将弱势行为体降格为附庸国或者卫星国，而且它们或多或少仰帝国中心之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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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都是通过在帝国和霸权之间做对比，来描述苏联在华约以及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苏联曾被卫星国环绕四周，它们如何运转皆由中心来规制。[1]北约不一样，它被视为原则上平等的盟友结成的体系，在其中，美国作为实力远在他国之上的最强、最大的伙伴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美国基本始终把持着军事最高指挥权，其他成员国顶多就是拿下秘书长之位。通过对北约和华约的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在冷战时期对帝国和霸权做区分，难免带上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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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霸权的不同，还有一个佐证是来自更久远的历史深处，政治上也没多少争议，即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最初，提洛同盟是在小亚细亚西岸及爱琴海地区建立起来的反波斯霸权。在同盟内部，各盟邦地位平等。当然，从一开始各个成员对同盟的贡献便千差万别。有些只掏钱，有些提供船只。而雅典始终是贡献战舰最多的那一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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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盟邦在贡献和实力方面事实上的差别，对同盟的内部体制不无影响。它使得这一同盟渐渐从霸权（hegemonía）转变成统治权（arché）。[3]当时雅典统率同盟的联军，掌管财政大权，规定盟邦盟金的金额，主导商事裁判权，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度量衡在整个同盟范围内畅行无阻。此外，它向各个盟友的城邦派驻了卫戍部队，从而对盟邦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末了，它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大家宣誓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雅典及其盟友”，变成了“雅典人民”。它还将战争与和平的定夺大权从同盟大会移交到雅典公民大会手里。后来科林斯人怂恿斯巴达同盟[4]和雅典决一死战时，他们厉色声讨：霸主，业已蜕变成独裁者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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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新定位置于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解释，理由不言自明。虽然，当时的雅典无论在疆域跨度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还不足以称为帝国。但若细细观察，帝国政治的很多因素其实已在雅典霸权里显露无遗。当然，对此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一演变过程极具开创性的论述。所以，我们在后文中将反复提及雅典海上霸权，虽然严格说来它只能归入广义的帝国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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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帝国的轮廓还可借助19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概念来勾勒。在帝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做区分，首先有助于我们扬弃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理论所惯用的规范-评价性视角，转向一种专注帝国行动准则的描述性分析的思路。此外，根据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帝国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外扩的过程。言下之意，它的发展轨迹是单向的。这样的理解，对帝国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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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意味着要有一种成为帝国的意志，无论是出自政治抑或是经济的动机。这种意志即便不是世界帝国形成的唯一起因，至少也是主导因素。不同于这一论调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爵士 曾在1883年口出妙语，他说，大英帝国似乎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征服了半个世界。[6]恰恰是他这种带着刻意片面性的措辞——其实西利想借此呼吁英国实行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大英帝国夹在新生强国美国和沙俄中间将凶多吉少——指出了帝国主义理论有多夸大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上帝国之路的行为体所抱持的野心和主观意识。其实，几乎没有哪个帝国的形成是基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考量。大部分帝国的诞生，都是一堆偶发事件和个别决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决策又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毫无合法性可言的个人做出的。如此看来，可以说几乎每个帝国都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降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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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学说理论把目光聚焦于“中心”，但在中心之外，对“边缘”同样需要加以注意。我们要关注那里的权力真空和经济动力，关注在地区冲突中弱势一方的军事干预请援和当地主政者的决策。近来，流行一个新词：受邀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有人用它来表述美国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扩张。[7]其实这个表述也凸显了边缘在帝国产生过程中的“发起者”作用。毋庸置疑，中心推向边缘的帝国原动力确实存在，是它将行为体自身的权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但除此以外，还同时存在一种源自边缘的旋涡般吸力（Sog），它也同样拉动统治范围向外延伸。究竟两个不同作用力孰强孰弱要视具体情势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帝国主义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心的原动力才是关键因素。[8]而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边缘做更细致入微的考察，这不仅事关过往帝国的研究，同时对于解析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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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帝国势力比喻为太阳及围绕着它的星体，依我所见，并不是源于军事帝国特性，而是源于经济帝国特性。银行家Nathan Rotschild在19世纪初对英国下院演讲时说：“英国是世界金融之都，大宗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在这个金融中心的影响之下完成，不那么富有的国家必须像太阳系中小天体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围绕着金融中心运动，在那里获得光和养料，并乐此不疲。”转引自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1 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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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第5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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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46页起，将这一现象称为“吸收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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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称为伯罗奔尼撒同盟或拉刻代蒙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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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reuer：Imperien，第140～147页；详见Welwei：Das Klassische Athen，第77～139页；关于将雅典统治的政治学名称由原来的hegemonía改为arché，参见Triepel：Die Hegemonie，第343页起若干页；关于同盟的质变，见同一出处，第377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统治权的详述，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特别是第153～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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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Ferguson：Empire，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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