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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逻辑由哪些元素构成？它的内在要求是什么？抵制帝国逻辑又有哪些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一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帝国的分析来逐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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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V，第84～116、450～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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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Volkmann-Schluck：Politische Philosophie，第39～58页中对米洛斯对话做出的阐释。与此相对，de Romilly：Thucydides中作者没有将这一冲突归因于米洛斯对帝国格局的误判，而是将这一冲突归因于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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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很显然，修昔底德的哪一种解释更受青睐，跟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有关：在德国文献中便随处可见对强权政治衰亡的记载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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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Ⅰ，144，1，以及Ⅱ，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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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lbright：The Arrogance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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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ürgen Habermas：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以及同一作者的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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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bermas：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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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如说Heinrichs：Die gekränkte Super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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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二章 帝国、帝国主义和霸权：必要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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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今天对帝国的看法，仍然受制于帝国主义理论所定下的准则。依帝国主义理论看来，超级帝国的诞生完全拜那些心怀扩张抱负的精英们所赐：出于威望需求和权力扩张的野心或者是攫取更多利润的贪欲，几个大国采取在经济上渗透其他地区、在权力政治方面并吞别国的政策；而欧洲殖民帝国的诞生，正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结果。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谈及帝国，这些欧洲殖民帝国往往都会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所以，在此我们需要将它们细细审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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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阅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政治文献，我们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帝国的诞生，不过就是精英们实现其帝国主义抱负的结果。[1]在此期间，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在扩大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竞赛中落伍的国家，不仅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而且生怕自己会由此而踏上衰落的不归路。[2]它们相信只有在抢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中胜出，在夺取全球经济最重要资源和市场的角逐中屹立不倒，才能以独立于世的政治力量 最终幸存下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以及一种焦虑的气氛，[3]曾笼罩于欧洲的上空，也笼罩着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侧翼大国，令它们头脑发热、焦躁不安。一时间，欧陆的未来似乎都悬于对海外权力及势力范围的瓜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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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我们不大可能还认为那狂热激烈的竞争阶段源自一系列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毕竟殖民主义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他们预期的收益。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这甚至与预期的结果南辕北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剥削和压迫方式之一。毋庸置疑，殖民帝国主义也确实配得上此一殊“荣”。但即使极尽武力压榨之能事，它的投入与产出也越来越趋向于相互抵消。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讲，殖民帝国主义其实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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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llwitzer：Ge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对这个时期在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进行的有关讨论给出了出色的综述。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和Schröder：Sozialisitische Imperialismusdeutung对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简要概述。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发展史，请参见Koebner：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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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与当今大企业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只有先做全球玩家（globalplayers），才能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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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界在讨论这种焦虑状态主要以德国为例。例如可参见Ullrich：Die nervöse Großmacht，以及 Radkau：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当然，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不限于德国，它也同样表现在法国和英国身上，狂热的日耳曼仇视情绪曾弥漫在这两个国家。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7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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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式动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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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解释上述这种失算呢？特别是当这种失算并不限于哪一国，也不限于欧洲大陆，它曾经蔓延全球，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就是其中一例。[1]同样，当年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也深陷帝国主义狂热：日本将战火烧遍东亚大陆，尤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与俄国人卷入纷争，最终触发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可谓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美国则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不仅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站稳了脚跟，随后还接管了菲律宾。而在菲律宾，美国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损失惨重的游击战争当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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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这种失算是因为受了癔症的感染，它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开来，以至于精英们都无法理性地谋求自身利益了？还是果真如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帝国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经济最发达国家的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商品开拓市场、为资本寻求投资机会呢？抑或是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其实是前现代精英的最后挣扎？那些精英不愿接受“贸易和变化”的新时代精神，便转投征服政策的怀抱，即使那明显是得不偿失之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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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那些超级帝国的成因，以及在帝国成形中相伴而生的种种冲突，在原则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一，强调非理性的根源，认为非理性侵入了一个渐趋理性化的世界，此乃问题症结所在。另一，帝国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强大行为体的一种理性行动，是民族资本竞争和资本回报需求给帝国主义扩张规定的方向。后一种解读模式，也让我们明白了与之应和的理论学说何以对超级帝国的诞生和崛起问题着墨不多，而更多是在探讨“资本主义有没有前途”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如果它有前途，是如罗莎·卢森堡所言，那将会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还是如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原动力可借助社会政治改革得以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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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霍布森开创了完完全全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在广大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中掀起了研讨的热潮。霍布森认为，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考量，帝国主义政策肯定是不划算的，是一桩十足的赔本买卖。跟经济落后甚至尚未开发的地区做生意，所得收益同维持帝国运转的军事和管理成本相比，极不相称，更别提还在那些属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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