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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新定位置于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解释，理由不言自明。虽然，当时的雅典无论在疆域跨度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还不足以称为帝国。但若细细观察，帝国政治的很多因素其实已在雅典霸权里显露无遗。当然，对此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一演变过程极具开创性的论述。所以，我们在后文中将反复提及雅典海上霸权，虽然严格说来它只能归入广义的帝国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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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帝国的轮廓还可借助19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概念来勾勒。在帝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做区分，首先有助于我们扬弃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理论所惯用的规范-评价性视角，转向一种专注帝国行动准则的描述性分析的思路。此外，根据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帝国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外扩的过程。言下之意，它的发展轨迹是单向的。这样的理解，对帝国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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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意味着要有一种成为帝国的意志，无论是出自政治抑或是经济的动机。这种意志即便不是世界帝国形成的唯一起因，至少也是主导因素。不同于这一论调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爵士 曾在1883年口出妙语，他说，大英帝国似乎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征服了半个世界。[6]恰恰是他这种带着刻意片面性的措辞——其实西利想借此呼吁英国实行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大英帝国夹在新生强国美国和沙俄中间将凶多吉少——指出了帝国主义理论有多夸大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上帝国之路的行为体所抱持的野心和主观意识。其实，几乎没有哪个帝国的形成是基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考量。大部分帝国的诞生，都是一堆偶发事件和个别决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决策又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毫无合法性可言的个人做出的。如此看来，可以说几乎每个帝国都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降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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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学说理论把目光聚焦于“中心”，但在中心之外，对“边缘”同样需要加以注意。我们要关注那里的权力真空和经济动力，关注在地区冲突中弱势一方的军事干预请援和当地主政者的决策。近来，流行一个新词：受邀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有人用它来表述美国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扩张。[7]其实这个表述也凸显了边缘在帝国产生过程中的“发起者”作用。毋庸置疑，中心推向边缘的帝国原动力确实存在，是它将行为体自身的权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但除此以外，还同时存在一种源自边缘的旋涡般吸力（Sog），它也同样拉动统治范围向外延伸。究竟两个不同作用力孰强孰弱要视具体情势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帝国主义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心的原动力才是关键因素。[8]而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边缘做更细致入微的考察，这不仅事关过往帝国的研究，同时对于解析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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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帝国势力比喻为太阳及围绕着它的星体，依我所见，并不是源于军事帝国特性，而是源于经济帝国特性。银行家Nathan Rotschild在19世纪初对英国下院演讲时说：“英国是世界金融之都，大宗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在这个金融中心的影响之下完成，不那么富有的国家必须像太阳系中小天体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围绕着金融中心运动，在那里获得光和养料，并乐此不疲。”转引自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1 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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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第5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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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46页起，将这一现象称为“吸收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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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称为伯罗奔尼撒同盟或拉刻代蒙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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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reuer：Imperien，第140～147页；详见Welwei：Das Klassische Athen，第77～139页；关于将雅典统治的政治学名称由原来的hegemonía改为arché，参见Triepel：Die Hegemonie，第343页起若干页；关于同盟的质变，见同一出处，第377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统治权的详述，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特别是第153～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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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Ferguson：Empire，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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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Maier：Among Em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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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于完整性考虑，在此必须指出，在帝国主义研究理论中的旁支，也就是所谓着眼于边缘的帝国主义研究理论，极有可能看到了边缘对超级帝国产生的意义。这类理论认定：“大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一般都是由第三世界中的危机性事件引发的”。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第80～90页，上述引文见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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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世界帝国与超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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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会继续尝试通过与其他政治秩序的参照，来勾画一幅更加精细的帝国图景。不过在这之前，应先定下几条启发式标准，以便将世界帝国与区域性帝国或短命帝国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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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标准是帝国的时间跨度。帝国需至少经历一个崛起和衰落的周期，而且还必须已开启了下一个新的周期。[1]因此帝国存续时间较长这一标准体现在其制度革新力和再生力上，有了这两种能力，帝国的存在便不再取决于先父（们）的超凡领袖魅力。有鉴于此，在我们随后的讨论中，不会过多关注拿破仑开创的超级帝国（Großreich，或者称为大帝国），或者更为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纳粹政权。日本人孜孜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也不在重点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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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难界定的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即使我们认定，他的帝国政治始于俾斯麦下台，而不是在1871年凡尔赛镜宫上演的德皇加冕礼——第二帝国相较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帝国政治，持续时间还是更长久一些。后两者的帝国政治仅止步于大战初始阶段的几次胜利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把威廉二世和纳粹的帝国政治这两个先后出现又以德国一战战败为分割点的周期连接起来的话，似乎又可以将德国纳入帝国之列。可以认为帝国只是在内部出现了权力易手而已，而且它也满足上述所谓再生能力的标准。相似的情形还有日本。如果我们把1905年的日俄战争看作其帝国之路的起点，似乎将日本归入超级帝国之列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对这一判断加一条限定性的说明：对德日两国来讲，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的诞生，可谓姗姗来迟且都昙花一现。此外，由于德国和日本早早败降，很难确切断定当年它们究竟是世界帝国还是只是区域性超级帝国。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做超级帝国比较性研究时，将德国和法国列为研究的重点。而在本书中，笔者仅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失败帝国”（failed empire）的典型加以援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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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时间跨度标准，疆域跨度是另一个重要标尺。如果一个强国没有幅员辽阔的统治疆域，是不足以称为帝国的。所以，哈布斯堡皇朝从时间跨度上讲，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政权；但从疆域跨度而言，则多少显得牵强了。准确地说，它是一个雄霸中欧的超级帝国。在欧洲列强俱乐部里，它与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但它未曾寻求雄踞整个欧洲大地的霸权。即使在哈布斯堡的家族成员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时期，皇朝的霸权也没有超出中欧地区。查理五世是个例外，他既是西班牙国王，又当上了尼德兰的君主，他手中握有远比此后移驾维也纳的其他皇帝更为丰富的资源。1556年，哈布斯堡皇室正式分为德意志和西班牙两支，帝国之风也随之顺势吹到了马德里。[3]那句闻名遐迩的奥地利国家格言AEIOU（Austriae est imperare in orbe ultimo），即“奥地利乃最后一个帝国”，或曰“普天之下，莫非奥土”，在不久之后也变成了明日黄花，随风而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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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海洋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显然更适用于陆地帝国。海洋帝国的权力和影响，不光反映在其统治领土面积的多寡，更多体现在对商品、资本和信息等诸多元素流通的控制力上，以及对经济枢纽[5]、海港及可靠贸易通道的掌控上。对于海洋帝国的权力扩张而言，远比疆土的有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手中可供支配的资源，是商业伙伴对其国际通用货币的信任感。[6]关于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权力的巨大差异，我们还会在后文中详细阐述。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帝国权力的扩张、成形离不开地缘经济的因素。控制贸易，跟统御疆域一样，也是帝国权力的活水之源。以西班牙为例，直到16世纪末，它都尚未占有任何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通商口岸和金融城市，所以，它无法左右欧洲人主导的世界经济。对于英格兰的异军突起，并最终一跃成为更为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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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通过观察西班牙的式微和英国的崛起，我们发现很难将商品、资本流的控制，同疆域统治完全剥离开来。当西班牙夺回尼德兰失地的努力功亏一篑，其对外贸易也随之陷入停滞，于是经济流仿佛绕开了西班牙辖制的地区，这最终导致西班牙丧失了对欧洲经济的掌控力，其国际信用品质一落千丈。后果便是接二连三的国家破产。如果1588年无敌舰队能够获得胜利，并成功侵入英格兰的话，那么西班牙还有一线生机，从疆域统治的弯路转回经济流控制的正轨。但无敌舰队最终一败涂地，西班牙便告别了其帝国权力扩张的巅峰，从此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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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权国家相比，在帝国权力扩张、成形过程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得更紧密。由于这两个要素总是双管齐下，共同作用，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来考察。不过这其中，军事优势这一小因素也能对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产生大作用。比如1588年，英国人的优势之一就体现在他们以更优良的冶金技术铸造出的重炮上。[7]这个例子，特别提醒我们，世界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不仅局限于对疆域的有形控制，它还体现在对商品、资本流的无形控制上。可见，关于疆域跨度的衡量标准跟时间跨度的标准一样，是多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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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引向一个关于界定世界帝国极为棘手的问题：究竟怎么理解“世界”？“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要按这样的理解，只有在苏联瓦解之后的美国才有资格称得上世界帝国，而大英帝国充其量只能算作它的前身。按这样对“世界”的理解，诸多对世界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那些坚称美国之史无前例的学人，基本上这样论述：美国成了前无古人、横跨全球的强权，虽然它更多借助非正式支配手段而不是正式统治来完成这一壮举。按这样的逻辑，继续研究世界帝国的历史将无益于理解当今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2002）中沿用了这一论证模式，当然，他们这个模式下的新型帝国不必与美国强权完全一致。他们理解的帝国自成一种新型网络结构，超越了一切政治疆界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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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入观察美国的权力，我们还发现它不仅仅产生于对地球空间的统治，甚至体现在对宇宙空间的控制上。一方面，因为它开发研制出卫星导航的巡航导弹，使美国能够对地球任何角落实施军事打击；另一方面，美国也有能力将人类对扩张的幻想、对科技的憧憬加以集合和引导：从登陆月球，到长期载人的空间站，再到殖民火星的计划。由此可见，“世界”的概念已经超越地球的外延，具有跨星际的特点。[8]这种跨星际性，正是美利坚帝国重要的权力资源。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与历史上其他的帝国就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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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个相对且可变的量，不能拿诸如各大洲的地理边界或地球的有形面积等不变因素来固化。人类所有文明的独特视野和视角，都在形塑“世界”的过程中留下了各自深深的烙印，也就是说，其中文化和科技的力量超过了纯粹地理的因素。[9]“世界”究竟是什么，这取决于贸易关系的广度、信息流通的密度、知识的秩序以及航海技术等诸多因素。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帝国统治世界的诉求不断膨胀，且愈发强烈。按帝国的唯一性和独有性的特点，可以说，如今地球上确实只够容下一个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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