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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直至20世纪早期，大抵都相安无事。他们各自统领的“世界”，相互隔离且迥然不同。差别不仅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各自主宰不同的领地——他们沿着大高加索山脉，直到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将亚洲南北一分为二[12]——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英、俄各持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俄国人通过行政手段，必要时以军事手段，统治着一个陆地帝国；另一边，则是基本依靠海路贸易交流得以维系的大英帝国。他们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又都不去挑战对方的合法性——至少在俄国人克制自己、不追逐自己“向温暖海洋扩张”野心的时期，双方确是相安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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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后继帝国——美国和苏联的情形则大不一样。单就双方的指导方针和“使命”这一点，两国便否认了对方的存在合法性。此外，他们在同一空间、同一领域展开了竞争：从苏联打造规模庞大的战舰，进军世界公海，再到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角逐无处不在。同当年英俄关系不同的是，美苏并存对于它们双方而言，都构成了各自帝国主导权的限制。他们分享了同一个“世界”，而当年沙俄与大英帝国则统治着各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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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英海洋帝国和沙俄陆地帝国之间，却再也容不下希冀在余下的中间地带再建一个帝国的第三方。因为这样势必会引发与上述其中一个帝国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又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会将另一个帝国也拖进其中，加入对第三方的围剿。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安于各自“世界”的帝国之行动逻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试探，它们走向合作，勠力对付第三方，遏制第三方的权力扩张。从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再到昭和天皇，概莫能外。无论第三方与称雄世界的两大帝国中的哪一个产生了战略冲突，结果没什么不同。对拿破仑来说，他自始至终都绕开大英帝国走，而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极力避免与英国人起争端，他们都宁愿将其霸权主张限制在欧洲大陆，或者将霸权向东延伸。本质上讲，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东线折戟沉沙，而威廉二世则在西边同对手的争斗中丢了皇帝的宝座。日本在20世纪初成功地制服俄国，但最终在二战中败在美国手下。而美国当时也曾试图与苏联联手，开展战略合作。诚然，在任何情况下，海洋帝国和陆地帝国的内在需求必然引致它们合力对付第三方；而从各自帝国“世界”中衍生出来的行动准则，会荡涤一切阻碍，不达目的誓不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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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部边界相对清晰易辨的帝国“世界”，如何才能更精确地描述它们？它们的内部有何特点？与那些非帝国的“世界”又有何差别？另外还有关键一点：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内部空间是否存在什么共同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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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空间而言，中心-边缘落差是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提及。无论是建于疆域统治之上的帝国，抑或是主要通过“流”控制攫取权力的帝国，概莫能外。除此之外，学术文献还反复提及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征。不过，如此描述帝国特征，多少有点问题。一来它毫无新意，因为扩张的帝国总不可避免 会覆盖多种族及多民族群体，这一点不言而喻。二来它太政治化，毕竟，族群和民族差别何在、民族差异会被接纳还是被压制，最终都是由帝国中心依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14]的原则来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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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范围内，探讨西欧民族国家与中欧帝国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各自的弱点和优势何在：是单一民族的团结一致，还是多种族的多元化。在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痼疾已路人皆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内部也显露离心的倾向，这些都让一些人相信，民族国家在战时要优于多民族的帝国联合体。而一战的结局则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欧洲民族国家在世界政坛的边缘化，观念的钟摆又往回摆了过去。不过很显然，以上谈及的印象和想法，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学术的实证分析，标准难经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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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主体民族在一个帝国内的比例高低，并不能给我们解答有关帝国空间扩展和时间跨度的问题。在中华帝国内汉人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90%以上，1897年沙俄帝国人口中的44%为俄罗斯人，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奥匈帝国领土上操德语的奥地利人仅占24%，而1925年大英帝国境内英国人的人口比例更低至10%。[15]至少从短、中期视角看来，这些数字并不足以推导出什么富有价值的结论，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一个关于帝国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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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大国兴衰长周期的概念化问题，参见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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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yle：Empires，第306页起若干页，第319页起若干页。当然，多伊尔更多关注的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的成功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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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Kann：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reiches；有关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参见Kohler：Karl V.以及Haider：Kar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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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哈布斯堡皇朝的叙述也基本适用于拜占庭的情形。拜占庭遭受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后，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大片领土，沦为一个地区性霸权。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它继续追求世界统治权。参见Lilie：Byzanz，第75～141页，以及 Beck：Das byzantinische Jahrtausend，第7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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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sterhammel（Kolonialismus，第17页）对殖民地进行了统治型殖民地和据点型殖民地的划分。两者都可以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帝国形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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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nand Braudel在他有关15～18世纪社会史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竞争。后来转移到尼德兰地区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最后又转移到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转移对于欧洲权力转移的意义远甚于那些夺取领土而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参见Braudel：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第3卷，第147页起若干页和第187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Wallerstein：Das moderne Weltsystem，第97页起若干页和第24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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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Nef：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第89页起若干页以及 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8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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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顺便一提，这曾经体现在苏联身上。在控制太空方面，苏联曾经长时间领先美国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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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天下”（Ökumene）这一概念，参见Voegelin：Das ökumenische Zeitalter，第58～62页。对文化与技术因素意义的忽略，一直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秩序理论的根本性错误。他先是批评了美国“门罗主义”从美洲大陆慢慢到世界的扩张，后来他又自己设计出一个针对欧洲的“德国门罗主义”。参见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以及他的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还可以参见Diner：Imperialismus。所有这些想法都没有摆脱地球空间概念的束缚，并因此疏忽了帝国“世界”观的原动力，帝国“世界”观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扩张，却因资本主义扩张明显地获得了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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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reuer：Imperien，第12页起若干页和第15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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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Lilie：Byzanz，第14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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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俄国和英国在19世纪仅有的冲突都发生在这条分界线上：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由此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争夺波斯和阿富汗的争端。当时泛滥于英国知识界的仇俄情绪，也让两大帝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受到严重挑战。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28页起若干页，第7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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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在他的The Pity of War一书中开启了一场辩论：20世纪初的英国为了防止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陆地帝国而加入一战时，英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误读了英帝国自己的生存需求。事实上，英国政策如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源自其帝国“世界”的逻辑。彻底的“改天换地”（global shift），如弗格森所言，可能符合英帝国的中长期利益，但在事实上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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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许指出帝国的多种族或多民族特性只是为了强调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差异。民族国家的特征是政治空间和民族认同趋向高度一致。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著作Reich，Nation，Europa，第6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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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出自Osterhammel：China，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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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的干预压力、中立选项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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